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月正是出業績的時候，沒時間啊。等七月份的時候再說吧。」
我有些沮喪，要到了他的新手機號，又簡單寒暄了幾句，就告辭了。
白日的唐家嶺
按道理說，找到了李鑫平，應該高興才對。可是直到走出金融大廈，我也沒有特別的興奮。一年多的時間裡可以發生太多的事情，於是變化才在這一點一滴的積累中顯得巨大。
儘管已經找到了人，我還是按照原計劃，沿著之前採訪的路徑，到唐家嶺去看看。
十多分鐘，來到了運通205的車站。夏日的正午，太陽的毒辣被灰塵和雲層遮蓋了些許，可光線仍然刺眼。大概是週日的原因，也不是上下班的高峰，在站台上等候的人並不多。等了挺久，車終於來了，人流沒有一擁而上，而是頗有秩序地自動成了一隊——眼見著人不多，大家都有座，也就犯不著爭搶了。
這和那個冬日的夜晚，李鑫平、同行的師兄和我，在黑暗中大片的人群裡擠車，完全是不同的觀感。
上車刷卡，一股涼氣撲面而來，挺空蕩的車裡開足了空調，這在炎炎的夏日真是一個意外的驚喜。
不到一個小時，車就把人扔在了唐家嶺。中間駛過了整整26站的路程。
白天的唐家嶺，沒有晚上那麼熱鬧。路邊攤也只是星星點點的兩三家，賣著煎餅和涼皮。小車駛過，一成不變地揚起灰塵——不管有沒有颳風，這裡總是揚沙的天氣。路邊的磚塊沒了，電線在白晝的映襯下似乎也不再那麼雜亂，從新建的小樓裡延伸出來的小廣告上寫著「出租」兩個字，牆面上還貼著裝寬帶的優惠政策，上網包月預付的時間越長，當然也越便宜。在這裡，拆遷似乎還是很遙遠的事情。
街邊仍然少不了密密麻麻的小餐館，各式菜色應有盡有。店面不是很整潔，也少不了飛舞著的蒼蠅，卻依然顧客盈門。好幾萬的房客為這裡提供了足夠的人流，使這些飯館生意不愁。
轉過一條小路，走了幾步，我就又看見了李鑫平所說的那個「夏天不去，怕臭熏；冬天也不去，怕天凍」的公共廁所——這一年來沒有什麼變化，土黃色的牆壁粘黏著灰塵，還耷拉著許多招租的小廣告。
巷子越往深處越窄，李鑫平一年前住的公寓新加了防盜門，搖搖晃晃的小木梯也用水泥加固過，住宿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即使如此，李鑫平還是離開了這裡，在單位附近租了房子。
轉眼又到了7月份，我沒有再去撥通李鑫平的新手機號，我害怕回訪打擾到他風生水起的生活。不管以前如何，現在怎樣，我都希望他能在北京過得好，有所收穫。
自然以時間平衡萬物
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對於浩瀚無垠的宇宙來說，不過一瞬。而在人間，這四百多個日日夜夜朝朝夕夕，發生的變化或許令人驚歎。這種變化，是更小單位時間聚集的結果：晨起的苦讀，白日的工作，夜半的梳理……全身心地投入每一天的生活，或許會對逐步的積累毫無察覺，直到以另一種身份和眼光出乎其外地關照自己或者他者的時候，這種變化才顯得可觸可感。大多數時候，人們都是這樣——身處其中卻往往意識不到，等某日突然回過神來才恍然：哦，原來已經走了這樣遠！
這一年多，對於曾經深訪過的蟻族們，對於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以天為單位的生活，不過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在城市裡工作打拼，我在校園裡安靜學習。時間不知不覺地積累著，身影也漸漸地老去。
回訪之前，猶豫了很久。再次撥打電話的手是沉重的。首先害怕聽到手機成為空號或者關機——在通訊異常發達的今日，手機號碼就是一個存在的標誌；一個號碼的消失，往往就意味著一個個體從號碼所屬的城市離開。
2009年我接觸了很多蟻族，他們為了夢想在這座城市裡打拼。我親眼看著那些訪談對像在這座巨大的城市裡生活、工作，聽他們談論現在和未來。唐家嶺汽車帶起的塵土，擁擠的早班車，喧鬧的小飯館，充斥了我一年前的記憶。所以我多少有些害怕我認識的那些蟻族離開這個寫滿了幻想和希望的城市。但是，他們的去留對於這座城市來說，又是微不足道的，才見舊人走，又見新人來。一撥又一撥的人黯然離開，一撥又一撥的人又懷著幻想踏上這片土地。
我又擔心我的回訪打擾了他們的生活。我要佔用他們本應工作或娛樂的時間，聽他們述說生活的酸甜苦辣，有時甚至要重新掀開他們的傷疤，看淋漓的血肉。
李鑫平留了下來，儘管依然艱苦，卻不再是一年前那個對事業沒有底氣的小伙子了。一年前那個苦哈哈等車的年輕人如在我眼前，他曾說：「再苦再累，我也要在保險公司做滿三年，學到想學的東西。」
4.洪建修：在出差中領悟人生
張冉
洪建修「天天都想跳槽」，但是同類公司待遇都差不多，除非到外企。外企對英語要求很高，偏偏洪建修是學俄語的。現在俄語都忘光了，英語還沒學會。
「我們是被國家毀滅的一代。」他說。
他最大的擔心就是錢。覺得俗嗎？社會就是這麼現實。他有個學土木工程的同學，過年的時候抱怨說，老闆真摳，年終獎只發了一萬五。洪建修不說話，心裡埋怨朋友炫耀——自己的年終獎，最多的那次，才五千塊。
也許要換行才行。洪建修很難想像，自己到了三十歲的時候，還在做個小小的軟件測試員。
——摘自《蟻族》，《進京記》
冬去春來，一年多的時間過去了，回訪約定見面的地點在軟件園廣場，我以為洪建修搬了家。原來，他還住在土井村的那間小屋裡，只是「屋裡太熱，開電扇更熱」，於是他把談話的地點定在了單位附近。
這一年多對於洪建修來說，事業穩紮穩打，感情沒有波瀾，生活依然平靜。出了很多差，吃了一些苦，存了不少錢。從測試到銷售，雖然工作的性質變了，卻依舊只是一個沒有名頭的「底層民工」。未來的計劃有一些，卻還沒有實現，日子就這樣慢慢過去，唯一確定的是，他會一直待在北京。
一個月在外面25天
洪建修第一次出差時，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出發前一天才接到通知。那還是2008年的夏天，去廣西，天氣很熱。
從那之後，洪建修出差的頻率越來越高。
2009年的五一勞動節前，洪建修去了上海。八九月份跑了三個地方：石家莊、天津、安徽。十一假期之後，去了廣東和廣西，之後是湖南。春節之後，他還去了福建、深圳、杭州。
在洪建修看來，出差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全國各地都跑了一趟，可以見識各地的風土人情。「比如廣州，感覺這城市挺擁擠的，道路和橋都特別窄，可能是因為開發得特別早，所以沒什麼規劃，樓與樓之間都挨得很近。上海也是這樣。」他邊說邊比劃著寬窄。在北京，道路的確寬闊很多，但擁擠總是常態，尤其是早晚高峰。
一般的公司都會挑選男員工出差，洪建修所在的部門裡男員工很少，於是出差的重任就落在了洪建修的身上。很多女同事都羨慕洪建修有機會到處走走，特別是在杭州的時候，他住的地方只要走十多分鐘就是西湖。但他在杭州待了三天，卻沒見到西湖。「3月的杭州很冷，沒有暖氣，還天天陰雨。白天要在充斥噪音的機房裡待上一整天，到了晚上，耳朵嗡嗡的，哪裡有心情再出去玩！」
在深圳，洪建修依然選擇了待在賓館裡休息，同去的哥兒們喜歡帶著照相機到處溜躂，吃完飯就自己去世界公園逛了。
在上海，洪建修辦公的地點就在東方明珠電視塔上，機房在200多米的高空中，可以俯瞰整個上海的夜景，「別人花錢上去，我都不用」，但他還是沒怎麼逛，「工作太累，沒有力氣」。
就這樣東奔西跑地，洪建修度過了一年多的光陰。最多的一次一個月在外面25天，有一次回來實在累得不行，洪建修沒看見前面的玻璃，光當一下撞在上面，眼鏡歪了，眼眶這片全紫了，第二天還要扛著60公斤的東西去出差。
「還好出差有補貼，一天50塊錢。」
怎麼就能放幾層辣椒呢
每次出差，洪建修總要帶著60公斤的機器，獨自扛著兩大箱東西，打包、稱重、送到安檢的地方，幾次出差下來，臂力長了不少，身體似乎更強壯了一些。但他仍然有「中招」的時候。
2009年洪建修去上海，正是甲流肆虐的時候。到達第二天，他就覺得自己渾身不舒服，晚上睡覺莫名地醒了，「渾身發熱，四肢酸軟無力，抽筋，牙疼，拉肚子，沒食慾」，一直都很慢語速的他突然像放炮一樣說出來這麼多的症狀。
挨到後半夜，他打電話讓自己一個在上海的好朋友幫忙上網查了甲流的症狀。自己一對照，竟然有好多症狀都符合。第二天早上起來看新聞，與他一起來上海的人裡，有好多都被隔離了。他心裡開始打鼓，惴惴不安。但仔細一看，那些被隔離的都是國際航班的，跟自己沒什麼關係，這才鬆了一口氣。第二天他沒敢說自己「可能得了甲流」，謊稱自己拉肚子，把自己隔離在屋子裡，吃了點感冒藥，不敢和外人接觸，連打掃衛生的都不讓進房間，就這樣挺到了第三天，終於好了。
洪建修的父親是個大夫，但洪建修從來不把病災之類的告訴家裡。「爸媽都特別容易擔心，所以我都是報喜不報憂，有什麼事兒根本不能說。」
11月去廣西的時候，他又「中招」了，和在上海的症狀很像，於是洪建修又靠著「獨門」的隔離秘方，治癒了自己。
除了兩次感冒，出差的旅途中還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
南方的濕熱，讓洪建修這個北方人很不適應。南方的方言，洪建修聽起來很有困難。「南方人說話我聽不懂，我說普通話他們能聽懂，有點兒不公平。」洪建修有點憤憤地說。
在湖南，不管是什麼菜，全給放一堆辣椒。「那裡的廚師不放辣椒就不會做菜，下意識地抓一把辣椒就放在菜裡。那裡的菜，就碗上面一層是菜，下面是辣椒、辣椒油，基本上沒吃幾口菜，全是辣椒。」那次出差把他的胃吃得不行，上火，嘴角起了一層泡。
洪建修在湖南還有一次驚心動魄的經歷，一天之間目睹了三起車禍。先是在賓館裡，聽見「砰」的一聲，拉開窗簾一看，原來是兩輛車追尾了。晚上從電視台回來，先是遇見了四輛車追尾，一個人躺在地上，自行車橫在馬路中間，地上流了一攤血。剛走了不久，又看見一輛闖紅燈的摩托車撞到一輛正常行駛的出租車。
當然最讓洪建修害怕的，還是在飛機上出點什麼事情。去安徽時，飛機遇上顛簸氣流，不停地上下晃蕩，突然間就垂直下降了100多米，「當時嚇蒙了，」洪建修說，「我坐了無數趟飛機，遲早有一天會掉下來。」
此外，出差時與電視台的人打交道也讓洪建修大傷腦筋。「電視台屬於政府機構，一般人如果進了那地方，也會變成那樣的。官僚味兒比較重。」他這樣解釋自己總是遇到特別「拽」的電視台工作人員。
原來是自己不合理
2006年剛畢業來到這家單位的時候，洪建修什麼都不懂，現在儼然成了一個業務骨幹了。
「這裡和學校完全不一樣。什麼事情都得自己去問，不問根本沒人幫你，沒人會主動來教你什麼。」工作的第一天，領導就讓他寫測試日曆，他連這個名詞都沒聽說過，硬是慢慢地問同事，才知道應該怎麼做，寫清楚執行的測試目的、步驟、預期結果和實際結果，交了差。
從零開始學習測試的洪建修，現在一個項目就能提140多個bug，比起平均七八十個的水平，遙遙領先。「一開始我做得也不好，就去bug網站上看，別人提了多少，怎麼提的，然後就學到點竅門。」公司裡最厲害的同事是他學習的對象，「想成為最好的，只有先向最好的學習」。
除了業務的長進，這些年來，洪建修也學習了一些職場政治學。
「剛畢業的時候，很多東西都不能接受，這也不合理，那也不合理，最後發現是我不合理。」
在廣西出差的時候，有個管打掃衛生的人，對著洪建修大吼大叫，原因是他進機房沒穿鞋套。洪建修很不理解，「他就是管幾個掃垃圾倒垃圾的人，怎麼能這樣，這不合理」，後來他想明白了，能在電視台裡工作的人，都是有關係的人，能在電視台裡當領導的，關係都不是一般的。「他肯定有後台，才會對我大吼大叫。」
有很多時候生氣也沒用，「我是給公司幹活，不是給自己」。在他看來，工作中接觸的人，有些特蠢，「很多事情弄不明白，出點小事就打電話找你」。還有的人特別不負責任，「機房斷電了都是我去通知人修理。在一個公司裡出現機房斷電這種事情是不可原諒的」。
到現在，洪建修還記得上大學的時候有個老師提問：如果有人面試你的時候問你想要怎樣的領導，你應該怎麼回答？「這是一個陷阱題，實際上要回答的不是你想要什麼樣的領導，你只能說我這個人適應能力很強，溝通能力和協同能力也很好，能和各種人相處得和諧，為公司利益奮鬥。如果你回答想要一個體貼下屬、善解人意的領導，不是胡鬧麼？你只能去適應領導。」洪建修說。
一個人過習慣了
單身的洪建修獨自在北京度過了兩個春節。
2007年，初到北京的他，不知道北京直達內蒙古的火車票一票難求。即便沒有票，他還想著可以從哈爾濱走，總共有十幾趟列車呢。結果年關將近去買的時候一張都沒有了，只能留在北京。2008年洪建修咬咬牙，買了機票回家。到了2009年，又沒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