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如華的商業故事其實是由三個懸念構成的：
一、一個從來沒有商業經驗的大學教授投身商海，將以怎樣的方式構築他的商業夢想？
二、面對巨大的誘惑和憑空而降的機遇，大學教授與草莽出身的企業家是否將作出不同的抉擇？
三、當公司瀕臨無藥可救的絕境時，企業家該選擇一種有尊嚴的失敗還是自保其身？
跟無數熱血的中國知識青年一樣，宋如華在創業之時就將取得像比爾·蓋茨般的成就視為自己的遠大目標。
那個美國青年白手起家，靠一套軟件系統打造出一個不可一世的商業帝國，並在將近30年的時間裡一直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這樣的「美國夢」曾經激勵過無數的中國青年。
宋如華在某些時刻，甚至已經逼近了這個目標。他被認為是中國式比爾·蓋茨的代表人物之一。
然而，故事最終以崩塌結束。當災難降臨的時候，當公司的最後一張底牌被猛然揭開的那一刻，所有的關注者都突然啞然失笑。
蹬三輪：大學教授敢下海
1992年3月，全中國的報紙都在無比興奮地報道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新聞，這位87歲的老人再次吹響了加快改革開放的號角。便是在這種空前熱烈的氛圍中，30歲的成都電子科技大學應用物理系副教授宋如華突然辭職經商去了。
在此之前的宋如華沒有展現出任何商人的天賦。他出生於浙江紹興縣的一個小山村，家境貧寒，7歲喪母，考上大學之前還沒有看到過飛機的模樣。在大學讀書的時候，他給自己定過一個「八不原則」：一不出國，二不經商，三不抽煙，四不喝酒，五不唱歌，六不跳舞，七不看電影，八不逛公園。就憑著這股苦讀勁，他因成績優異畢業後留校任教。在那些年，他教的課是學生們最喜歡聽的，後來創辦了網易的丁磊曾經旁聽過他的公開課。1991年，他被破格晉陞為副教授，並被授予全校唯一的「機電部青年教書育人特等獎」。就是這個看上去前途遠大的青年教授，決定下海創業。
宋如華後來回憶說，讓他痛下決心的一個細節是：這一年元旦他回家探親，在火車上，一個手持「磚頭式」大哥大的暴發戶一人佔了兩個位子，宋如華客氣地請他騰一個出來，那人瞟了他一眼，露出滿臉的不屑。
對清貧命運的不甘和對火熱的商業大時代的憧憬，讓內秀而又個性倔強的宋如華走出了校園。他和一個好友湊了5000元錢，註冊了一家名叫「托普電子科技發展公司」的企業，托普的英文是TOP，「頂峰，頂尖，卓越」的意思。宋如華對同伴說：「我們要做就做最頂尖的，我們的目標是比爾·蓋茨。」
宋如華是學天文物理的，他所學的知識與商業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在一開始，一心想像比爾·蓋茨一樣的他只能靠倒賣電腦起家。那些日子，他整天騎著一輛三輪車在成都城裡跑來跑去，一邊蹬一邊給自己打氣：「蹬一下一毛錢，蹬兩下兩毛錢，100下就是10塊錢。」在當時的全國大學教授中，肯下海蹬三輪車的，除了宋如華還有幾人？
托普的第一單大生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有一天，四川建設信託投資公司給電子科技大學打電話，希望有人替他們安裝一個電子顯示屏。接電話的恰好是宋如華的一個相識。於是，他順口把這件事告訴了正四處瞎找業務的老朋友。宋如華其實對這個項目一無所知，而且委託方又要求15天內完成安裝調試，可是當他聽說項目的合同金額為32萬元時，便一口應承了下來。接下來的日子裡，宋如華每天只睡兩個小時，從原料採購到印製板加工，再到安裝調試，他竟只用了12天就完工交貨了。
真正讓托普完成原始積累的項目也是從天上掉下來的。1994年10月，成都金牛區稅務局向托普買幾台電腦。在交談中，當局長得知宋如華是電子科技大學的教授時，便無意中問了一句：「你們能開發自動打印發票的計算機軟件嗎？」
當時正值經商熱潮，稅務系統整天為日日猛增的計稅事務忙得焦頭爛額。國家稅務總局也專門下過文件，要求「在本世紀末，全國各稅務局、所均要實現從申報、登記、開票、會計的計算機化」。然而，國內幾乎沒有一家計算機公司有成熟的產品提供。在稅務局長提問之前，宋如華從來沒有接觸過軟件開發業務，托普公司裡也沒有一個軟件工程師，但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宋如華說：「當然能。」就跟做顯示屏的那單生意一樣，宋如華先是大膽地簽下了合同。然後，他轉身回母校招進3個大學生，把他們關進一個小房間裡日夜開發。3個月後，托普計算機自動計稅系統1.0版誕生了，輸入納稅人信息後，計算機就能自動打印出發票。金牛區稅務局非常滿意，托普的軟件系統真是幫了他們一個大忙。很快，別的區得知了這個信息，也主動上門來找托普了。宋如華發現，一個大金礦突然袒露在他的面前。
托普以前做電腦銷售，只能賺取那點可憐的代理費，而有了計稅軟件系統之後，硬件與軟件搭著賣，價格就由托普說了算。宋如華計算了一下，全國的大小稅務局有4萬多個，每個局、所投入10萬元，就是幾十億元的大市場。宋如華當即決定，放下手上的其他一切業務，專心一致主攻計稅軟件的市場開拓。在半年多時間裡，他跑馬圈地攻下了大半個四川省，同時組建營銷網絡，殺向西北和華東各省。到這一年底，托普的稅務軟件銷售收入達到4000多萬元，其中最大的一個工程是西安市地稅工程，合同金額達1500萬元。
那是一個充滿了暴利氣息的年代。市場對辦公自動化的巨大渴求與這個領域的科技神秘性，營造出一個難以想像的牟利空間。宋如華憑著他驚人的商業直覺，抓住了這個百年一現的機遇。一個日後看來非常成功的策略是，在發現了市場機遇的時候，宋如華沒有把主攻目標放在北京或上海等大中城市，而是在縣市級稅務系統四處出擊。那是一個需求旺盛，而公關難度相對較低的市場。一位早年跟宋如華打天下的托普舊部回憶說：「托普的軟件系統只要一演示，就八九離不了十，接下去的工作就是跟稅務局長們喝酒。那個時候喝了多少酒啊，宋總一個人就可以喝一斤半白酒，整個公司都在喝。」
1995年前後的中國計算機市場並不讓人樂觀，人民幣的持續貶值造成進口零部件成本大大提高，而國際品牌電腦商大肆衝擊市場，更是讓聯想、長城等國內製造商們只有靠打價格戰才能喘一口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毫無技術和製造優勢可言的托普卻成了少見的亮點，在當年，唯一可以與宋如華比肩的是深圳華為公司的任正非。跟稅務系統一樣，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中國電信市場才復甦，隨著程控技術的推廣，全國電信網絡面臨一次全面的更新改造。剛剛自主開發出程控交換技術的華為公司抓住了這個機遇，同樣在行業內毫無知名度的任正非跟宋如華如出一轍，依靠「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從一些偏遠的城鎮電信局突破，迅速搶去了一塊大公司們還沒有來得及發掘的大「蛋糕」。
放衛星：托普一夜暴大名
造化總是在最不經意處弄人。當命運對宋如華綻開第一縷微笑之後，突然又猛地沉下臉來。
正當托普在計稅軟件市場上如魚得水之際，北京中關村的大公司們如夢方醒，偌大「蛋糕」豈容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托普獨享，他們只動用了小小的一招就讓宋如華痛不欲生。1996年春，國家稅務總局出台政策，認定目前的計稅軟件標準不統一，因此，對各地稅務局自行上馬建設的計算機稅務系統進行限制，必須由國家啟動統一的「金稅工程」。此令一出，托普頓時陷入困境。僅半年時間，托普公司的全國業務盡數萎縮，數百萬元應收款無法收回，10多個省級辦事處分崩離析，經營骨幹紛紛出走，技術人員離職過半，有幾個不久前還在宋如華面前信誓旦旦的副總裁乘機出走，辦起與托普搶市場的企業。宋如華在高層會議上發狠說：「你們哪個敢在背後捅我刀子，我就抱炸藥和他同歸於盡。」
就這樣，毫無政府背景與資源可言的托普被灰溜溜地趕出了一個由他們率先啟蒙的市場。
內心悲憤卻又無處訴說的宋如華知道，當全國統一的「金稅工程」啟動的時候，像托普這樣的地方小公司根本就沒有任何插足的機會。他開始重新遊獵。秋天，他參加了科技部組織的印度考察團。在「南亞硅谷」班加羅爾，他看到了大批軟件公司的集群和崛起。他問一位同行者：「中國有沒有可能也搞出一個班加羅爾？」被問的是一個東北企業家，他告訴宋如華，瀋陽有一家叫東大阿爾派的企業好像在搞一個類似的項目。回國後，宋如華飛赴瀋陽。當他回到托普的時候，他對同事們說：「我們要搞一個『西部軟件園』。」
宋如華的邏輯判斷是：中國的計算機軟件產業正處在噴發的前夜——托普搞了一個計稅軟件便吃得撐飽肚子——預計到2000年前後，全國電子信息市場將達1萬億元人民幣，將有無數的軟件企業誕生。借鑒印度的經驗，完全有必要建設一個軟件工業園區，以起到集約研發和孵化器的作用。當時，東大阿爾派已經在瀋陽開辦了一個類似的園區，受到政府的歡迎。
托普同人聽宋如華巧舌如簧，卻如墜雲裡霧裡。公司一無背景，二無資金，三無技術，四無土地，只有一群找不到業務方向、人心漸散的熱血青年，怎麼去搞軟件工業園？唯有宋如華決心放手一搏。他跑到成都附近的郫縣紅光鎮。此地在「大躍進」時曾聞名全國，是四川省第一個「畝產超千斤」的「放衛星公社」。1958年3月16日，毛澤東曾親臨視察，一時成為全國學習的典型。1997年3月，宋如華在這裡選中了一片100畝大小的菜花田，豎起一塊「西部軟件園」的大木牌子。這樣，在將近40年後，「紹興師爺」宋如華在紅光鎮又放出了一顆「大衛星」。
恐怕連宋如華自己也沒有想到，他在菜花田里放出的這顆「衛星」居然如此光芒耀眼。就在托普開了一個小型的新聞發佈會後，熱烈的掌聲就從四面八方洶湧而來。當時，全國各省市正掀起一個信息化建設的高潮，年初，四川省將信息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的「第一產業」，然而各市縣卻罕有拿得出手的項目。宋如華的「西部軟件園」甫一宣佈，頓時讓人眼睛一亮——軟件公司的集群、產業化的發展理念、「西部」概念的提升——哪裡去找一個更讓人興奮的宏偉概念呢？地方政府一下子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就在宋如華把木牌豎在菜花田兩個月後，「西部軟件園」就被列為全國四大「首批國家級火炬計劃軟件產業基地」之一。而當時，托普還拿不出任何像樣一點的投資規劃和建設藍圖。用宋如華的話說：「我們被政府追著往前跑，大膽透支，及時補證。」接著，托普又成為四川省政府宣佈的35家重點扶植企業之一，宋如華本人也被評為當年度的「四川十大傑出青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