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國政法大學的蔡定劍教授到中國新聞週刊雜誌社開會，他向雜誌的編輯提到，他們正在做一個如何促進大學生就業的研究。編輯部覺得大學生就業的選題值得做一做，何忠洲接下了這個選題。
從1999年大學擴招開始，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每年都是炒得特別熱的新聞話題，而大學教育已經不再是所謂的「精英教育」。
何忠洲1998年來北京上大學，2002年畢業。他親身感受到了大學生就業逐年變難的過程。何忠洲讀的是師範類，本科畢業時，他和同學要進入北師大二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這樣比較好的中學教書都還不是很困難。但是有的同學繼續讀了兩年教育碩士之後，卻幾乎無法進入上述的中學了。「就那麼一兩年，就業環境變化非常大。」何忠洲回憶說。
對於大學畢業生就業難之原因的追問往往止於表面。除了擴招本身外，原因更多地被指向大學畢業生就業心態上，如不願意往下走、眼高手低、「高分低能」等等自身問題。但是，何忠洲從來都不認為這是態度問題造成的。
此時的何忠洲隱隱感覺到：「一種對自我的懷疑，進而會引發他們對整個就業結構的思考。他們慢慢會形成一股力量。」2007年，何忠洲想看看這種判斷是否已成現實，那股力量是否已然形成。
帶著這個問號，何忠洲來到了唐家嶺，接觸到了李竟一群人。碰到主人公李竟時，何忠洲正在街上亂逛，那會兒還沒到下班時間。李竟正在一個熟食棚裡，狼吞虎嚥一碗牛肉麵。何忠洲看他沒什麼事就上前搭訕：「你沒上班啊？」
何忠洲在唐家嶺前前後後接觸了不少住在那裡的大學畢業生。在他們之中，李竟並沒有傳奇的經歷和張揚的個性。但是，何忠洲看到，在他的身上有著20多歲年輕人共有的東西：有夢想，還積極向上，又很迷茫，不知道出路在哪兒……
他們的理想和現實生活之間存在很大差距，曾經被叫做「天之驕子」的他們目睹了「繁華與破敗的對比，體驗了更多驕傲與低鄙的落差」。在李竟家中採訪時，何忠洲說了一句「你家裡收拾得很乾淨啊」，卻立刻得到了李竟的糾正：「住的地方，哪能稱家呢？」
這些年輕人聚集到一起，形成群落。他們更容易對自身的命運與境遇進行反思，發現原來不只是自己畢業了找不到好工作、租不起好房子，原來大家都是這樣，那這還是因為自己眼高手低嗎？何忠洲認為，這個群落在一定基礎上互相磨合，就會產生自我認同，進而產生群體意識，最終將形成影響社會的力量。
但在2007年，甚至今天，何忠洲覺得那股力量還未真正的形成。
「離不開北京，這很悲哀」
2009年年末的唐家嶺一度成為「蟻族」聚居村的代表。媒體、政協委員紛紛來到唐家嶺。但在當年著手大學畢業生就業難選題時，何忠洲還不知道在北京有一個唐家嶺。
當時，何忠洲和他的一個朋友說起他的採訪，朋友的愛人碰巧曾在唐家嶺開店。朋友說，你可以去唐家嶺看看。
第一次去唐家嶺，何忠洲下車之後，就近在一個小旅館住下了。旅館後面是一排小平房，也有二層小樓，但顯然都是私搭亂建的建築。
「相當於一個城鄉結合部。」何忠洲這樣定義唐家嶺的環境。在他看來，唐家嶺和所有的城鄉結合部一樣：混亂，在混亂中又顯出某種繁榮的氣象。對於那裡的場景，何忠洲是很熟悉的。街面很髒、混亂，人群擁擠，特別是在下班時間。晚上，大排檔很熱鬧……
「住在唐家嶺一定程度上是個理性選擇，唐家嶺條件差，但是便宜。城市化過程中，中心城區越來越貴，住在唐家嶺那裡的人們屬於被城市拋棄的。」
何忠洲懷念他剛到北京上大學的1998年，「那會兒的北京就那麼大」，連南三環都沒有什麼人去。何忠洲和同學可以騎著自行車到處跑，參加所有的活動。之後他目睹了這個城市變得越來越龐大，高樓越來越多。
聚居村體現了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不斷把弱勢群體拋出去。被「踢」出去的大學畢業生只能住在城市周邊，本質上過著和農民工一樣的生活。聚居村的大學畢業生成為城市發展過程的承受者。「恐怕越往後，大學畢業生的情況會越糟糕。」
何忠洲曾在北京郊區住了一圈，最終在燕郊買了房。「我想逃離北京。」但是，他還要靠這兒生活，他的工作、社會關係都在這兒，雖然他「不願意進城」。
何忠洲是湖北人，對家鄉很有感情。他也希望可以回到家鄉，對家鄉有所回報。但是，他發現沒有故鄉可以回去，機會全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我們離不開北京，這點很悲哀。」
「蟻族」力量不應被防範
雖然，在採訪中何忠洲還沒有看到這些大學畢業生們形成影響力，但在同期《中國新聞週刊》他所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新失業群落》中，他指出，這仍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群落。在大學生就業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時，有社會學家警告：當大學生就業成為普遍的老大難問題時，他們將對整個社會形成巨大的衝擊。
何忠洲交了稿子便回去睡覺了，第二天早上發現電話被打爆了。編輯說，是篇好文章，值得表揚。以致後來編輯幾乎沒有做任何改動，「連錯別字都原樣發了」。《向下的青春》也被評為當年《中國新聞週刊》的年度大獎。
報道刊出後反饋很多，許多媒體也找到何忠洲希望採訪他。不過他沒有想到，真的有人因為這篇報道開始研究這個群體，還將他們命名為了「蟻族」。2009年，廉思找到了何忠洲。
「廉思給他們一個名字『蟻族』。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事情。」何忠洲認為，一個群體首先需要命名，然後他們才有可能形成群體認同。有了群體認同才會產生群體意識，進而形成群體的利益訴求。最終，這個利益訴求會反過來影響社會。
《蟻族》出版後所引起的輿論關注是何忠洲沒有想到的。媒體紛紛來到唐家嶺，政協委員也走進了唐家嶺。
「蟻族」得到各方的重視，何忠洲認為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他不希望聚居村和聚居村中的大學畢業生們成為社會防範和提防的一種力量。這一群體所面臨的問題應該得到解決，但是，群體本身力量的形成不應被阻止或消解。「蟻族」的力量有其兩面性，它可能是個不穩定因素，但是這種力量將非常積極，將推動社會改革。
「龍生龍，鳳生鳳」的年代
發稿之後，何忠洲和「李竟們」便沒有再聯繫，也不知道他們近況如何。但可以想像到，有的人可能過得好一點兒了，有的人可能還是老樣子，只不過已經慢慢習慣了。
就何忠洲感覺，現在大學畢業生的機會比他們那時要少。他們也需要靠個人努力、靠機遇來使自己過得更好。「但是，越往後恐怕這種可能性越小。」每個人的命運被固化，缺少改變的機會，所謂「龍生龍，鳳生鳳」。
何忠洲2002年大學畢業時，自己找到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他也看著自己的同學2004年拿著碩士文憑卻進不了2002年拿本科學士文憑就可以進的工作單位，他親歷了北京的房子從零首付到現在的讓人望塵莫及。
「上大學也改變不了什麼。」一個出身農村的人在讀大學時可能很優秀，但是一畢業，他的資源和機遇馬上就少了。除了教育本身存在問題外，社會可以提供給他們的平台非常小。社會的活力越來越差，固化越來越嚴重，靠個人努力從而奮鬥出來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以前人們還可以通過讀大學、參軍等途徑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是，現在似乎沒有一條路可以走通。相反，有家庭背景的年輕人都生活得不錯。
這種境況下，何忠洲開始理解為什麼說「笑貧不笑娼」。因為每個人都清楚，如果自己這一代不能在社會上佔據一個好位置，那麼他的後代也就無法佔據。所以，人們開始了對金錢的瘋狂追求。
曾經5平方米也幸福
「當我們讀小學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當我們讀大學的時候，讀小學不要錢。我們還沒能工作的時候，工作是分配的；我們可以工作的時候，撞得頭破血流才勉強找份餓不死人的工作。當我們不能掙錢的時候，房子是分配的；當我們能掙錢的時候，卻發現房子已經買不起了。當我們沒有進入股市的時候，傻瓜都在賺錢；當我們興沖沖地闖進去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成了傻瓜。當我們不到結婚的年齡的時候，騎單車就能娶媳婦；當我們到了結婚年齡的時候，沒有洋房汽車娶不了媳婦。當我們沒找對象的時候，姑娘們是講心的；當我們找對象的時候，姑娘們是講金的。」
這個網上流傳的段子讓何忠洲感覺「確實好像所有好時代都與現在的年輕人無緣，壞時代都攤在他們頭上」。
何忠洲也曾住過地下室，但那時候他並不覺得苦，反倒是挺幸福的。幾個人一起在屋裡做飯，大家都有理想有抱負，想做什麼事情就去做……「現在都找不到那種幸福」。
現在，人們更多的是希望自己過得好，這與何忠洲那一代大學生很不一樣。「那時候，年輕人都覺得自己肩負使命，要改變社會，腦子裡都是家國天下……雖然也為前途迷茫，但心裡覺得很充實。」
何忠洲也曾經從月薪5000變到一個月只拿800塊錢。那會兒還沒有「膠囊公寓」，出租房都是打小隔間。何忠洲最艱難時曾住過5平方米的隔間；但即便在那時，他也成天呼朋喚友，過得很是開心。
「那會兒和現在追求的東西不一樣。我們覺得有錢人不值得崇拜，學者最了不起，因為思想很重要。」
到了結婚、要有孩子了，何忠洲才開始意識到要賺錢、要買房，感受到了現實需求的壓力。何忠洲說自己的成熟期非常晚，而現在的大學生可能會更早進入成熟期。
去過唐家嶺的人，大都對那裡擠不上去的公交車印象深刻。在北京打拼的人幾乎都有過擠不上車的辛酸。擠車的場面讓何忠洲又想起了1998年。那時，他們花三塊錢坐地鐵，在地鐵裡看一天的書。那會兒的地鐵裡有空調和電扇，沒有擁擠的人群。
2009年年末，《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被《南方週末》傳媒評為年度「特別緻敬」。何忠洲並未參與評獎，但是，「致敬理由」由他撰寫。
「『蟻族』正在成為一種符號，被上百萬已畢業或者剛畢業的年輕大學生自認或者他認。
「當然，就蟻族這一群體本身而言，未必應當配享較之其他弱勢群體更多的關照。在當前的社會語境下，他們也未必能夠形成某種具有指向性的社會力量。
「但畢竟，這一群體正在飛速地壯大，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隨著社會階層的日益固化，他們中的許多人還看不到一蹴而就解決的希望。」
三、「蟻族」的研究者們
1.馮丹：「蟻族」——「80後」的青春相冊
馮丹
馮丹，「蟻族」課題調研組負責人。2010年以社會心理學碩士研究生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現任職於北京市一家研究機構。
2009年開始流行的一首歌曲《LiLei&HanMeimei》，勾起了「80後」對中學時光的集體回憶，「80後」的大學生活也必將是這一輩人人生中的燦爛篇幅；而當「80後」離開了校園、結束集體生活之時，「蟻族」又成了「80後」走向成熟、認識社會的一個視角。
我參加蟻族調研有一些機緣巧合。最初，我只是來幫忙發發問卷，但在調研之後，我被留了下來，成了後期研究團隊的一員。在那些日子裡，我和團隊裡的其他人一起討論方案，一起分析數據，一起撰寫調研報告。在我這幾年大學生涯中，那段時間是我過得最有意義的日子。說到底，我們都是平凡人，不太可能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但想像著自己老去以後，在回望自己這一輩子的時候，可以因這段日子做了這麼一件有意義的事情而自豪，我就特別高興。
《蟻族》出版後，原本就存在的畢業生聚居群體浮現在了人們面前，「蟻族」開始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我身邊的老師、同學、朋友得知我參與了這個課題，都喜歡跟我探討相關的問題。2009年夏天，我研究生畢業，從一個調研「蟻族」的人，變成了像「蟻族」一樣四處找工作、租房子的人。閒的時候，我仍會翻看《蟻族》這本書，看著書中的故事和調研報告，彷彿看到了自己的人生。
慣性之勢，「蟻族」之痛
很多人都問過我這樣一個問題：「蟻族」到底是怎樣形成的？
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這當然很難找到一個確定的正確答案，但在我看來，是社會慣性造就了「蟻族」之痛。
無論是社會觀念、政策制度，還是人們的價值觀，都存在著慣性。當事實已經產生變化的時候，這些東西卻還繼續著原來的步伐。
雖然21世紀都過了十分之一，但我們對於大學教育的觀念還停留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認為上大學可以瞬間改變人的命運，大學生是精英分子，是社會發展建設的砥柱。過年回家時，我老家的人常說：「人大畢業的肯定能進黨政機關，國家管著呢！」天！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同時，很多大學生自己也認為畢業後應該會像以前的師兄師姐一樣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這些社會觀念的固化是整個社會對「蟻族」給予極大關注與同情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