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通告》頒發十天後，1月9日，山東省有幹部聯名上書中央，反映執行新稅制引起了物價波動、搶購商品、私商觀望、思想混亂等情況，兩天後，北京市委也寫信反映類似情況，接著各大區、省市財委也紛紛開始寫信打電報。1月15日，毛澤東致信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指出：「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2月10日，毛澤東的批評口吻更為嚴厲，他說：「『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薄一波回憶說：「當時聽起來，不免感到震驚。」
新稅制改革被強行中止，薄一波受到處分。不過，半年後財政部卻堅持認為「新稅制確實起到了保稅、增稅的作用」，根據它提供的數據，1953年前四個月的工商各稅完成全年計劃的29.64%，比過去三年的情況都要好。財政部副部長吳波在檢討中說：「我們認為確是多收了稅。犯了錯誤，不管受什麼處分，我說，還是多收了稅。」
事實上，此次新稅制的觸礁是經濟治理者在計劃經濟與市場公平之間的一次掙扎，它所隱含的悖論將長久地困擾著人們。
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爭結束。社會主義中國居然能夠與全球最強大的國家打成平手，這是1840年以來的第一次，它大大地提高了共產黨在全民中的威信，並讓人堅信新制度的優越性。在過去兩年多的驚濤駭浪中，東亞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格局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首先，中美交戰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經濟的復甦。日本自投降之後，全民陷入絕望，一度認為無法重新站起來。1945年的《芝加哥論壇報》曾經刊登一則逸事，該年8月30日，駐日盟軍最高司令、美國名將麥克阿瑟將軍叼著玉米棒芯煙斗抵達東京，幕僚建議他去拜見裕仁天皇，將軍說：「過幾天，天皇會親自來見的。」果然十天後，天皇親自到美國大使館拜會麥克阿瑟。後世留下一張兩人合影照片——「麥克阿瑟選擇了土黃色軍服，開著領口，沒有表示軍銜的裝飾或徽章。他直盯著鏡頭，臉上毫無表情；一隻手隨意地插在口袋裡，另一隻手搭在臀部。裕仁在他身旁，只有將軍的肩膀那麼高，他穿著燕尾服，筆直而僵硬地站著。」在天皇轉身離去之時，麥克阿瑟看著他的背影，對《芝加哥論壇報》記者說：「日本已淪為第四流的國家。再也不可能東山再起、成為世界強國了」。
誰也沒有想到，麥克阿瑟的預言在日後竟然成為一個讓人笑出眼淚來的笑話。在戰後的前四年裡，日本經濟曾經陷入物資短缺和通貨膨脹的惡性週期之中，全國船舶的80%被炸沉，工業機械損失34%，戰後前兩年的生產率只有戰時的1/3，1946~1949年間甚至爆發了三位數的通貨膨脹。朝鮮戰爭爆發後，美軍以日本為戰略錨地，對其進行了巨額的援助。大野健一在《從江戶到平成：解密日本經濟發展之路》一書中寫道：「這場戰爭對日本經濟來說是極大的強心劑，美軍將日本作為補給基地，籌備大批的軍需和非軍需物資，在日本產業界看來，這次機遇可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經經歷過的國外需求激增相媲美。經濟蕭條一掃而光，日本經濟再次呈現出發展的趨勢。到戰爭結束時，通貨膨脹幾乎為零。」時任首相吉田茂在《激盪百年史》中也透露，美國最初並不支持日本經濟復興。幸運的是，朝鮮戰爭刺激了日本軍需出口，經濟復甦突然間獲得契機。1951年美國與日本媾和，允許日本重整軍備，構築美日共同防禦體系，無形中又推動了日本經濟持續發展。換句話說，日本戰後經濟起飛緣起於美國地緣政治的博弈。
到1953年，日本國民的生活已超過了戰前水平，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開始進入普通人的家庭，被稱為家庭的「三種神器」，標誌著日本成為第一個進入消費革命時代的亞洲國家。與此相伴的是，大量以生產日用電器為主業的日本公司集體崛起，松下、三洋、豐田、索尼等公司以及他們的領導者松下幸之助、井植熏、豐田喜一郎和盛田昭夫，將成為亞洲商業界最響亮的名字。
另外一個從戰爭中得益的地區是台灣。蔣介石逃遁台灣後，吸取教訓，推動了以「農民獲地，地主得利」為方針的土地改革，它使得台灣的糧食產量從1953年到1968年保持了令人吃驚的、長達16年之久的持續增長。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大陸，重新對蔣介石政權進行援助和扶持，與日本相似，台灣的機械製造業、紡織和麵粉業獲得了發展的機遇。
從1953年開春之後，朝鮮戰事已趨明朗，國內的「三反五反」運動也告結束，中國領導人的注意力開始專注於經濟建設。這時候，「老大哥」的手伸了過來。
【企業史人物】
英東「走私」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美國對中國沿海實施嚴密封鎖。在它的主導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實施全面封鎖禁運的決議，內地物資空前短缺。香港作為比鄰內地的唯一自由港，儘管受到英國政府的嚴厲監控，但仍然是一條最可能的渠道。余繩武、劉蜀永在《二十世紀的香港》一書中記錄道：「朝鮮戰爭給予香港人一個機會，就是暗中供應中國內地急需的物資，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躋身於上流社會之中。」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霍英東。
與絕大多數東南亞華商一樣，霍英東出身貧寒。在20世紀20年代，香港還是一個偏僻的小漁港。霍英東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漁船上，父母終日以捕撈為生。幸運的是他13歲的時候被送進了當時香港英國政府開辦的第一家公立學校，在那裡，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語言與文化的熏陶，使他成為第一批與西方思想對接的華人少年。他的創業史也是從最底層開始的，他當過鏟煤工、機場苦力、地下機車司機，稍稍有了一點積蓄以後，辦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雜貨店。他賺到的第一桶金便與倒賣有關，抗戰勝利後，政府拍賣戰時剩餘物資，霍英東借了100元參加投標，拍中一套1.8萬元的機器，一轉手就賺了2.2萬元。從此，他的人生就與貿易勾連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