應該說，瓦爾德施米特起初有一個十分美滿幸福的家庭。夫婦二人，只有一個上中學的十幾歲的兒子。這位學者家庭的氣氛顯然有些嚴肅有餘，活潑不足，夫人不大愛說話。
有一段時間，季羨林幫助教授翻譯漢文佛典，因此而常到他家裡去，與他們全家一起吃晚飯，飯後再工作到深夜。餐桌上，大多數時候是沒有人講話，安安靜靜的。季羨林記得，只有一次，教授笑著對兒子說：「家裡來了一個中國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學校裡吹噓一番吧？」
但是，幸福的家庭並沒有維持多久。二次大戰一爆發，希特勒法西斯軍隊兵源不足，教授也被征從軍，成為一個什麼軍官。不過，這時，他還能享受到一點探親假。後來，他們惟一的兒子也被徵入伍，且不久就在北歐的一個國家陣亡了。教授是一個十分剛強的人，但失去了惟一的兒子，再剛強的人，失去獨生幼子的傷心之情，也是可以想得見的。戰爭狂人希特勒害死了他的獨生子，但他在季羨林面前卻從來沒表現出傷心的樣子，他們夫婦也從未同他談到此事。只是本來就活潑不足的家庭，從此便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
教授被征從軍以前，預訂了哥廷根大劇院冬季演出的票，沒有退掉。他自己不能陪夫人去觀看演出，就委託季羨林陪夫人去觀看，每週一次。每到有節目的那天，季羨林吃過晚飯，便去接師母去劇院。劇院的節目，有時候是歌劇，有時候是音樂會，有時候是鋼琴獨奏，小提琴獨奏，演員或來自外地，或來自國外，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雖然處於戰爭年代，但劇場裡仍是一片昇平祥和氣象：燈火輝煌，燦如白晝，男士們服裝筆挺，女士們珠光寶氣。但是一出劇院，便是一片黑暗，燈火管制之下的哥廷根城，不允許一縷光線存在。就在這昏天黑地之中，季羨林要摸黑，走很長的路，把師母送回在山下的家中。然後再一個人回歐樸爾太太的家。他一個人在深夜回家，萬籟俱靜，走在寧靜的長街上，黑暗中，只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聲，不禁想起了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自己故鄉的父老鄉親們，一股股鄉愁不斷地襲上他的心頭。
3．交換期滿，有國難回
按照清華大學文學院長馮友蘭教授與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的互派留學生協議，學習交換期限為兩年，1935年9月到1937年9月。
經過兩年學習，季羨林的交換期滿，按照雙方的協議，到了他該回國的時候了。
這種時候，季羨林的思鄉情結越來越濃，已經去世的母親的面影不時在夢中出現，時而模糊，時而清晰，尤其是母親對寧大嬸說過的那句話：「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他走的！」每當想到這句話，他總感到有一種撕心裂肺的痛苦在襲擊著他。他也經常想到叔父，出國的時候，叔父已經失業，家裡的生活該會如何打發呢？他又想到叔父續絃新娶的嬸母，她對叔父如何？對自己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又會如何？自然，他也想到自己的妻子彭德華，她已到三十歲，年紀輕輕，帶著一個四五歲的女兒，一個兩歲的兒子，該是多麼不容易啊。
一想到這些，他出國前從濟南到北京之時，全家人為他送行的情景便又浮現在眼前，此時，親人們可能每天都在大門口翹首盼望自己回去了。他真想插翅飛回到親人的身邊。
但是，就在此時，「七七」事變爆發了，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開始了大規模侵略戰爭。事變之後不久，希特勒發佈命令，關閉國門，凡是外國人一律不准離開德國。季羨林斷了退路，有國難回。
在這之前，季羨林的好朋友章用因國內家庭經濟出了問題，先期回國探聽消息，留下章用的母親一人。章伯母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丈夫章士釗當過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自己又當過孫中山先生的英文秘書，後來落了魄，還不忘自己的「官家」身份，張口閉口總是「我們官家如何，你們民家如何」。季羨林曾跟她來過一次惡作劇，故意提高聲音問她：「你們官家也是用筷子吃飯，用茶杯喝茶嗎？」老太太居然覺察不出年輕人的「險惡用心」，繼續「官家」「民家」地嚷嚷個不休。可章用走了以後，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哥廷根，等候兒子的消息。季羨林就與龍丕炎（范禹）承擔起照顧老太太的責任。
三個人每天在飯館裡一起吃飯，而每天見面時，老太太總要氣喘吁吁地說：「我告訴你們一件大事！」這樣的話，已經成了老太太的慣例。季羨林也已摸透了她的脾氣，她連氣都喘不上來要告訴的「大事」，都是芝麻小事。因為她崇拜英國，崇拜英語，到了五體投地的程度，甚至連英國人的傲慢和偏見，她也樣樣俱全。她厭惡德文，不肯認德國字，結果在德國住了六七年，一句德國話也不會說，也不想說。她一不讀書，二不看報，能談的話題實在有限。所以她說的「大事」，往往也就離不開章士釗。她談到，章士釗雖貴為總長，對待妻子，仍以西方禮節為準：上汽車為她開車門，走路挽她的胳膊，而且滿嘴用英文喊「親愛的」不止。章伯母自己也如坐在雲端裡，認為自己是普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但是，後來，她忽然發現真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頓覺自己從九天之上的雲端墜落下來。適逢章士釗下了台，夫婦同三個兒子都來到哥廷根。後來，章士釗自己回了國，大兒子章可去意大利就讀，三兒子章因到英國就讀，二兒子章用和她自己則留在了哥廷根，一住就是六七年。
所以，季羨林已不在乎會有什麼「大事」。他們天天吃過午飯之後，便送老太太回家，在章用不在的日子裡，天天如此。
後來，章用無法解決經濟問題，老太太也必須回國。季羨林和龍丕炎又幫她收拾房子，辦理護照，買車票、船票，退房子，忙成一團。季羨林感到可笑的是，就在這樣的非常時期，老太太也沒忘記「官家」身份，她照了像，讓兩個年輕人幫她挑選「標準像」，好回國送給新聞記者。
就這樣，季羨林終於送走了章伯母。他眼睜睜地看著別人回國團聚，自己則只能留在哥廷根。
哥廷根！到底還要呆多久？
4．在漢學研究所當講師
交換期滿，獎學金停發，回國無望，季羨林簡直走到了絕路。
他進退維谷。
他憂心如焚。
不用說繼續完成學業，就是維持最簡單的生活，也是困難重重。
年輕學子，出路何在？可算是正應了「車到山前必有路」那句話吧，季羨林交換期滿的消息傳到一個德國朋友的耳朵裡。這位朋友是在章用的引見下，到達哥廷根後不久就認識的，兩年來，有過一些交往，但是關係並不是很密切。這位朋友名叫古斯塔夫·哈隆，是蘇台德人，他是反對法西斯的，擔任著漢學研究所所長一職。在有家歸不得，正愁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哈隆教授主動與季羨林聯繫，問他願不願意留下。教授的建議自然使季羨林喜出望外，他絕處逢生，立即受聘，當了漢學研究所的講師。
漢學研究所不在高斯—韋伯樓，而是在另一個地方的一座大樓裡。樓前有一個大綠草坪，草坪四周是許多參天的古橡樹。樓房的建築風格古穆堂皇，一進樓門，是一個極為寬敞高大的過廳，木頭建成的樓梯又寬又高。一樓幾乎見不到什麼人，但處處都打掃得油光珵亮。
研究所設在二樓，七八間大房子，有一間是所長辦公室，有一間是教室，其餘的全是圖書室和閱覽室。圖書館有幾間大房子，書架從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整整齊齊地全擺滿了書，中國版和日本版的漢籍佔了絕大多數，還有幾架少量的西文書籍。在中國版的漢籍中，頗有一些珍貴的古本，有幾種明版小說，在國內圖書館，恐怕也要算善本書。這個研究所的藏書之富，讓季羨林感到吃驚。
結識了哈隆教授以後，季羨林來這個研究所拜訪過他。過去是這裡的客人，現在受聘為漢文講師，季羨林成了這裡的主人了。
但是，生活既然有了著落，梵文、巴利文的學習也就更要繼續了，這可是季羨林下定了決心要跳過的龍門哪！於是，他繼續作梵文研究室博士生，據點仍在梵文研究所。而漢學講師的授課任務，便在漢學研究所完成。
奇怪的是，哈隆教授身為漢學研究所所長，但不會說中國話。不會說中文，卻又有十分雄厚的漢學基礎。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戲，講起來頭頭是道，經常發表一些極其精闢的學術見解。中國的一些古典文獻如《老子》、《莊子》，他也都有很高的造詣。他還對古代西域史地情有獨鍾，鑽研頗深，且出版一部名作《月氏考》，蜚聲國際學術界。
由於哈隆教授非常關心圖書資料的建設，在他的研究所圖書館，集中了全哥廷根大學所有的漢文藏書。再加上他本人在國際漢學界的崇高聲望，許多國家的權威漢學家都同這個研究所有來往。
在這裡，季羨林結識了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這位學者的中國古典詩歌翻譯，蜚聲國際漢學界，在英國也是傳世之作，其唐詩翻譯作品，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國詩選》，此選集中收入的詩都是久有定評的不朽名作，可見韋利中國詩翻譯之精湛。
季羨林還在這裡結識了德國漢學家奧托·馮·梅興—黑爾芬。這是一位專門研究明代制漆工藝的專家，請季羨林幫助翻譯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制漆工藝書。季羨林自知對制漆工藝毫無瞭解，翻譯出來的東西，自己也覺得不甚了了。但精於此道的專家，一看卻十分明白。
到1939年，哈隆受聘到英國劍橋大學去當漢學教授，臨行前，季羨林和田德望兩人在市政府的地下餐廳為他餞行。在哥廷根大學，他鬱鬱不得志，學校不重視他，這次臨別餞行宴會上，他吐露了自己的心聲，以極其低沉的聲調告訴他倆，說在哥廷根大學這麼多年，真正的朋友卻只有這兩個中國人！
哈隆教授走了，季羨林則留下來繼續當漢語講師，一直持續到後來回國。
5．確定博士論文題目
梵文、巴利文的學業繼續下來了，這是靠教漢語來養學梵語的。
從第五學期開始，也就是1938年春天，季羨林進入討論班，讀中國新疆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貝葉經殘卷。到第六學期一開始，即在1938年秋天，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同季羨林商量博士論文題目，並主動問他要不要一個論文題目，季羨林聽了以後，大有受寵若驚的感覺，立刻表示願意。
原來，在德國要想得到一個博士論文題目是非常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