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證稅收的徵繳，他借鑒蘇聯的經驗，創造性地設計了財稅專管員制度，用他自己的描述是，「全市組織若干個分局，每一個區分局下按地段建立稽徵組（後改稱稅務所），稽徵組的每一個稅務員專管若干個納稅戶」。他對上海的納稅戶進行了普查，共查出漏戶2.1萬個，實得工商納稅戶10.78萬個，全市設20個區稅務局，建立96塊專戶管理區域。顧准設計的這套稅務專管員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顧准在上海的徵稅工作很有成效。1949年5月到12月，全市的財政收入只有498萬元，處於嚴重赤字狀態，根據上級命令，上海必須在1950年的第一個季度通過發行公債和徵稅的辦法收上3000萬元。顧准採取了嚴查重罰的手段，他回憶說：「這種逃稅處罰和公債徵募同時進行，即使確有稅法根據，也可以把逃稅戶弄得破產。於是，上海資產階級一方面通過工商聯、協商會議等大提抗議，一方面也進行非法抵抗——這一兩月中，我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嚇信，以致公安局為保護我的安全起見，給我配備了兩名警衛員。」
顧准所說的抗議者中就包括實業大王劉鴻生。他留在上海的過程頗為曲折，他的第六個兒子劉公誠是共產黨員，一直勸告自己的父親留在上海。1949年4月，就在南京被攻克的日子裡，劉鴻生在解放區電台裡聽到了一則專門針對他的廣播：「請劉鴻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軍保證按照『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保護劉氏所有工礦企業……」當時，劉鴻生的居所已被國民黨上海社會局監控，他被強行脅持到香港。上海解放後，劉鴻生父子避開國民黨特務監視，深夜乘太古郵輪離港，先是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得到「共產黨將保護民族工商業者的私人財產、民族工商業者可以保留過去生活」的承諾，接著回到上海重新管理所有家業。他的回國在全國工商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他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此次，顧准的查賬重罰還是讓他頗有點吃不消，他直接給陳毅寫信發牢騷說，公債買了十幾萬元，現要交款，還要納稅、補稅、發工資，存貨賣不動，資金沒法周轉，乾脆把全部企業交給國家算了，辦不下去了。
儘管遭到部分商人的抵制，顧准的強制手段還是起到了效果，據《上海市財政稅務志》記載，1950年全市的稅收收入達到6416萬元，比上年增加12.8倍，為舒緩全國財政的緊張作出了重大貢獻。
顧准的第二項重要試驗，是在中財委的統一指導下，重構了上海的產供銷體系。
對私人工商業進行國有化改造，是一個既定的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的特徵之一，但是，如何改造，從哪裡切入，卻是一個很有技術性的命題。陳雲的思路是，從流通入手，通過壟斷生產資料供應和產成品銷售的方式對製造業進行控制。從1949年10月起，中財委就著手建立三個全國性的貿易公司：一是全國性的紡織公司，負責紡織原料和產成品的供應與銷售；二是全國性的土產公司，負責各地特產的產銷；三是將華北貿易總公司改組為11個專業公司，其中以內地調劑為主的有糧食、花紗布、百貨、煤鐵和鹽業，出口為主的有豬鬃、土產、皮毛、油脂、蛋品，此外設立一個進口公司，各專業公司均按經濟區劃與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設立分支公司，資金和幹部統一調度。
對每一個重要的原料領域均進行國營化壟斷，私人企業均不得從事流通業，違反者被視為「投機倒把」。據曹錦清的研究，江浙一帶從1950年4月起，在各縣成立供銷合作社，統一代理春秋繭的收購業務，私商被禁止向村民收購，從此截斷了上海各私營紡織企業的原料供應渠道，迫使它們只能接受國家的加工訂貨業務。
當原料供應、產品銷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業的徹底國營化，兩頭一夾，中間的製造企業自然就無法動彈，成了一塊被壓扁了的「夾心餅乾」，計劃經濟的宏大構架因此胚胎初成。陳雲認為，對流通的控制——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是逐步消滅無政府狀態的手段，通過這種辦法，把他們夾到社會主義」。這個龐大的商品供銷體系一直運作了幾十年，它在早期對共和國經濟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隨著時間的延續，其內在的體制障礙也最終成為經濟運作低效率的根源。事實上，開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就是從流通領域的突圍開始的，也即是對這一體系的瓦解，「投機倒把」這個罪名在1997年從《刑法》中取消。
陳雲認為，要穩定物價和牽住全國產業的牛鼻子，關鍵是抓住「兩白一黑」，也就是紗布、大米和煤炭，其中就工業而言，最受關注的當然就是紡織業。它的產值佔到當時全國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左右，而且在這個領域中，民營資本的力量最為強大。所以，在對全國流通市場實施計劃管制的時候，它成為第一個對象。早在9月24日，也就是上海紗布大戰前的一個多月，中財委召開了全國棉花收購和調配會議，這是建國後的第一個大宗商品計劃調配會議。會議對全國各地當年的棉花種植面積、年成、收穫量，各地區公私紗廠紗錠數、粗細錠子的比例、全年需棉量，群眾自用及手工紡織全年需棉量，各地區當年收購棉花的具體計劃及部署情況，現有收花機構之組織狀況及幹部數量，私人棉商及小販收棉花的情況，各地區棉紗棉布全年需要量等情況進行了一一的排查、分析和計劃。這樣的棉花大會形成了一個每年必定召開的制度。到12月，中財委又組織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糧食會議，新華社對此進行報道的電訊標題是——「中國糧食史上」的創舉。
在全國的糧棉源頭被控制住後，各大城市隨即建立起相應的計劃管理體系，上海的帶頭效應當然最受關注。顧准很快行動起來，他成立國營的花紗布公司，私營紗廠不得再自購棉花，自銷成品，所有產品均實行統購統銷。為了與花紗布公司配套，他自下而上建立了大批國營的供銷合作社，還把全市的私營運貨車全部取締，新組成了一個上海搬運公司，它成為交通運輸局的前身。他在自述中寫道，「國營商業控制了重要物資在全國範圍內的流通，使得煤炭、建築材料、糧食等項的私營零售業無法照舊繼續下去，國營商業不得不擴大到零售商業範圍中去，華東商業部分出一部分力量，組織了幾個零售公司，交給上海市管理。以上趨勢，還在急速發展，不久就擴大到建築業範圍中去了。」
據計泓賡在《榮毅仁傳》中的記載，全國性的棉紗統購政策是在私人企業家的參與和配合下制定出來的。1950年底，紡織工業部在北京開會，會議期間，商業部副部長姚依林和全國工商聯的沙千里、吳雪之邀請赴京開會的榮毅仁在南河沿全國政協俱樂部吃飯，席間，榮毅仁說自己正在琢磨一個問題，他說：「我正在想，搞工業的最好讓他專心搞工業，著眼生產，貿易的事由國家來搞，比如商業部吧，就專門搞商業。」談著談著，你一句，我一言，就談出了一個統購棉花的主張，大家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一時興起，就喝酒起來，榮毅仁很有酒興，一杯又一杯地下肚。這次閒談後的第三天，陳雲約見榮毅仁、劉靖基、王志建等五名上海私營棉紗廠的老闆們談話，聽取具體的意見。在紡織工業部的會議閉幕式上，陳雲說：「工商界人士提出棉紗統購的意見很好，我們贊成。」1951年1月4日，中財委頒布《關於統購棉紗的決定》，凡公私紗廠自紡的棉紗及自織的棉布，均由國營花紗布公司統購。商業部為此規定了棉紗的分配、銷售、加工辦法，這樣，私營棉紗廠的生產就完全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
當這一嚴密而廣泛的國營計劃管理體系建立起來之後，所謂的紗布大戰、糧食大戰便成絕跡。
顧准的第三項重要試驗，是創造性地驅趕了所有的外資公司。新中國成立後，在華外資企業顯然成了新經濟體制的「不適應者」，它們將如何退出是一個廣受關注的事情。
顧准用的辦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稅率，把外資公司一一逼走。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後，我們利用1945年以後國民黨政府搞起來的地價稅，加重稅率，對私有土地按估定地價比例徵稅，國有土地當然是不徵稅的。徵收地價稅，誰都提不出反對理由，可是嚴格徵收的結果，凡是地價昂貴土地上的房產收入，都抵不上應付的地價稅。僅僅一年多，即到1950年冬至51年春，許多外國資本家都寧願把房地產抵交欠稅，自己則悄悄溜走了。」他舉例說：「上海有名的沙遜，把南京路外灘的沙遜大廈（現在的和平飯店）和舊租界的華懋飯店（現在的錦江飯店）抵交欠稅後離開了上海。許多外商銀行、地產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時還賴在上海不走，經過1950年春的罰款和一年多的地價稅，也紛紛關門溜走了。」
他最後總結說：「我們沒有採用任何沒收政策，卻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殘餘經濟勢力。」
顧准獨創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廣到全國各城市，外資企業相繼離開中國，在這一過程中，儘管外資企業頗不情願，但仍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以當時最大的煙草企業英美煙草為例，它的資產通過協定計算的方式被轉讓給中國政府。根據這一協定，英美煙草的資產價值與其未支付的捐稅和債務相等，也就是說，它離開中國的時候，沒有帶走一台設備。據該公司估算，這一轉讓在公司賬目上損失了5000萬英鎊。另據美國學者高家龍的計算，在半個多世紀裡，英美煙草在中國獲利不少於3.8億美元。
那是一個激情蕩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開埠以來，百年以降，從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國大臣，從蔣介石政府到汪精衛偽政府及日本佔領軍，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管理者。
他們年輕，風華絕代，充滿破壞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氣。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所有的熱情都是為了無比熱愛的國家。他們從來沒有考慮自己的私利，因而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買。年輕的財稅局長顧准就是他們中的一個典型，他每天奔波於上海的各個角落，不斷地擬定各種各樣的佈告和公文，與大大小小的私營業主周旋協商。他在立信會計事務所時的老同事嚴松齡回憶說：「他還是那個瘦長個子，穿一套不合身的軍服，桌上放一隻大公事包，一罐香煙，說話態度極其謙和誠懇。」所有的市民和工商業者對這樣的革命家既敬又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