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族Ⅱ:誰的時代 第20章  「蟻」跡斑駁 (8)
    此外,制度、政策的滯後性使得這一社會問題更加複雜。我們的教育政策是要培養人才。什麼是人才?就是不一般的人,就是社會的精英,雖然這一目的與實際效果最終南轅北轍,但這樣的引導卻帶來了極壞的影響:一方面人們紛紛進入大學,渴望成為「人才」而不得;另一方面造成了高職高專、技工等社會發展急需人力的缺乏。我們擁有全世界最豐富的人力資源,但是「人才」都被高學歷「困」在聚居村裡了。

    再者,已經成為「蟻族」的青年群體沒有社會保障、缺失上升通道,「蟻族」整個兒都被排斥在主流媒體和視野之外,這不但極大地浪費了人力資源,而且增加了社會對立情緒,使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增大,令人擔憂。

    在經歷了畢業、找工作的過程後,我感覺,對當代中國青年來說,也許社會觀念、國家政策和法律的不完善,促成了「蟻族」之痛,但個體奮鬥精神的缺失或可成為「蟻族」現象出現的原因之一。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曾說「蟻族」大部分都畢業於三流院校,很多人因此批評他。但平心而論,他提出了一個問題:蟻族很不幸,但你的能力是不是也應該提高一點?很多大學校園中,「仰望星空」的多,「腳踏實地」的少。大學這幾年,都忙著談戀愛,忙著混學分,忙著玩,忙著「揮灑青春」,很多本可以成為「人才」的年輕人,因不求上進而淪落得畢業後想求上進卻不得。

    但「蟻族」是一個社會問題,國家應當為這個問題埋單。當我給一些朋友講「蟻族」的生存狀況時,漠不關注者有之,幸災樂禍者有之,嗤之以鼻者有之;「蟻族」問題在整個社會引起了如此大的影響時,相關管理部門沒有任何聲音、沒有任何對策,讓人看不到曙光、看不到解決問題的希望,等來的唯有唐家嶺的拆遷和改造。《蟻族》書中提到的「蟻族」的代表之一鄧錕迫於沉重的生活壓力,已經離開了北京。他本是一個積極上進、堅忍不拔的青年,但個人的奮鬥扛不起社會的滯重。除了離開,他別無辦法。

    為「蟻」而「租」

    前天晚上收到過一個短信笑話,裡面這樣講道:一個小學二年級的男生在廁所裡吸煙,被老師發現了,老師問他:「小小年紀,你為什麼要抽煙?」男生答道:「聽說上了大學還要考研究生,研究生出來了還得做『蟻族』,鬱悶!」這樣的笑話只能算一個冷笑話吧,而今我也住在北京的地下室,成了一名「蟻族」。有時候晚上睡不著,想著我的現狀,我常常輾轉反側,看著這憋悶的地下室,往往不自覺地開始質問知識的價值,懷疑自己的前程。

    在校大學生與「蟻族」的一個明顯區別也可能就是租誰的房子,租學校房子的是學生,租校外房子的就可能是「蟻族」了;但當「租」成為一種技能、成為一種智慧、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那絕對是一個蟻居的開始:開始與房東討價還價,抱怨蠻橫的服務態度,開始把易居網設為主頁。想著北京的房價、想著自己的收入,是成了「蟻」才開始「租」,還是因為「租」了房才成為「蟻」,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的蟻居怎樣才能不悲傷?蟻居的時間究竟有多長?身下的小床能否承載夢想的重量?青春的努力能否穿越地下室的厚牆?曾經的希望在黑暗的角落是否依舊閃亮?也許大學畢業後工作的每個人都會從「蟻族」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許每個在校大學生都看到了自己未來的樣子,也許還沒有進入大學校園的人已經開始有些恍惚,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會在某一個時段停下腳步,回望、反思社會給我們的教育和我們將要給予社會的回報。

    野草的種子、大樹的夢想

    在「蟻族」調研及與「蟻族」的接觸中,我深深地被「蟻族」們那種持之以恆、樂觀向上、為著理想向前衝的精神感動著、激勵著,當遇到挫折時常常會以「蟻族」為榜樣為自己打氣。在2010年進行完第三次調研問卷的分析後,我發現蟻族中存在著「三十而離」的現象,即30歲是「蟻族」離開「北上廣」這些大城市的轉折年,這讓我看到了「蟻族」夢想的代價,也讓我看到了明天的我。

    可能對於大部分人來說,「理想向左,現實向右」才是真實的生活,但每個人都有追逐夢想的自由,對於那些追求夢想的人與行為,我向來是肅然起敬的。但人是不同的,不同的人構成了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多姿多彩。我們當中有些人天生就是樹的種子,有些人天生就有野草的基因,沒有辦法改變;但我們卻可以做到最好,是大樹我們就努力汲取養分,成為參天大樹;是野草我們要做生機勃勃的蒲公英,「花罷成絮,因風飛揚,落地而生」。若錯了位,就會有遺憾和苦楚。

    世上有三種人:有的人讓這世界改變,有的人看著世界改變,有的人連發生了什麼都不知道。在社會急劇變幻的當下,作為青年的我們也許做不了世界的改變者,但我們可以看著世界的改變;作為時代的記錄者,用眼睛看清社會的全態,用心銘記人物的真善美,拍下這「80後」的青春相冊。

    2.沈路:腳踏實地奮鬥的人都是蟻族

    董淼劉飛

    沈路,《蟻族》一書副主編,參與了調研全過程並負責課題組日常事務。2010年以環境工程碩士研究生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進入一家國企工作。

    2009年年底,距離畢業還有半年,沈路加入了找工作的大軍。在她的簡歷上,有這麼一條工作經驗:統籌「蟻族」團隊工作,擔任《蟻族》副主編。

    那時,《蟻族》出版還不到半年,但「蟻族」這個詞已經傳遍全中國。幾乎每參加一次面試,沈路都要被人問起在「蟻族」團隊裡的那段工作經歷。「在大學裡七年,我參加過很多社會實踐工作,但這段經歷最被看重。」

    沈路是「蟻族」團隊最早的成員之一。剛開始,這個團隊除了領隊廉思,就只有她和徐啟元,幾個人到各個學校的網站上發帖子招募成員,開始啟動《潛在危機:中國「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與社會穩定問題研究》的調研,著實費了不少心思。慢慢地,這個團隊人員漸漸多了起來,專業化也日漸加強。沈路在團隊中的工作比較瑣碎,除了負責成員間的相互聯絡、協助廉思召集會議,還需要制定時間表和安排調研計劃,督促進度。廉思是一個對工作要求很高的人,沈路作為大管家,在很多細節上都要考慮得非常周到。

    從2008年年初到2009年下半年,沈路的業餘時間幾乎都放在這份工作上了。特別是2009年的寒假,課題組的人都四散回家過年了,但整個調研工作的數據收集、方案研討工作都已經結束,這個寒假正是撰寫調研報告的關鍵時期。沈路年也沒過好,每天N個電話,收集課題組各部分報告的進度,並且在各版塊負責人之間進行協調,還要督促進度。這個春節,大家都在忙忙碌碌中度過,很多課題組成員都對沈路的電話形成條件反射,只要電話一響,就神經緊張。久而久之,大家戲稱沈路的電話為「連環奪命call」。

    《蟻族》在2009年9月出版,沈路也升入研三。當找工作的壓力襲來時,「蟻族」對於工作的情緒也感染了她。她發現自己這個昨天還在調查蟻族的人,明天也要成為蟻族的一員了。「沒有歸屬感,沒有戶口,沒有穩定工作,沒有安全感。」

    當她深入唐家嶺分發調研問卷時,被調查者往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那時她心裡想,這都是我的同齡人啊,所以彼此間可以傾訴。此時她才想清楚,那種模糊的信任其實來自更大的力量——在這個社會環境下,年輕人需要面對類似的命運。從這個角度上說,調研者和被調研者,大家其實是一樣的。

    然而她的工作最終還是確定了下來,但是待遇並不優越——沒有戶口,且是第三方簽約。這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司利益,但是對於求職者卻沒什麼保障。

    沈路從別的方面安慰自己:這些都是身外之物。她盡量注意這家公司的優點——專業對口,公司品牌好,團隊氛圍融洽,領導開明,有機會轉正……在她剛讀研究生時,也一度以進這家公司工作為終極目標。不管怎麼樣,工作機會擺在了面前,沈路毫不猶豫地抓住了它。

    剛入公司,有一段實習期,實習優秀者可以轉正。但正式的編制是有限的,很多實習者在這裡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因為正式編製解決不了,最後含恨離開。

    實習了沒幾天,她就漸漸領略了第三方員工與正式工之間的差別,並且感到了一種歧視。比如,過節時正式簽約員工就有很多福利,自己卻什麼也沒有,等級劃分明顯。同時,這種歧視也體現在心理上,很多正式工瞧不起第三方簽約的員工,覺得你就是一個外人,過來幹活兒而已。而實際上,她在編制上也的的確確不屬於這個公司。

    於是,在踏踏實實、努力實習了半個月後,沈路決定為自己爭取一個正式編製。她在公司沒有任何背景,只能靠自己努力,她選擇努力的方式是從自己的小主管開始一層一層地溝通,直到談到董事長。「我沒有關係,沒有籌碼,只能以情動人,讓他們覺得我有用,各方面能力比派遣人員好。我是去溝通不是去談判。」

    為了防止在談話中出錯,她每次談話前都列好提綱,一步步地背下來。很多領導並沒有太多時間招待你這個第三方派遣的員工,很可能說錯一句話,就滿盤皆輸。對她來說,這是孤注一擲,要麼解決編製,要麼離開。

    正式編製,意味著較高的福利,更高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她將獲得一個貨真價實的北京戶口。

    畢業學校也不錯,學歷好歹也是個研究生,如果這都得不到一個正式編製,就太晦氣了。所幸那一連串領導終於都被她說服,在進入公司一個多月後,她終於拿到了董事長給她的正式編製批示,長鬆了一口氣。

    「成功的人不是本身擁有多大能力,都是拼出來的。」爭取編製也許是沈路工作以來所做的最大努力。她從中悟到一個道理:再難的事,也要努力去做。

    不管她自己算不算「蟻族」,她都注定和「蟻族」這個詞糾纏在一起了。很多人都喜歡和她聊自己對於「蟻族」的理解。她的男朋友就不是很理解為什麼要單獨把「蟻族」挑出來,在他看來,蟻族是這一代年輕人的必經之路。人人都苦,只是苦的方式不一樣,有些人苦心,有些人苦環境。所有的經歷都會對人生造成影響,這些都是人生的財富,不會白費。

    一年以來,沈路對於「蟻族」的理解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課題組最初給「蟻族」的定義就是「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但是現在,「蟻族」的概念已經延伸了。人人心中都有一個蟻族,每個人都有螞蟻的一面。那些渺小的、一步一步不斷在奮鬥的人,都是蟻族。

    沈路也時常拿父母的奮鬥考量如今的自己和蟻族們的經歷。爸媽那個時代比蟻族苦得多,夫妻倆帶著孩子,住宿舍,一張床,外來戶。人人都是從這麼個階段開始的,都是這麼熬過來的。

    「以後我也許能升到經理。幾年以後,大家都會好起來。新的一批孩子又將成為蟻族,再慢慢長大……」

    3.劉宇翔:蟻族——煙火氤氳中奮鬥的同齡人

    劉飛

    劉宇翔,《蟻族》一書編委,參與攝影與深訪工作。2009年以新聞學碩士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現就職於一家媒體公司。

    2009年春天,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了每年一度的曲藝比賽。劉宇翔收集了很多同學們找工作的辛酸經歷,寫成了相聲《找工作》,與同班同學許磊一起上台表演。在劇中劉宇翔說:「我就是一個普通的應屆畢業生,要在茫茫人海中尋一安身立命的工作,怎麼就那麼難呢?」

    那段時間,劉宇翔過得還算愜意——雖然幾經周折,總算找到一份比較滿意的工作;畢業論文也已經完成,只等著消磨完學校裡的最後半年,就租房子開始工作了。在他的計劃裡,創作一段相聲,再參加一次比賽,這大學生涯就算是「齊活兒」了。

    但走到尾巴的校園生活卻因一個電話而變得更加「齊活兒」。某天晚上,他接到本科同學丁誠的電話,問他有沒有興趣接個給書供照片的活兒干。劉宇翔詳細詢問之後,很乾脆地接下了這個工作。那本書,名叫《蟻族》;而丁誠,是這本書的副主編。

    劉宇翔在人民大學六年,一直待在新聞學院,對研究社會現象類的策劃類選題極有興趣,而且在此之前,他就對蟻族這個群體和聚居村有了一些瞭解。2006年,劉宇翔在媒體實習,曾去過唐家嶺採訪,那時候他就知道唐家嶺住著這樣一群人。

    一台二手的尼康D40相機,一輛破舊的二八自行車,劉宇翔硬是靠這兩樣工具走遍了唐家嶺、小月河、馬連窪、土井村等地。3月的北京,一點暖和起來的意思都沒有,小月河還結著冰。他常瑟縮著5點多鐘跑出宿舍,為了拍一張唐家嶺早高峰的照片;有時到了半夜還在唐家嶺遊蕩,為了拍到豐富的唐家嶺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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