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與此頗有關係的爭論是，中國到底是否應該走重型化的道路？這場爭論的主角，是國內兩位元老級的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和吳敬璉教授。厲教授認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歷了輕工業的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的「二次重工化」開始顯露端倪。這裡面既有「由輕到重」的客觀規律在起作用，又體現了產業發展本身對設備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因此，從政府到企業，都應該在戰略佈局和技術創新等方面順應這一趨勢。
吳敬璉則對厲以寧的「重型化階段在中國不可逾越」論提出異議。他認為，經濟結構在向重型化工業方面轉化，其調整的主力其實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原因有兩個：其一，政府作為調整主體，財政收入、政績考核決定政府必然要搞產值大、稅收高的重化工業；其二，政府也有能力發展重型工業，因為它擁有土地和貸款權這兩個最大的資源。吳教授認為，產業結構調整應該發揮市場的力量，現在政府在那裡紛紛投資、紛紛參與是不對的，而且，現階段中國在工業化的道路上不應選擇重型化，而要依靠第三產業和小企業的發展。
厲以寧與吳敬璉觀點的對立，事涉中國經濟的成長路徑，也對日後評判鐵本事件有宏觀上的參照意義。
當戴國芳在常州的長江邊為他的鋼鐵夢想激動不已的時候，中國經濟界和傳媒界正展開著這兩場與他干係很大的討論。可惜他無暇關注到這些艱澀的「書生爭論」。他平日很少讀書看報，一位相熟的北京專家曾把《中國企業家》上的那篇文章帶給他看。專家最後說：「如果你的項目做成，你就肯定是中國首富了。」
正在工地上忙碌的戴國芳憨憨地笑了。他沒有聽出「如果」那兩個字裡隱藏著的萬千玄機。
戴國芳的一句「趕超寶鋼」，在一些人聽來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鋼鐵，對於一個現代國家而言，曾經意味著一切。自工業革命以來，一個國家的鋼鐵生產能力幾乎是國力強盛的象徵物。冷戰期間，美蘇對抗在相當長時間裡其實是一場關於鋼鐵的競賽，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提出了「鋼鐵就是一切」的口號，而美國在鋼鐵工業上的投入也不遺餘力，很多年裡它一直是全球第一鋼鐵大國。
新中國建立後，毛澤東對鋼鐵也情有獨鍾。在綜觀天下大勢後，他總是以鋼鐵為最重要的指標，並尊之為「鋼鐵元帥」。正是基於如此濃烈的鋼鐵情結，毛澤東提出了「以鋼為綱」的國家戰略。1959年，他提出趕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到3年，2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在這一趕超目標下，他發動了「大躍進」，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
1978年，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新帷幕，國門開放，百業俱興，第一個被引入中國的大型項目，便是上海的寶山鋼鐵廠。這一年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的中心議題，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就在全會結束的兩天後，總投資達214億元的寶鋼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灘上打下了第一根樁，它被國內外輿論視為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工程。在將近30年的時間裡，中國的鋼鐵工業一直處在快速膨脹的階段，年均產量增長超過20％，1992年，中國的鋼鐵產量首次超過美國躍居全球第一。
2001年之後，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進一步造成了鋼材的全面緊缺，中國全境再掀煉鋼狂潮。大型國有鋼鐵公司紛紛宣佈投入巨額資金開建新項目，地方的中小型鋼鐵工廠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鋼鐵業原本是一個巨額投入、長期產出的行業，可是在旺盛需求的拉動下，它竟成了一個可以短線投機的暴利型行業。在長江三角洲一帶流傳著「五個一」的說法，「生產1噸鋼只需投資1000萬元，100萬噸的產能只需1年建成，1年就可收回投資」。這種瘋狂的投入產出效率，讓其他行業的人聽來近乎傳奇，就連一向被視為暴利行業的房地產業的企業家都覺得不可思議。萬科地產的當家人王石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請問我們的企業家，你們當年搞輕紡和一般製造業的時候得多少年收回投資？現在搞重化工業投資竟然提出1年回收，那不是投機是什麼？」
有資料顯示，2002年前後，全國的煉鋼企業從20世紀80年代的114家增加到了260多家，平均規模不足年產70萬噸，其中200餘家的平均規模還不到年產10萬噸，「散、亂、小」的問題非常突出。2002年，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總額為710億元，比上年增長45.9％；2003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329億元，投資同比增長96％。與鋼鐵行業相類似的是，電解鋁的投資增長了92.9％，水泥投資增長了121.9％。宏觀投資過熱，漸成最高決策層的共識。2003年年底，宏觀調控的大閘終於拉下。
1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2003〕103號文，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於制止鋼鐵電解鋁水泥行業盲目投資若干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運用多種手段，迅速遏制盲目投資、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勢頭。第二年的1月，再發文《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開展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情況專項檢查的通知》。2月4日，國務院專門舉行關於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的電視電話會議，明確要求對鋼鐵、電解鋁、水泥三大行業進行清理檢查，國務院隨即組織審計署、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建設部、農業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的人員，組成8個督查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點便是那些進入三大行業、「盲目投資」的民營企業。
就這樣，戴國芳和他的鐵本，被捲入了一場始料未及的驚濤駭浪。
宏觀調控的分水嶺
鐵本悲劇性地成為2004年那場宏觀調控的「祭旗者」，卻是由非法用地問題意外引發的。
2月初，幾個新華社記者在江蘇搞調研，他們的調研題目是各地興建高爾夫球場和大學城的佔地問題。在南京的採訪中，一位專家無意中說了一句：「常州有個企業在長江邊建鋼廠。」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記者們直覺地認為，建鋼廠肯定需要大量土地，或許也有非法佔地的問題。他們致電詢問國土資源部，得到的回復是該部並不清楚這個項目。於是，記者們轉頭到了常州，一路沿江尋找到了鋼廠工地。2月9日，一篇題為「三千畝土地未征先用，環保評審未批先行」的內參材料遞到了中央高層。不久後，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和國家環保總局派出調查組趕赴常州。
在宏觀調控的背景下，鐵本問題很快從毀田佔地變成了違規建設。處在事件漩渦中的戴國芳開始變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情怎麼會變得越來越糟糕，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根據他的預算，到5月底，鋼廠的第一隻高爐就可建成，馬上可以投入生產，到那時「生米就煮成熟飯」。他對手下人說：「這麼大的項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罰款，不可能拆掉。」然而，事態遠比他想像中的要嚴重得多。自上年12月國務院通知下達後，各地的重化工業項目投資並沒有降溫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全國第一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仍然增長了43％，創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高增長率，其中鋼鐵行業的投資增幅更是高達駭人的107％。此時，有非法佔地、違規建設等多項重大嫌疑的鐵本項目跳上檯面，無疑成了一個最合適、也最典型的懲戒對象。
面對聲勢浩大的調查，從來沒有應付過大場面的戴國芳方寸大亂。他和他的謀士們「天真」地認為，鐵本問題也許花錢就能夠擺平。於是，他向上級呈遞了一份「自查報告」，內稱：「我公司在接受國家有關部門調查違規投資、違規用地事項時，進行了自我財務檢查，發現了經營過程中的違法問題——自2000年公司設立開始，我公司從常州物資回收公司及武進物資再生有限公司收購價值十幾億元廢舊鋼鐵，其中有虛開發票近2億元，抵扣稅額近2000萬元……法定代表人戴國芳疏於管理應承擔相關責任。」這份為了「花錢消災」的自查報告，是戴國芳為挽救鐵本而做的最後努力，他將抵扣稅款迅速補繳至當地的國稅局。出乎他預料的是，正是這份自查報告在兩年後成了檢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證據。
3月20日，遭到巨大壓力的常州市組成了鐵本項目清理工作領導小組，緊急下達了停工令。月底，國務院領導抵達江蘇，常州市委書記、市長被召去匯報鐵本項目及其所引發的問題。
4月初，一個由九部委組成的專項檢查組趕赴常州，對鐵本項目進行全面檢查。這是自1990年的柳市事件１後，中央九大部委第二次針對一個地方項目進行空前的聯手行動。19日，戴國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帶走，原因是「涉嫌偷稅漏稅，且數目可能很巨大」。
4月28日，九部委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向溫家寶總理匯報查處情況，其定性為：「這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違規、企業涉嫌違法犯罪的重大案件。」第二天，新華社向全國播發通稿，列舉了聯合調查組認定的鐵本五大問題：
——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違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越權分22次將投資高達105.9億元的項目分拆審批；
——違規審批徵用土地6541畝，違規組織實施征地拆遷；
——鐵本公司通過提供虛假財務報表騙取銀行信用和貸款，挪用銀行流動資金貸款20多億元用於固定資產投資；
——有關金融機構嚴重違反國家固定資產貸款審貸和現金管理規定；
——鐵本公司大量偷稅漏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