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當時的報紙報道：1960年3月25日，王進喜和他的鑽井隊到達薩爾圖車站。一下車，他一不問吃，二不問住，而是逢人就問三句話：「我們的鑽機到了沒有，井位在哪裡，這裡的最高紀錄是多少？」他所在的鑽井點在馬家窯，在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後，王進喜的腿被滾落的鑽桿砸傷，他卻顧不上住院，拄著枴杖纏著繃帶連夜回到井隊，從安裝鑽機到完鑽，他一連7天7夜沒有離開工地，這口井成為大會戰後打出的第一口油井。
王進喜打出的第二口井地處高壓區，打到700多米時突然發生了井噴，強大的高壓液柱衝出井口，一場大事故眼看就要發生。要壓住井噴，當時唯一的辦法是往泥漿中加水泥和黃土，可是，由於沒有攪拌機，倒進去的水泥沉在泥漿池底，與泥漿無法融和。就在這時，王進喜扔掉雙拐，縱身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在他的帶動下，工友們也紛紛跳進池中。經過三個多小時，井噴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鑽機，王進喜身上卻被鹼性很大的泥漿燒起了數十個血泡。記者寫道：「這是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壓井方法。」
因為工作不要命，王進喜被稱為「鐵人」。在4月29日的誓師大會上，王進喜登上主席台發言，他高喊：「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活一口氣，拚死幹到底，為了把貧油落後『帽子』摘掉，寧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話音未落，全場吼聲震天。
1960年，大慶產出原油97萬噸。從大會戰開始，大慶逐漸探明了一個含油面積達800多平方公里、地質儲量達22.6億噸的大油田——截至2006年８月，大慶油田探明儲量達到61.3億噸。到1963年底，大慶開發建設了146平方公里的油田，三年多時間裡開採原油1155萬噸。
大慶油田的發現，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大大增強了中國工業的自主能力。同時，它也湧現了「鐵人」王進喜這樣的典型人物，並形成了一系列的經驗，成為全中國的國營企業學習的標桿。其中最出名的是：
「三老四嚴」——對待革命事業要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對待工作要有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
「四個一樣」——黑天和白天幹工作一個樣，壞天氣和好天氣幹工作一個樣，領導不在場和領導在場幹工作一個樣，沒有人檢查和有人檢查幹工作一個樣。
「學兩論」——石油部給每個工人配送了毛澤東所寫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形成日日學習的制度。石油部長余秋裡提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全部工作的指針，『兩論』是會戰的靈魂。這兩篇文章一定要很好地讀，反覆地讀。讀了毛主席的著作，就會感到頭腦清醒，渾身是勁，就有辦法；離開了毛澤東思想，就什麼事情也搞不成。」職工白天上班時把「兩論」帶在身邊，晚上則集中學習，時人賦詩曰：「青天一頂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紅；人人手裡捧毛選，『兩論』學習方向明」。
大慶的這些做法逐漸被總結和規範為經驗和制度，在全國廣泛推廣。這些經驗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弘揚集體主義和「只講付出，不求回報」的奉獻精神，充分強調基層工人的勞動主動性，它與之前的「鞍鋼憲法」一起，構成了一套極其富有中國特色的工廠管理制度。
在1963年12月的全國人大二屆四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宣告：「我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論在數量或者品種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給了！中國人民使用洋油的時代，即將一去不復返了！」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一直到周恩來對世界宣告「石油自給」的時候，國際上仍然無法判斷這條新聞是真的還是假的。
儘管中國在1960年就開始了石油大會戰，但是，它是在極其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的，大慶油田對外的稱呼是「安達農墾總場」。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大慶精神大慶人》的報道，日本媒體才首次確定「中國的大慶油田，確有其事」，但是，他們依然搞不清楚油田究竟在什麼地方。
又過了兩年，1966年7月的《中國畫報》上刊登了一組大慶油田的照片，日本人從一張油田工人的服裝衣著上判定，「大慶油田是在冬季為零下30度的北滿，大致在哈爾濱與齊齊哈爾之間。」他們又從一張煉油廠反應塔的照片上推算出大慶油田的大概規模——日本人從反應塔上的扶手欄杆開始推算，得出反應塔內徑約為5米，據此，他們推斷，大慶煉油廠的加工能力為每日900千升，如以殘留油為原油的30%計算，原油加工能力為每日3000千升，一年以360天計算，年產量為100萬千升。
到10月份，日本人又從《人民中國》雜誌上找到了王進喜的報道事跡。他們分析道，最早鑽井是在安達東北的北安附近下手的，並且從鑽井設備運輸情況看，離火車站不會太遠。在事跡中有這樣一個細節，王進喜一到馬家窯看到大片的荒野說：「好大的油田！把石油工業落後的帽子丟到太平洋去。」於是，日本人從前「滿洲國」地圖上查到「馬家窯是位於黑龍江海倫縣東面的一個小村，在北安鐵路上一個小站東邊十多公里處」。就這樣，日本人終於把大慶的地理位置搞清楚了。
【企業史人物】
單干專家
李雲河——縣委副書記，馮志來——畜牧場獸醫，楊木水——蠶桑技術員，陳新宇——公社幹部，四人均來自浙江。
這些名字之所以會出現在本部企業史上，是因為在「大躍進」及其後的大饑荒時期，這些來自民間的草根人士冒死提出了「包產到戶」的主張，他們因此被蔑稱為「單干專家」，他們的生命飽受折磨。
此四人中，以李雲河名氣最大、行動最早。他在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報》上發表調查報告《專管制和包產到戶是解決社內主要矛盾的好辦法》，這是全國第一篇公開論述包產到戶的文章。27歲的李雲河時任溫州地區永嘉縣委副書記，他是山東省惠民縣人，少年從軍，參加過渡江戰役。他所在的永嘉縣地少人多，糧食不能自足。早在1956年，他就在全縣313個合作社裡推行包產到戶，同時，不斷上書浙江省委和中央，希望推廣這個做法。他在調查報告的開篇就表達了挑戰權威的姿態，他寫道：「很多同志都罵包產到戶不好，有的地方已經罵臭了，我對這個問題卻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是錯誤的），我認為這個辦法是有效地提高社內生產力的先進辦法。」他還具體總結了包產到戶的「六好」、「六高」、「八多」、「五少」和「兩省」。1958年2月，李雲河被開除黨籍、打成右派，遭到撤職勞改的下場。
1960年之後，隨著全國性大饑荒的爆發，人民公社的制度缺陷開始顯現。就當安徽和廣西等地嘗試「包產到戶」時，在浙江則先後出現了三位民間理論家。
1962年4月，溫州瑞安縣隆山畜牧場的獸醫馮志來完成長篇論文《半社會主義論》。他寫道：「中國不能通過資本主義而後進入社會主義，這是早有人論證過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馬上進入社會主義。只有通過半社會主義的相當長的發展階段，才能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由中國的生產力狀況所決定的……我認為包產到戶確實是唯一出路。這樣做，完全是從中國現階段生產力水平出發，完全是為了調動農民的勞動自覺性。這是6億人民的呼聲！應該得出結論，目前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行屬於社會主義範疇的包產到戶的小商品生產，允許農民獨立經營，允許為他們服務的商販和小工業者的獨立經營。」
文章完成後，馮志來孤身北上，住進北京前門附近的一家小旅館，將文稿分送給了中共中央、《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並在所附的信箋上抄錄了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兩個月後，他又撰寫更為尖銳的《怎麼辦？》，再次投書中共中央。不久，他被定性為「右派」，在武裝警察的押送下，送回老家浙江義烏縣喬亭村改造。很多年後，馮志來對《中國模範生》的作者胡宏偉說，當時他花1.4元錢偷偷買了100粒安眠藥，藏在貼身的衣袋裡，隨時準備以死殉道。
幾乎就在馮志來寫《半社會主義論》的同時，寧波嵊縣農技站的蠶桑技術員楊木水寫出了《恢復農村經濟的頂好辦法是包產到戶》的萬言書，文內列數了包產到戶的13個優越性。楊木水從小在孤兒院長大、沒上過任何正規學校，他行文粗鄙不堪，章法顛三倒四，卻句句直擊弊病根源。在長文的最後，他寫道：「抱歉得很，我的建議一定有很多毛病，明顯的是文體糊塗文字錯誤，這不能怪我，由於我從來沒有正式讀什麼書的緣故。」
楊木水將文章寄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毛澤東主席，同時，還輾轉寄了一份給嵊縣老鄉、經濟學家馬寅初。馬寅初接信後，不顧80歲高齡親自南下與楊木水面談，隨後又在嵊縣進行了長達7天的調查研究。由馬寅初轉呈，高層終於看到了這份萬言書。1963年春，楊木水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處8年有期徒刑，後加重到死緩，罪狀是「惡毒攻擊黨的路線政策，鼓吹包產到戶，反對三面紅旗，反對社會主義」。獄中，楊木水的雙腳被戴上36斤重的大鐵鐐。
相較上述數人，紹興新昌縣新溪公社的幹部陳新宇的際遇同樣悲慘。他出身地主家庭，政治身份本來就很差，1961年6月，陳新宇根據下放勞動時調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寫出了《關於當前農村階級分析問題》和《關於包產到戶問題》兩篇文章，從階級分析的角度闡述了實行包產到戶的重要性和必然性。陳新宇將兩篇文章分別抄寄中共中央和《人民日報》。出於對自己地主家庭成分的天然警覺，他下定決心：從此疏遠一切親友，不談戀愛，堅持獨身，不株連他人。
隨後的兩年間，陳新宇接連給《人民日報》發去8封讀者來信，辯論的話題都是包產到戶。1962年6月前後，《人民日報》在內部刊物《讀者來信》中幾次刊發陳新宇的來信，還匯給他稿費25.5元。在這期間，陳新宇受到巨大壓力，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一年來我成了罪人，甄別至今未下結論。縣區社三級對我進行過四次公開批判，多次充當反面典型，停職、審查，施加多種壓力，我竟頑固如此，毫不為動。」1966年之後，陳新宇被定性為「右派分子」，前後揪斗120次，抄家7次，監禁32天。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全國上下猛烈批判以「包產到戶」為代表的「單干風」。中央點名批評了鄧子恢、杜潤生等全國性「代表人物」，也批判了地方上的一些「小人物」，這些基層的小人物，南北呼應，又都是在同一時間，採取了犯顏直諫的方式，提倡和鼓吹包產到戶。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會議期間，毛澤東對浙江省委第一書記說：「你們浙江出了兩個半單干理論家，必須徹底批判！」這「兩個半單干理論家」指的就是馮志來、陳新宇和行文粗鄙的楊木水。
李雲河和「兩個半單干理論家」都活著看到了包產到戶在中國的盛行，1978年之後，正是這一制度激活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轟隆隆地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
1982年，沉冤24年的李雲河被平反，並出任浙江省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撰寫專著《中國農村戶學》，提出「家庭工業加專業市場」的經濟發展思路，這幾乎就是「溫州模式」的萌芽之說。1998年7月7日，李雲河去世。就在這個月，浙江省舉辦了「永嘉縣試行包產到戶改革42週年紀念會和學術研討會」，李雲河的遺孀捧著他的遺照與會，全場起立，無數人感動落淚。當年也曾因提倡包產到戶而蒙難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哽咽著說：「我本想在這裡會見李雲河同志，誰知竟不能如願……我對這位包產到戶先驅者逝世表示惋惜和哀悼！」
1975年，服刑12年的楊木水出獄，三年後摘掉「反革命」帽子，從此遊走江湖，當起了草藥郎中，他有一個專治支氣管炎的草藥秘方據稱十分有效。2001年，楊木水病逝，其後半生默默無聞，幾乎無人知曉這個孤兒的當年豪情事。
發誓終身不娶的陳新宇一直孑然一身。在勞改的十多年中，他寫過200多封「翻案信」。1982年他獲平反，從此隱居新昌，靠微薄的退休薪金度日。
被遣返回義烏的馮志來在1983年獲平反，被調入縣經濟研究中心，成為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最早倡導者之一，晚年結集出版文集《興市邊鼓集》。
讓人們悲傷的，其實是悲傷本身。
四個「單干專家」性情各異，李雲河嚴謹，馮志來激越，楊木水豪放，陳新宇溫和。他們生於草莽，身份低卑，均無高深修養，卻能在時代最艱困的時刻，雖千萬人吾往矣，發出最清醒而勇敢的聲音，所謂士者，大抵如是。此四人中，以獸醫馮志來的古文功底最為深厚，賦得一手好律詩。他多有詩作贈送好友，其中一首曰：「大夢誰先覺，平生幾相知；孤鴻悲落日，眾鳥覓棲枝；風雪終有盡，落花恨無期；浩然浙江水，曲折順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