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61年的這次大精減在少年魯冠球的心裡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金一村距蕭山縣城不到兩公里，可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去工作過。他說，「我發誓從此不再進城，我就在農村辦工廠。」20年後，一心想做工人的魯冠球成了中國最著名的農民企業家。
在設法緩解糧食危機的同時，國家還必須把過快的工業速度降下來。
1961年一季度，各項工業指標發生重大潰亂，25種主要工業產品中，除了食糖，其餘均比上一年四季度下降30%~40%，決策層這才承認現實，開始踩急剎車。在5月21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各項指標大幅下調，提出「堅決後退」和「必須退夠」。毛澤東無奈地說：「退得夠，這樣好。無非是外國人罵，說中國人不行。我們現在就要老老實實地承認沒有學會，還要十一年才能搞好，至少要十年。不退，你有什麼辦法？」
8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通過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它一方面繼續強調「國營工業企業是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經濟組織。它的生產活動，服從國家的統一計劃。它的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同時，則把大躍進時的「按需分配」改成了「按勞分配」，對遭到批判的計件工資制等制度予以恢復。
1962年，全國的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壓縮到了46億元，僅為1960年384億元的12%，到年底，全國關停倒閉的工廠數達4.4萬個，占1960年9.6萬個企業數的44.8%，也就是說，在一年時間裡關掉了將近一半的工廠。其中，冶金企業減少了70%，建材企業減少50%，化工企業減少42%，機械企業減少31%。同1960年相比，工業總產值大幅下降了47%，其中重工業下降57%，鋼產量跌到了667萬噸。在當時的工業界，把關停工廠和精減工人統稱為「拆廟搬和尚」。
大躍進對中國經濟的災難性後果，日後有無數論文和書籍進行了反思、總結。國家統計部門的數據顯示，「二五」計劃期間（1958~1962），全國工農業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僅為0.6%，遠遠低於「一五」時期（1953~1957年）的10.9%。據美國學者麥克法誇爾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的測算，「大躍進給國民經濟造成的全部損失，估計是1000億元，幾乎相當於『一五』期間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兩倍」。
在三年災害時期，還有兩個經濟事件值得記錄，一是包產到戶的試驗和夭折，二是大慶油田的發現。
「吃飯不要錢」、「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只在很短的時間裡讓農民感到幸福，很快，計劃經濟的低效率和荒誕性便非常清晰地一一呈現了出來。1961年3月，中共中央起草頒布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取消了農村部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但是人民公社的模式卻被肯定和固化了下來。
這年6月，陳雲回到家鄉青浦縣小蒸公社作了半個月的調研，同行的秘書周太和、經濟學家薛暮橋等人在日後都回憶了那次難忘的行程：
地處上海城郊的青浦縣自古是最富足的魚米之鄉，可是，「大躍進」之後，這裡的農民也只能頓頓喝稀粥。吃不飽飯的時候，農民把原本用做綠肥的紅花草也吃光了。陳雲等人走在小鎮上，看見許多農民門口晾著麥稈，據當地人說，這是生產隊碾麥後分給農民的，可是家家戶戶都把麥稈重新晾曬後，放在簸箕裡搓，結果還能搓下來許多麥子。陳雲問一個老農婦，這麼搓能搓下來多少麥子。老農婦說，攢起來能有一鬥。陳雲大驚。他很快猜出了答案：這是農民們故意在打麥場上不碾乾淨，然後再把麥稈分回到家裡，私下留了一點口糧。陳雲感歎地說，我們不能多拿農民的東西，你要拿，他們總是有辦法應付的。
陳雲去參觀公社的養豬場，幹部們告訴他，去年一年公社養豬沒賺到錢，反而虧了3.8萬元，平均每個農戶要負擔16元，建豬場，搞基建還花了7萬元。陳雲算了一筆賬，允許私人養豬的時候，平均一頭母豬一年生十四五頭苗豬，苗豬死亡率為6%，實行公養後，一頭母豬全年平均只生四五頭苗豬，苗豬死亡率竟高達89%。這麼強烈的對比，又讓陳雲大吃一驚。
更讓陳雲吃驚的荒唐事還有不少。到了傍晚，陳雲聽到小鎮上合作商店的店員在吆喝：「棒冰，棒冰，兩分一碗。」他很好奇，棒冰應該論根賣，怎麼會用碗賣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來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後通過國營商業渠道，運到縣裡，再從縣裡用汽車、小船運到各公社，公社再往大隊、小隊分，到了基層的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店員捨不得倒掉，就只好用碗來賣了。陳雲聽了直搖頭歎息：現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區劃來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過來。
小蒸公社靠近黃浦江，過去有許多漁民下午開船到江上去捕魚，黎明運到上海城裡去賣。實行統購統銷之後，青浦縣禁止漁民私自販售，捕上的魚必須運回青浦，賣給國營的縣水產公司和下屬的收購點，再由它們運到上海去完成供應任務。這樣多次來回運輸，自然就耽誤了時間，把活魚生生運成了死魚。漁民只好把鮮魚做成鹹魚上交，從此，上海城裡的鮮魚越來越少，甚至連鹹魚也因為運輸費和手續費一加，價格比以前高了不少。陳雲瞭解到這一情況後非常驚訝。他親自找來青浦縣委和水產局的負責人談話，勸他們准許漁民直接去上海賣魚。那些負責人很為難，他們說，如果這樣做，必須要改變現在的供銷社制度。陳雲聽罷，沉默良久，然後深歎一口氣，對周太和說：「我一個黨中央副主席，連這樣一個小問題都解決不了，實在對不起人民。」在其後將近20年時間裡，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黃浦江裡的死魚。
任何一種經濟制度，當它固化成型之後，即便是它的設計者也無力變更它內在的邏輯，這正是陳雲在小蒸公社所遭遇的情景。在與老鄉們交談時，陳雲問：「我是好人，還是壞人？」眾答：「好人。」陳接著說：「我雖是好人，結果辦了錯事情。」回到北京後，陳雲給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隨附三個調研報告，其中包括《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等。
就當陳雲在家鄉作調研時，在安徽、廣西等地正刮起一股包產到戶的「單干風」。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安徽曾經是最積極的省份之一，可也是付出代價最大的地區之一。在1959~1961年的三年中，安徽總人口淨減439萬人，而在之前的六年間，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萬以上。據《劍橋中國史》的記載，「安徽可能是人口減少最嚴重的，1960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率比上年猛增了68%，為全國平均數的3.5倍多」。正是在如此的絕境之下，1961年2月，省委書記曾希聖提出「按勞動力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分」的聯產到戶責任制新辦法，先是在每個縣搞「責任田」試點，然後漸漸推廣，在短短兩個月裡，就讓全省39%的生產隊都推行了新政策。曾希聖還在3月底專門給毛澤東寫信，為「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做法進行辯護。
國家糧食部專門對該省肥東縣兩個叫做路東和路西的生產隊進行了對比調研，路東隊實行的是責任田模式，結果夏收糧食畝產112斤，秋收畝產245斤，而吃大鍋飯的路西隊，夏收和秋收畝產分別是100斤和195斤。幾乎就在安徽搞包產到戶的同時，廣西的龍勝縣也開始分田單干的試驗，全縣1994個生產隊有一半把土地分包給了農民。農村工業部部長鄧子恢親自南下作調研，並給予了肯定。其子鄧淮生後來回憶，他曾問父親對包產到戶的看法，鄧子恢說：「包產到戶不是單干，是農村經濟管理的一種形式，因為土地所有制沒變啊！好比工人計時做工和計件做工，計算單位時間內生產多少個零件。農民也一樣，要算一年內交多少糧食。工人做工可以包工包料，農民種地為何不能也採取這種辦法？」
安徽和廣西的做法引發了一場大爭辯，《人民日報》專門辟出專欄進行討論。贊同者認為這是提高農民積極性和增加糧食產量的好辦法，反對者指責這是在走農村資本主義的道路，是一種大倒退。7月，頗受壓力的安徽省委專門給中央打報告，希望得到政策上的肯定。到這一年11月，安徽的「責任田」已經推廣到91%的生產隊。此外，甘肅、浙江等地也開始學安徽，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一書曾引用當時甘肅農民的話說，「我們的腦子想進步，就是肚子太反動了」。
1961年11月13日，中央表明了態度，在這一天發出的《關於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文件中，明確指出：「目前在個別地方出現的包產到戶和一些變相單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原則，因而也是不正確的。」不久後，曾希聖因「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而遭到批判並被撤去職務，贊同包產到戶的鄧子恢等人日後也因此紛紛受到批判，鄧子恢被認定是「資本主義農業專家」。從此，早萌的包產到戶改革戛然而止。它的復燃將在17年後的1978年，而發動之地居然仍是安徽。
1960年4月29日，4萬多人聚集在黑龍江的薩爾圖大草原。北方的春天，雜草已經長起，但是大風刮在臉上還是乾澀而微有寒意。這年的雨季來得特別早，人們站在泥濘不堪的草地上，每個人都亢奮不已。一條巨大的橫幅在空曠的草原上非常醒目——「石油大會戰萬人誓師大會」。
在三年困難時期，這是最讓人振奮的一個時刻，在中國企業史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
中國的東北發現了大油田。
就跟很多古老發明一樣，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認識並使用石油的國家之一。早在公元前1世紀，人們已在陝西延長一帶發現了石油，把它盛入容器用來點燈，《漢書·地理志》稱之為「可燃之水」。北宋沈括在他的《夢溪筆談》一書中，第一次使用了「石油」一詞，宋人用石油製作石燭、墨和用於軍事的「猛火油」。但進入近代之後，中國人在石油上的運用遠遠落後於西方。1903年，德國人在陝西探得油礦，第二年，清廷籌辦延長石油官廠，鑿出第一口油井。可悲的是，一直到1934年，全中國只有延長這一口井在出油，每天出150斤，聊勝於無。1939年，地質學家孫健初在甘肅玉門發現油田，到1949年，玉門油田年產原油8萬噸。美國美孚石油公司的地質專家在中國進行了20多年的勘探，最終得出結論，認定中國大陸的地質構造不會有大油田。
20世紀50年代，中國組織多支勘探隊遍走全國尋找油田。1953年，地質部部長、地質學家李四光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認定在東北的松遼平原和華北平原有可能存在大油田，可是，直到1957年，只探得石油儲量0.56億噸。在「一五」計劃中，石油工業是唯一沒有完成指標的部門。因為石油缺乏，連北京的公共汽車都不得不燒煤氣，每輛公共汽車上都要背上一個碩大的煤氣包。
1958年，在李四光等人的堅持下，勘探人員在松遼盆地展開重點勘探，1959年9月26日，位於黑龍江省安達縣大同鎮的松基三井突然噴出原油！大油田被發現了。因為噴油之日非常接近共和國的十年國慶，因此，這塊新發現的油田被命名為「大慶油田」。
大油田被發現後，石油工業部當即從各地抽調了7萬石油工人和轉業軍人會師薩爾圖，由石油部部長余秋裡和副部長康世恩親自率領，展開了一場空前的大會戰。當時條件之惡劣難以想像，工人睡在簡陋的帳篷、木板房、牛棚、馬廄裡，日夜奮戰，無怨無悔。在這支令人生敬的石油大軍中出現了建國後最著名的工人——「鐵人」王進喜（1923~1970）。
王進喜是玉門油田的一個鑽井隊隊長，他領導鑽井隊創造了月進尺5000米的全國紀錄，成為中國中型鑽機最高標桿單位，被命名為「鋼鐵井隊」。1959年，他進京參加建國十年大典，接著就奉命率隊趕到東北參與大會戰。很快，他成了新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