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一定要堅守附屬而不僭越的立場；
一定要學習政治；
一定要在迂迴與妥協中保護自己；
一定要捨得，大捨才能大得。
——鐵本和戴國芳用自己的故事講述「中國式商道」。
「每一塊鋼鐵裡，都隱藏著一個國家興衰的秘密。」安德魯·卡內基（1835—1919）年的傳記作者W.克拉斯如是說。卡內基出生於一個清貧的紡織作坊家庭。他碰上了美國經濟迅速崛起的大年代，靠著天才的斂財能力和超人的毅力，在密西西比河邊建起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鋼鐵工廠，也因此成為美國現代史上的第一個首富。
100多年後的中國，也有一個人出身同樣貧寒，他想在長江邊建一個中國最大的鋼鐵廠。如果他成功的話，很可能也如卡內基那般，成為這個國家的新首富。
可惜，他功虧一簣。
戴國芳和鐵本的故事意蘊悠長，這裡面或許真的隱藏著這個大變革年代裡很多的「深度秘密」。
長江邊的鋼廠夢
戴國芳想建一個大鋼鐵廠的想法，是在2002年的春天突然迸發出來的。這時候，39歲的他在長江南岸的長堤邊踱來踱去，像一個撿到了寶貝的孩子。
這是一個從蒿草叢里長出來的苦孩子，他出生在江蘇省常州市一個叫瀆南村的小村莊裡。12歲那年，因家裡實在太貧窮，只好輟學去謀生。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撿廢銅爛鐵。隨著蘇南模式經濟的發展，常州一帶辦起了很多中小型製造企業，戴國芳就每天去工廠附近拾撿和收購廢舊銅鐵。儘管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可是他對於經商似乎有特別的天賦，稍稍積攢了一點錢後，他就去買了一輛手扶拖拉機，這樣收購的半徑就一下子大了很多；不久後，他又買回一台壓塊的機器，將收來的碎鐵壓成鐵塊，可以賣出更高的價錢。
在改革開放後的相當長時期裡，能源緊缺一直是困擾長江三角洲企業的最大瓶頸，也正因如此，鋼鐵行業的成長性一直比較好。1984年前後，戴國芳在自家老院子的旁邊辟出一塊地，掛牌辦起了一家名叫三友軋輥廠的煉鋼作坊。他從上海鋼鐵三廠等國有企業購買了幾台被淘汰下來的二手轉爐和化鐵爐，形成了簡單的產業鏈。在積累了一定的煉鋼經驗之後，戴國芳又跑到常州附近的地方，去承包了一些瀕臨倒閉的國有鋼廠的車間。那是一個體制決定效率的年代，在國有企業廠長手上毫無生機的煉鋼車間一旦轉到了戴國芳的手中，頓時就成了賺錢的機器。最多的時候，他名下的承包車間有5家之多。
1996年，戴國芳註冊成立了江蘇鐵本鑄鋼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00萬元。「鐵本」之意，以鐵起家，不離本業。到2000年前後，鐵本的廠區面積擴大到了18公頃，擁有1000多名工人，銷售收入超過1億元。然而，工廠的規模還是偏小，技術水平很低，生產的都是軋輥、連鑄坯等低檔次產品。為了讓鐵本躍上一個新台階，戴國芳決定傾家蕩產上高爐項目，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從成千上萬家煉鋼小工廠裡跳脫出來。3年後，鐵本的高爐項目建成，戴國芳當著數千工人，面對高爐長跪不起，淚水與汗水交混而下。這一年是鐵本的騰飛之年，全年的鋼產量猛增到100萬噸，銷售收入超過25億元。在當年度的《新財富》「中國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資產為2.2億元。
就在高爐項目的建設過程中，戴國芳的心裡升騰起了一個更大的夢想。
2001年之後，隨著宏觀經濟的持續高速成長，各種能源全面緊缺，其中鋼鐵和電力是最最緊俏的兩大物資。在鋼鐵市場上，無論是線材還是板材，普通鋼還是特種鋼，價格普遍持續上漲，幾乎到了「一天一價」的地步。鐵本廠的門口，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卡車每天排成長龍，等候提貨，這樣的景象天天出現。按戴國芳的估算，中國的這股鋼鐵熱起碼還可以延續5到6年，這應該是鋼鐵人一生難遇的大行情。
戴國芳把新工廠的地址選在了長江邊一條狹長的沿岸地帶。在長江中下游一線，有著一條十分顯赫的鋼鐵長廊，由西而東，湖北的武漢鋼鐵、江西的九江鋼鐵、安徽的馬鞍山鋼鐵、江蘇的南京鋼鐵、上海的寶鋼集團，如巨人比肩而立，無一不身列「中國百強工業企業」。小學都沒有讀完的戴國芳，便想把未來的鐵本建在這些國字號大佬們的身邊。
鐵本的新建計劃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常州與蘇州、無錫並稱「蘇錫常」，是蘇南模式的起源地。此地的中小企業非常發達、活躍，但是跟蘇州和無錫相比，大型企業卻是一條短腿。2001年前後，常州的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一直位列江蘇之首，可是國內生產總值在全省13個省轄市中只能排名第六。飢渴的常州需要一個超大規模的投資來填補這段讓當政者難堪的差距。在那幾年的市政府報告中，「全市上下齊心協力，抓投入、上項目、增後勁，加快建設大企業、大項目，努力實現投入總量和項目規模的新突破」，是一個年年必提、十分迫切的發展戰略。此時的鐵本已經是常州市的一個大企業，上繳利稅排名全市第二，戴國芳的設想一提出來，當即獲得了市政府的響應。誰都知道，鋼鐵是一個大投入、大產出的產業，鐵本的夢想一下子變成了常州市政府的夢想。
在常州的很多官員看來，戴國芳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他面龐瘦削，寡言，平生沒有任何愛好，只是整天窩在工廠裡，和技術人員在一起切磋。他是當地出了名的「五不老闆」——不坐高級轎車，不進娛樂場所，不大吃大喝，不賭博，甚至不住高級賓館，平日生活十分儉樸，家中所有積蓄都投到了工廠裡，父親和繼母一直在鄉下種菜務農。他的一家，住在鋼鐵廠裡一棟很簡陋的小房子裡，房屋的一面牆被大卡車撞了一個口子，他也沒有在意。他常年開的車子是一輛抵債抵來的桑塔納2000，即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億萬富翁，也不改節儉本色。
在一開始，戴國芳的設想並沒有如後來那樣宏大。2002年5月，他提出的規劃是建一個比現有產能大1倍多一點的新廠，它的主體建設是兩座高爐和一個14米深的深水碼頭，佔地2000畝，年產260萬噸的寬厚板，總投資額為10億元左右，主要以自有資金滾動投入。
然而，在有關人士的熱情推動下，鐵本項目一改再改，日漸膨脹。在短短的6個月裡，項目規模從一開始的200多萬噸級，加碼到400萬噸級、600萬噸級，最後被定在840萬噸級，規模佔地從2000畝攀升到9379畝，工程概算為天文數字般的106億元，產品定位為船用板和螺紋鋼等較高檔次產品。
在那個時候，鐵本的固定資產為12億元，淨資產6.7億元。以這樣的資本規模要啟動一個超百億元的項目，無疑是「小馬拉大車」。戴國芳對屬下說：「地方上這麼支持，上哪兒找這麼好的機遇？」也正是確認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後，當地銀行對鐵本大膽放貸，於是鐵本一下子獲得了43.99億元的銀行授信。
一家民營企業要啟動一個投資上百億元、佔地近萬畝的鋼鐵項目，是很難得到中央有關部門批准的。中國的鋼鐵行業是一個有准入門檻的半壟斷性行業，按有關規定，投資額在3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就必須報國家發改委審批，鐵本項目如果照實上報，不但審批流程曠日持久，而且獲准的機會也十分渺茫。
中國經濟改革，向來有「闖關」的傳統，所謂「看見綠燈快快行，看見紅燈繞開行」，很多改革便是在這種闖關中得以成功實施，在日後被傳為美談；也有不少在這個過程中黯然落馬，成為違法的典型。這種改革發展與制度設計的落差，成為貫穿中國企業史的一個灰色現象。１常州人在鐵本項目上，也嘗試了「闖關」。人們懷有的僥倖心理是，一旦幾億元乃至數十億元投下去，難道還讓已經生出來的孩子再塞回娘肚子不成？
於是，鐵本的840萬噸項目被拆分成7個子項目和1個碼頭項目分別上報，鐵本相應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資公司」，在建設用地的權證審批上，用地被「化整為零」，切分成14塊土地報批申請。項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局在一天之內，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項目。戴國芳日後在看守所裡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當時的所有手續都是政府去搞的，我們也沒有去過問這些事。當政府說可以動了，我們就開工了。」
如果鐵本項目沒有被強行中止，那麼，常州市的「闖關」就將成為政府部門積極支持民營企業大膽發展的又一個精彩案例。
有了政府的鼎力支持，戴國芳將全部精力都傾注到了項目的可行性上。
鋼鐵行業儘管在表面上是一個大進大出的行業，可是其贏利的秘密則仍然是規模與成本的控制藝術。100多年前，安德魯·卡內基在打造他的鋼鐵帝國時，天才地發現了這樣的準則。他說：「價格的低廉和生產的規模是成正比的，因此，生產規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降低成本，搶佔市場，開足馬力，只要控制好成本，利益自然就來了。」
戴國芳沒有讀過卡內基的書，可是他卻不折不扣地遵循了「卡內基準則」。
840萬噸的規模，已足以讓鐵本躋身中國最大的鋼鐵公司的行列，當時全國超過1000萬噸的鋼鐵廠只有寶鋼和唐鋼兩家而已。戴國芳聘用了很多頂級鋼鐵專家參與論證和定位，在技術方面，從鍛熔、煉鐵到燒結、焦化等部分，均採用了國內最先進的設備，高爐則採用國家允許的120噸高爐。
跟幾乎所有的領域一樣，民營鋼鐵企業一直有成本上的優勢。有資料顯示，民營企業煉鐵成本比國有企業每噸要低60元到90元，煉鋼成本每噸低60元到150元，成品每噸低100元到300元。因而，戴國芳說：「就像家裡造房子一樣，你去買一套現成的房子，它貴得很，我們自己去買材料造，它就能便宜50％吧。我們搞一個高爐只要3個多億，而人家要7個億乃至8個億。」為了形成長遠的成本優勢，戴國芳還與澳大利亞的一家公司達成了長期的鐵礦石供應協議，比市場價格便宜很多。當時，他的協議價格為每噸300多元，市場上每噸則在1000元左右，而且這個價格長期不變。
戴國芳的這些投資措施，加上鋼鐵市場的持續高溫，使得幾乎所有的人均對這一項目抱以樂觀態度。戴國芳本人也信心爆棚。他對前來採訪的江蘇媒體記者說：「鐵本要在3年內超過寶鋼，5年內追上浦項。」寶鋼、浦項分別是中國和韓國最大的兩家鋼鐵廠，分列全球第五、第三。
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當戴國芳豪言要「超寶鋼、追浦項」的時候，他的身邊其實已經瀰漫起了一場漫天大霧。世局如棋，變幻無常，戴國芳是一枚只顧自己埋頭往前衝的棋子。
對於中國企業家來說，「政治是什麼」始終是一個問題。在這個群體中，我們看到太多的過度熱情者、視而不見者、公然對抗者、茫然無知者，可是，卻很少發現分寸拿捏準確、進退從容有序的人。
一直到入獄的時候，只有小學學歷的「民營鋼鐵大王」戴國芳都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或者，他從來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放眼當時國內，正有兩場大討論如火如荼地展開著，它們的結論將極大地影響中國經濟成長的棋局，戴國芳身處變局卻毫不知情。
第一場大討論是關於中國民營企業的重型化趨勢。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的復甦是一場民營企業崛起的歷史，這些體制外的草根工廠在沒有任何資源和工業背景的情形下，從鄉間萌芽，自輕紡和快速消費品等「輕小集加」型行業入手，漸漸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到2001年前後，民營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已經超過國有企業，擁有最大量的產業工人和產業資本，在很多行業，「國退民進」已成一種趨勢。也就是在這一時刻，隨著住宅、汽車、電子通信等終端需求行業的增長，市場對上游的能源產業，如對鋼鐵、有色金屬、電力、煤炭等形成了巨大的需求，中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從輕型化向重型化躍遷的必然調整。向來嗅覺敏銳的民營企業家無疑意識到了這個重要的轉型，那些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企業家們開始紛紛向一直被視為是國有企業「禁臠」的上游產業挺進。在這一群體中，戴國芳大概是知名度最低的一個，就當他在長江邊做鋼鐵大夢的時候，上海復星的郭廣昌正謀劃在浙江寧波建一個幾乎同等規模的鋼鐵廠，著名的四川希望集團劉永行則在內蒙古緊鑼密鼓地籌劃一個投資過百億元的電解鋁工程。
針對這一活躍景象，經濟界和傳媒界有不同觀點。有人認為，上游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應該由國有企業唱主角，不應該讓民營企業入場攪局。有經濟學家甚至認為，這些產業根本不可以市場化，應當由國家來壟斷經營。另一種觀點則為此歡呼不已，《中國企業家》雜誌在一篇評論中不無激越地寫道：當人們看到，民營企業的升級和中國的新型工業化正在適時對接，民營「企業家精神」和民營資本一併注入中國的重工業中的同時，人們不再懷疑：耕耘在重工業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未來數年內將刷新中國民營企業的最強陣營；這輪以市場化力量為主要發動機的新工業運動將托生出中國第一批不是官員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場論功過的重工業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