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
——張愛玲：《燼餘錄》，1944年
1944年12月18日，最新一期的美國《時代週刊》以宋子文為封面人物，他的照片下的文字是：「中國的宋子文：通往勝利的道路在峭壁之上。」宋子文的個人聲望在此時達到頂峰。
在兩周前，他剛剛被蔣介石任命為行政院代理院長，此外，他還同時兼任財政部長、外交部長，權力更大於他下台的大姐夫。傅斯年對此的評論是：「與其說是宋的人望，毋寧說是對孔的憎恨。」
傅斯年說得一點也不錯，人們將很快發現孔宋原來真是同路人。
自抗戰爆發之後，宋子文一直以蔣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爭取美國人的援助，與他並肩努力的是中國知名度最高的知識分子胡適和最傑出的銀行家——上海儲蓄銀行的陳光甫。胡適時任駐美大使，陳光甫則被委任為國府貿易委員會中將銜主任委員。他們竭盡所能，奔走斡旋，為國家爭取了最寶貴的金援。胡適當時自比是一個「過河的卒子」，唯有為國拚命往前。1938年10月，他將一張自己的照片送給陳光甫，背面附有自題詩，詩云：「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陳光甫是1934年之後碩果僅存的大銀行家，他之所以「存活」下來，很大的原因是他在美國政經界的親密人緣。他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私交甚好，被後者認為是唯一值得談判的中方專業人士。早在1936年5月，陳光甫就受國民政府委託，赴美簽署了《中美白銀協定》，確定了中美兩國在國際銀價上的價格同盟，這為控制白銀外流以及鞏固法幣的地位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938年9月，他再赴華盛頓尋求支持，在半年後以中國桐油為交易物，獲得了2500萬美元的貸款，這筆錢全部換購為軍用車輛、汽油和無線電材料等戰備物資。
當時美日還未斷交，所以，羅斯福總統對華援助很是謹慎。「桐油計劃」名為商業貸款，實際上幾乎全部用於抗日，因此很多外交家將之視為「羅斯福當局轉變東亞政策，開始實施遏制日本的第一步」。日本果然向美方提出嚴正的抗議，並封鎖桐油運輸幹線，陳光甫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1939年12月6日，他再訪摩根索苦懇長談，後者表示十分為難。這時，陳光甫告訴摩根索，那天是他59歲的生日，如果能夠得到些許的允諾，實在是最好的生日禮物，摩根索聽後大為感動。1940年4月，美國終於答應再給2000萬美元貸款，中方以雲南錫礦為代價。陳光甫為了桐油和滇錫能按期運抵美國，還頂著日軍轟炸危險親自赴前線考察中緬公路。
弱國無外交。陳光甫以銀行家的身份為國周旋，其艱難辛酸可以想見。他曾在日記中記錄了當時的心境：「余在此接洽事宜，幾如賭徒場中擲注。日日揣度對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閒忙之情境，窺伺良久，揣度機會已到，乃擬就彼方所中聽之語詞，迅速進言，藉以維持好感。自1938年9月以來，無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蓋自知所擲之注，與國運有關。」胡適也在1939年的一篇日記中評價他的這位好友：「光甫辦銀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別人的臉孔，此次為國家的事，擺脫一切，天天仰面求人，事事總想不得罪美國財政部，這是他最大的忠誠，最苦的犧牲，我很佩服他這種忠心。」
跟胡適、陳光甫一樣，衝在最前面的宋子文自然也是使出了渾身解數。1940年6月，宋子文赴美接洽美國援華事宜。美國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對他當時在美國的遊說活動這樣評述：「宋子文是他那個時代最不知難堪、不怕疲倦的遊說家。他運用了一切可以想像的接近羅斯福總統的渠道……這些人被他令人難忘的說服力所打動，答應把他關於各種形勢無可挽救的信件轉交給羅斯福總統。」1940年10月，中美簽署2500萬美元的「鎢砂借款」，1941年2月4日又簽署5000萬美元的「金屬借款」。在宋子文等人的奔走下，羅斯福正式發表軍火《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的聲明，同時宣稱：「保衛中國即是保衛美國的關鍵。」宋子文與美方達成軍事援華的三個重點：第一，由美國提供訓練與技術援助，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化空軍；第二，訓練並裝備中國陸軍30個師；第三，幫助中國建設滇緬鐵路和公路，並提供運輸車輛等。宋子文的外交努力還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使英美列強把中國當成亞洲最重要的盟友和大國。1943年11月，蔣介石赴開羅出席美、英、中三國首腦會議，與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並坐論政，因此被國際輿論視為世界級領袖。
整個八年抗戰期間，中國獲得美國借款8次，共7.478億美元及大量物資援助——據《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顯示，美國在戰時約向中國提供了價值35億美元的物資，這對抗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宋子文、胡適及陳光甫的遊說之功，實不可沒。因此，《時代週刊》在那期封面報道中讚許說：「亞洲人紛紛談論起宋子文，說他是亞洲最有前途、最能幹的，也是脾氣最暴躁的政治家。」這家與宋子文私交甚密、影響巨大的刊物——《時代週刊》的創辦人亨利·盧斯是宋子文最好的美國密友——甚至將他比做「中國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它描述說：「作為財政的監管者和對賄賂的堅決反對者，宋子文對眾多衣著華貴的官員十分反感，氣惱地打翻過數不清的茶杯。他對托人說情和當面吹捧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喜歡坦率交談，盡量減少繁文縟節。他具有美國人講究效率的理念。」
這一切，無疑為蔣介石「以宋替孔」創造了很好的輿論環境。
還有一個需要記錄的細節，是宋子文在人格上對蔣介石的「投降」。自1932年辭任行政院副院長之後，蔣宋的個人關係一直很冷淡。1943年底，宋子文的機要秘書鄧勉仁因為走私被判處死刑。宋子文向蔣介石說情當場遭拒，場面十分尷尬。宋子文問計於外交部次長吳國楨，吳國楨推薦「才子」陳芷町代他寫悔過書，這篇「陳情表」很有一點功夫，其中一句話是「文與鈞座，情同骨肉，誼實君臣」，據說蔣介石讀信至此，頗為愉悅，雙方的齟齬一時煙消。
不過，《時代週刊》的讚歎之詞，是正在發生的事實的陽光一面。宋子文還是過去十多年來我們所熟悉的那個大官商，在忙碌國事的同時，他一點也沒有耽誤自己的斂財事業，在這方面，他同樣具有超人的效率。
那些援華美金成了宋子文等人倒賣外匯的重要資源，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書中描述了倒賣的細節：「外匯進入中國是按20元法幣換1美元的官方匯率兌換的，而物價及服務費則是由黑市確定的。1美元在重慶黑市上可以換取法幣3225元。按官方匯價，一包美國煙在重慶值5美元，但在黑市上，5美元可以買162包。因此，用於救濟中國的上千萬捐款，按官方匯價兌換後就幾乎沒有什麼價值了。按照匯價，在中國建一個公共廁所要花1萬美元，這就是重慶式的笑話。但中國的官員們把救濟金拿到黑市上去倒賣而大發橫財，就不是開玩笑的事了。」
除了在黑市大肆倒賣美金之外，美國援華的相當部分是以物資援助的方式展開的，這也成為宋氏賺錢的好渠道。宋子文和他的兩個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在美國成立了「環球貿易公司」和「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它們承擔了物品採購和起運的業務。宋氏兄弟在這中間上下其手，中飽私囊，手段之黑暗無以復加。很多物資到華後就由他們控制的貿易公司轉入黑市銷售，有不少甚至沒有離開美國就已經被倒賣了。西格雷夫描述說：「西南運輸公司擁有600輛卡車裝運租借物資，物資到達中國，有時不出兩小時就出現在黑市上出售，有時候，物資索性不再出現。」他還引用一位英國外交官的推測認為，「宋氏兄弟把幾十億美元轉入自己的腰包，許多錢根本沒有離開美國」。
宋氏兄弟另外一個重要的發財生意是，與孔祥熙一起控制了大後方通往境外的唯一運輸線。自戰事爆發後，香港成為中國南部僅存的海運港口，國民政府在這裡設立了兩個運輸機構：一個是軍事委員會轄下的西南物資運輸處（對外以西南運輸公司的名義運作），總經理是宋子良；另一個是中央信託局運輸處，負責人是孔祥熙的長子、時任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的孔令侃。這兩個機構控制了國內外各地通往大後方的所有運輸業務。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香港淪陷，孔宋轉而開闢了滇緬公路運輸線。抗戰八年，這兩個壟斷性的運輸公司承擔所有流通業務，無論是公私貿易還是非法走私，都是雁過拔毛，賺到手軟。孔宋甚至因為分贓不均而鬧得翻臉殺人。1942年，宋子良與蔣介石的表弟俞飛鵬聯起手來，宣佈由西南運輸公司統一節制滇緬公路上的所有運輸業務，孔令侃當然不服，偷偷把一批價值3000萬元的走私物資運到了重慶。俞飛鵬向蔣表哥哭訴，孔令侃手下的經理林世良被抓起來，判了死刑。孔宋一時撕破了臉。
宋氏兄弟鯨吞美援的手段極為隱蔽，但還是被外界察覺。早在1942年，美國財政部就開始秘密調查宋氏在美國的財務狀況。這年2月11日，宋子文以外交部公文的方式給胡適下了一個很奇怪的命令：「請求美國財政部通過國務院不要凍結我在下列銀行的賬目……」其中所列六家銀行，就是他洗錢的渠道，胡適對此大為光火，卻也無可奈何。1943年1月，美國駐中國的觀察員傑克·謝偉思在給聯邦調查局的報告中指出：宋氏三兄弟「一直是釣魚狂，他們一切行動都是受其聚斂錢財的慾望所驅使……他們正在進行一個詐騙中國人民的巨大陰謀——騙取中國人通過《租借法案》所應正常收到的物資，並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錢財轉移給宋氏家族」。
在當上行政院院長之後，宋子文對振興大後方經濟的興趣一直提不起來，這位金融家對發展實業從來不放在眼裡。曾經當過國民政府財政部錢幣司司長的戴銘禮在口述回憶錄中講了這麼一個細節：有一次，經濟部提出了一個投資興建電爐的項目，報到宋子文處後，他說，「中國要什麼東西，一個電報打到美國，一兩個月就可以運到，比什麼都方便」。這個計劃就此告吹。
在戰時的大後方，所有崇尚自由市場精神的企業家們都已奄奄一息，淪為官商資本集團下的「小夥計」。此時，唯存一支「孤軍」還有一定的話語力量，他們就是孤懸海外、尚不為政府所控制的華僑富商們。
1940年3月26日，由南洋華僑總會主席陳嘉庚率領的南僑回國慰問團一行50人，乘飛機抵達重慶珊瑚壩機場。抗戰期間，華僑的無私捐獻是除了美援之外最重要的外援。當時，國民政府為支撐財政不斷發行救國公債，國內民眾雖出全力卻自救不暇，1940年的公債認購僅得800萬元，可謂杯水車薪。在這樣的情形下，華僑成為被寄予厚望的一個群體，從1937年至1942年間，南洋華僑認購公債達11億元，可謂居功闕偉。而在南洋諸國日夜奔波、總其事者，就是67歲的陳嘉庚。此次，慰問團冒著被日機擊落的危險歸國，當然是大大激勵國民士氣。當日，200多個團體的上千人到機場熱烈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