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故事可以重來一遍的話，
仰融一定會把「下一個場景」設在大連或遼寧省的其他某個城市，
而不是南方的寧波。
一位有驚人商業天才的企業家失足於一個政商常識。
仰融的故事再次證明——
沒有學會妥協的企業家很難在中國商界成功；
沒有學會「政商博弈術」的企業家甚至很難在商界立足。
也許過了很多年後，當教授們在課堂上講述中國汽車的成長史時，都會不可避免地以一種褒貶難辨的口吻，幽幽地說：「從前，有一個人，叫仰融……」
這是一個開頭很像神話的故事。在一片混沌未開的天地裡，突然橫空殺出一個連名字和故鄉都十分神秘的武士，沒有人知道他來自何方，他的武功授自何人，他揮舞著一把叫資本的戰刀所向披靡。這是一個善惡難辨、面目不清的武士。他試圖拯救一個已經喪失了鬥志、日漸沉淪的行業，在某些時刻，他彷彿已經成功了。這個神勇的武士看上去是那麼強悍和無所不能，但實際上他也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為了避免災難的發生，他精心地設計了一個龐大而雲纏霧繞的「資本迷宮」。
但是，這個設計了迷宮的人，最終還是在迷宮中走失了。他的結局是成了一個在逃的通緝犯，在大洋彼岸，眼睜睜地看著自己10年打下的「帝國」一天天衰弱沉沒。沒有人說得清楚，這到底是武士的悲劇，還是那個行業或時代的悲劇。
他的故事很曲折，很驚心，也很悲情。即便過了很多年，當人們談論起他的時候，仍然會感覺百味雜陳，一言難盡。
亮相：催生「中國第一股」
1991年夏天，中國商業界最轟動一時的新聞是「罐頭換飛機」。南德集團的牟其中用價值4億元人民幣的500車皮日用小商品換回4架蘇製圖－154飛機，他自稱從中賺了8000萬元到1億元。這樁頗有點異想天開的交易，在媒體的大肆渲染和報道後廣為人知。所有的人都對之津津樂道，驚歎為資本經營的天才典範。在上海東湖賓館7號樓的辦公室裡，當人們正熱烈地議論著這件事的時候，35歲的仰融坐在高背大皮椅上，一臉的不屑。當時，他潛心策劃的一個資本項目運作已接近尾聲，而從日後看來，它的確比以物易物的「罐頭換飛機」要高超和精妙得多。
在很多年裡，仰融把自己的出身和經歷包裝成了一個謎。他自稱是安徽徽州人，西南財經大學畢業，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一次公司內部會議上，他介紹自己的經歷時還說：「在越南打過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傷，腿斷了，頭也打開了，三進手術室，奇跡般地、沒有殘疾地活了下來，這以後便開始既珍惜又藐視生命。」而實際上，他出生在江蘇省江陰市北國鎮，原名叫仰勇，兄弟4人。他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是1995年前後的事情了，在這之前他應該沒有讀過任何大學。初中畢業後，他先是做了一陣子的廚師，後來承包過家鄉的一個小商店，再後來到江陰市外貿公司上班。
他有一個叫仰翱的二哥，在無錫辦了一家精細化工廠。1989年9月，仰融所在的外貿公司發行400萬元企業債券，他就拿著這筆現金跑到上海去炒股票了。此人自幼膽識過人，天性頗不安分，在渾水一片的早期股票市場上自然如魚得水，成了第一代資本炒家。當年的上海東湖賓館是早期炒家們聚集的根據地，滬上頗有名的楊百萬、劉太、朱煥良等人都曾在此紮營坐莊，仰融日日跟這群人廝混在一起，興風作浪，很是賺到了一點錢，同時也歷練出一番縱橫捭闔的運作本領。在某一天，他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仰融，大有「仰仗金融」的寓意。1990年前後，因機緣湊巧，他結識了一個大人物。
這個大人物是中國金融學院黨委書記許文通。許老先生是江蘇啟東人，仰融的鄰縣同鄉。他是老資格的金融教育家，中國金融系統很多顯赫的官員和學者都曾經受教於他，在這個圈子裡人脈深厚，一時無二。仰融雖非科班出身，但他獨有的資本嗅覺和精幹的操作能力卻頗得許老先生的欣賞。通過許文通，仰融結識了一些高層政商人士。在這種交際中，仰融視野陡開，褪去了不少草莽氣，因而也比苟且於灰色角落、只知道倒買倒賣的楊百萬等人有了更遠大的前程。在許文通的鼎力襄助下，仰融赴香港創辦華博財務公司，其初始出資方為許文通擔任董事長的海南華銀國際信託投資公司。
20世紀90年代初期，許多機制僵化的國有企業已經江河日下，難以為繼，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討論國有企業的「生與死」。而在許文通等人看來，要把國有企業搞活，僅僅靠管理鬆綁和財政輸血顯然是條走不通的死路，因此必須在制度架構和運營模式上有大膽的創新，而資本市場無疑是最可倚重的一種資源和手段。年輕氣盛的仰融很是贊同這種理念。於是，在圈內人的引領下，他接觸到了東北一家陷入困境的國有客車廠，它就是瀋陽金盃客車廠。
瀋陽金盃客車廠是一家組建不久的工廠，1987年，瀋陽農機汽車工業局將局內的50多個小型的汽車修理和部件工廠拼湊在一起，由快到退休年齡的副局長趙希友出任廠長。趙希友雖已年近60歲，卻是一個很活躍和有闖勁的改革家。金盃創建之初，人員渙散，設備老舊，資金缺乏，幾乎一無是處。趙希友想到了發行股票的辦法。根據當時的報道，金盃是東三省第一家被允許公開發行股票的股份制企業。趙希友的募資規模是1億股，每股1元。為了融到資金，趙希友使出了渾身解數，他甚至跑到北京國家體改委的大院裡貼佈告賣股票，好奇的媒體記者對這個新聞大加報道。不過，他擺攤一天，也僅僅只賣出了2．7萬股。就這樣，從1988年底開始發行股票，歷時1年有餘，還剩一半股票在自己手上。就在這個時候，仰融北上，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現在了焦頭爛額的趙希友面前。他開口講的第一句話就是：「請你把剩下的股票都賣給我吧。」更讓趙希友匪夷所思的是，這位南方來的年輕人對他說：「我要讓金盃成為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
1991年７月２２日，仰融以原始股的價格買下了4600萬股記賬式股票。這些股票被裝在20個紙盒箱子裡，從瀋陽空運到了上海，在東湖賓館7號樓的地下室裡，仰融從上海財經大學雇來一個班的學生花了大半個月的時間，把它們一一填名過戶。於是，他成了金盃的大股東。
日後一個始終沒有解開的謎團是，仰融用於購買金盃股票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2003年，仰融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稱，他投入金盃的資本，一部分是向其兄長借的，另一部分是在上海炒股所得。而據很多股市專家指出，1990年前後的中國資本市場規模非常之小，深圳和上海的兩個證券交易所都是在1990年12月才正式創辦的，進入流通的股票不到區區20只，仰融縱有通天奇才，也絕無可能在一年半載裡斂聚起數千萬元的財富。據大學畢業就跟隨仰融的蘇強稱，在1991年3月，他到東湖賓館投奔仰融的時候，「在仰融手下，主要也只是三五個人，沒有什麼職務，成天拎個包，裡面裝好多身份證和圖章飛來飛去，和企業管理絕不沾邊。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違規的，說不清楚」。另據2003年的《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有檔案顯示，仰融策劃收購瀋陽金盃，其投入的所有現金都來自許文通掌控的海南華銀國際信託投資公司。
在購股事宜完成後，仰融迅即赴美。在紐約，美林證券分析師汪康懋正翹首等待著他。據汪康懋回憶，仰融穿著一件厚重的軍大衣走在狹窄而高樓聳立的華爾街上，他大聲說：「我們要把五星紅旗插在這個地面上。」在汪康懋的牽線下，第一波士頓證券公司答應做瀋陽金盃上市的承銷商。汪康懋還記得他第一次去瀋陽工廠時的吃驚心情。儘管他已經對中國國有企業的落後狀況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可是眼前看到的景象還是讓人十分氣餒：「金盃汽車是一個非常老舊的廠，有50來個部件廠，很粗放，很差，手工作坊型的，根本拿不出手。工廠的廁所是漏風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女會計師都不願進去。」當時的企業現狀是，金盃幾乎沒有什麼優質資產，其主要出產的海獅客車每年只能賣出2000輛，有99％的零部件都是從日本進口的，時值日元狂漲，工廠的回籠資金還不夠買零部件。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紐約證券交易所一向以規範嚴格而著稱，在當時，連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都沒有企業在這裡上市過。可是，在汪康懋、仰融兩人的運作下，瀋陽金盃的上市文件竟通過了美國證券監管機構的審查，最終得以被批准上市。客觀而言，論及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國有企業，怎麼也輪不到名不見經傳和了無生機的瀋陽金盃。其之所以能意外勝出，主要得益於美國資本市場開始對「中國概念」特別青睞，而他們又對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毫無認知。就這樣，送到門口的「金盃」成了被選中的對象。
在1年多時間的上市過程中，英語不太好的仰融其實只去了兩次紐約，美國方面的大部分事務都交由汪康懋等人奔波搞定，而他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國內資本的組合上。種種跡象表明，在進入金盃的時候，資歷淺薄、民間炒家出身的仰融與其說是收購者，倒不如說更像是一個活躍於幕前的操盤手，在他的身後隱藏著一個強大的政商關係群和錯綜複雜的資本網絡。然而，這位心思縝密的人顯然不甘於扮演這種「皮影人」式的江湖角色，他要擁有自己的「王國」。就在買下金盃股票的當月，華博財務公司、海南華銀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與瀋陽金盃汽車製造有限公司組建了新的瀋陽金盃客車製造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998萬美元——之所以是這個很奇怪的數字，是因為當時政策規定，3000萬美元以上的合資項目要上報國務院審批。金盃占60％的股份，華博和華銀分別占25％和15％的股份。
1992年，華銀把所有股份又轉讓給了華博。6月，在高人的指點下，仰融悄悄在素有「免稅天堂」之稱的太平洋小島百慕大設立了一個項目公司——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此公司由華博100%控股，瀋陽金盃客車製造有限公司40％的股份被全部注入這家專門用於上市的「殼公司」。到8月，仰融以「股份只有40％，不符合在美獨立上市條件」為理由，又安排了一次關鍵性的換股，將華晨對金盃客車的控股比例擴大到51％，成為該公司的控股方。與此同時，仰融不動聲色地完成了對華博的資本改造，其股權結構改為仰融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法定代表人仍是仰融。在這一過程中，許文通與華晨的關係十分耐人尋味。在數次洗牌後，收購資本的提供方、國有性質的海南華銀日漸淡出；1993年，許文通離開海南華銀，隨即出現在「華晨系」的控股核心——香港華博財務公司，並出任董事長。
很顯然，仰融通過這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資本重組充分放大了自己在這個上市項目中的權益。他在資本運營上的卓越想像力和操作才能，在這個時候已經鮮明地展現了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小小的細節，在當時被他自詡為精妙之筆，而日後卻成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