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年底，李東生和農場的許多知青一起去馬安公社參加高考。走進久違的校園，李東生既激動又緊張。考試科目是數學、語文、政治、理化4門，英文只作為參考。第一天上午數學考試李東生由於過於緊張，考得不理想，這讓他非常沮喪，在當地另外一個知青農場、和他一起參加考試的中學同學朱楚豪在午餐的時候鼓勵他堅持下去。想到機會如此難得，自己又是個絕不輕易放棄的人，所以李東生仍然堅持考完了其他幾門，而且越考越順。
結果出來，李東生理化成績名列全縣第一。他當年所在農場的50多個知青中，除了李東生，還有兩個知青考上了中專，其中一位就是和他一起夜宿工地茅棚讀書的場友。他那位同學朱楚豪也如願考上了廣州醫學院。這是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憑借出眾的理化成績，李東生如願以償地被第一志願學校華南工學院（現名華南理工大學）無線電技術專業錄取，據說他是當年該專業錄取分數全校最高的人。與此同時，一批日後陸續登上中國商業舞台的明星大腕，也拿到了各自的錄取通知書，比如馬蔚華、張征宇、段永基、黃鳴、顧雛軍……重新恢復高考制度，讓這群滿懷抱負卻又報國無門的青年們有了進入大學殿堂深造的機會，也為他們將來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叱吒風雲埋下了伏筆。
若干年後，李東生看到一部名為《高考1977》的電影，聽著電影中的畫外音——「那是一個老人、一個智者，叫醒我們，他說，孩子們，走，我們讀書去……」。想起那些青蔥歲月，想起當年高考時的艱辛，再想起文老師、高老師和主動到家裡給同學們補習數學的宋世銘老師，李東生不禁潸然淚下。
1978年春天，李東生來到廣州。在這個中國南部最大的城市，李東生明顯感到了春天的氣息，木棉花肆意綻放，像每一個前來報道的學生的笑臉般燦爛。然而，更讓李東生感到欣喜的是，「文革」和「兩個凡是」已成歷史，鄧小平的復出和中央一系列政策方針的制定，給這個已經走了漫長曲折道路的國家重新帶來了希望。科學技術成為國家發展的重中之重，知識分子不再是「臭老九」，那個名為陳景潤的數學家更是成為家喻戶曉的英雄和偶像。李東生和他的同學也不例外，不少人都立下了要當科學家的宏偉志向，想當陳景潤第二，希望能在學術造詣上有所成就。
儘管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尚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起步階段，未來之路並不十分明朗，但是李東生和他的同學卻有一個共識：珍惜機會，努力學習，將來肯定能派上用場。在那些最艱難的日子裡，他們沒有自暴自棄，正是靠這個信念，如今曙光初現，更要發憤圖強，奮起直追。
宿舍、課堂、圖書館、食堂，四點一線，基本沒有課餘活動，大家都把時間用在了學習上。當時，校園裡有一個專門放電影的場所，一周放兩次電影。每到放電影的日子，很喜歡看電影的李東生總要糾結半天，基本上一個月才去看一兩次。這樣的大學生活現在看來幾乎不可想像，可李東生們就是這樣上的大學。更為重要的是，李東生們並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他們通過報紙、廣播等不同途徑，密切關注著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巨變，長期閉塞的心竅也日益活絡，談論的話題已經不再局限於書本和科研。
伯樂與千里馬
有關中國的變化，《讀賣新聞》駐香港記者松永二日1979年的觀察有著局外人的清醒和精準：「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靠上海那些老工廠是不可能迅速實現現代化的，因此必須下決心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近來，中國加強同外國的經濟關係的活動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為止，中國派出黨政領導人到31個國家訪問，並且接待了15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而他們絕大多數是以前的敵人——西歐發達國家。不言而喻，這種對外開放政策的目的在於引進先進技術。」
1979年4月，在中央舉行的工作會議上，習仲勳代表廣東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廣東要求創辦貿易合作區的建議。鄧小平對這個極富新意的設想十分感興趣，並親自將這些即將設立的貿易合作區命名為特區。鄧小平還對習仲勳說過非常著名的一句話：「中央沒錢，給些政策，你們自己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這次會議之後，中央果然雷厲風行，放寬對外貿易的限制，對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給予特殊政策。一年之後，又是在鄧小平的全力支持下，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正式成為經濟特區。由於廣東地區獲得機會「去殺出一條血路」，加上當時廣東省的政府領導相當開明，千軍萬馬都開始在發展經濟的道路上急奔。
在這個鄧小平掀起的時代大潮裡，有一股力量是不可小覷的，那就是廣東各地出現了一批中外合資和港資企業。一批香港商人最早聞到了內地的改革動向，開始在廣東開廠設行，形成了最早的民營資本萌芽。這些企業將會在未來因為填補了內地這個巨大市場中供需之間的差距而迅速勃興。
TTK就是這批企業中的一個。我們一聽TTK這個名字，大概就可以想出它是做磁帶的。因為當年日本有一個大型的磁記錄設備公司叫TDK，它的磁帶，一段時間內在國內很有名。作為現代化的重要標誌，磁帶式錄音機在國內曾經是時髦的標誌。而給錄音機配套做磁帶，又取一個與TDK極其容易混淆的名字，這應該是一個商業型的小企業所能想出來的好主意。TTK的港方投資者翁耀明是一個香港電器商行的老闆。在工業領域，TTK根本不算是根正苗紅的。不過TTK的香港老闆算是有眼光的，他知道在市場勃興之後，企業的生存很快將轉向管理之爭，因此就請了專業的香港經理人員來管理公司，所以在成立三四年後，這家公司就走上了正規化的道路。
TTK的中方股東惠陽地區電子工業公司則是一個由惠陽地區機械局率先開始摸索實體經營道路的產物。
20世紀80年代初，惠陽地區機械局率先開始摸索商貿結合的道路，並於1981年年初在機械局電子科的基礎上成立了惠陽地區電子工業公司。雖然從當時的情形看，這家公司不過是個倒買倒賣進口電子產品的皮包公司。
這家皮包公司有正副經理三名，正經理叫張富源，副經理一個叫王永祥，另一個叫張濟時。這三個人中，最活躍最能折騰的是副經理張濟時。
張濟時，惠陽地區機械局電子科幹部，原在地區電影公司工作，是個走街串巷、能言善道的電影放映員。「文革」後期中央發文件，要求大搞電子，他被調到了機械局電子科。張濟時善於營銷和溝通，人緣極佳，據說不管什麼人，只要跟他在一起待上半個鐘頭，就能成為好朋友。要說他有什麼毛病，那就是有點不安現狀，想法太多，膽子很大，這樣的人很適合創業。
雖然政府還為張濟時這樣的人保留著公職，但實際上已經不發工資了，需要他自己找飯吃。但這難不倒張濟時，他生有做買賣的天分，靠倒賣進口計算器、電風扇、卡式收錄機、黑白電視機掙回工資和獎金是沒問題的。
張濟時等人不但在惠州和深圳倒買倒賣，還將業務做到了廣州，代理銷售進口電子產品的同時，建立了一個名為「羅蘭士」（一個二線德國電子品牌）的電子產品維修站。後來在內地和香港之間從事電視機貿易的港商翁耀明想在內地設立維修點，他找到張濟時，雙方一拍即合。在廣州市人民中路的「羅蘭士」產品維修站又增加了經營和維修「西門子」、「佳麗」等品牌家電的業務。翁耀明後來成為TTK的港方投資人也就順理成章了。
電子工業公司如果始終停留在倒買倒賣的階段，也就沒有了壯大的可能。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電子工業公司的貿易空間是基於整個市場的極度短缺。國外稍好一點的電子產品在國內一上市就全體脫銷，很多商品都要憑票購買，一旦供應充足，簡單貿易就沒有了生存空間。但惠陽機械局的這批拓荒者很快從左手進右手出的貿易中發現，賺錢還可以有更好的門道，那就是進口散件組裝。當時國內各地對外都有農產品出口，換匯之後政府給每個地方都留了一部分外匯使用指標。惠陽機械局也有一些外匯指標，於是惠陽地區電子工業公司就開始有了利用這些外匯指標進口國外產品配件進行組裝的想法。
成品關稅和產品套件關稅差異很大，外匯市場又是官價和黑市雙軌制，而張濟時他們早已學會了如何使用外匯。當時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比是1︰2.8，惠陽地區有一些外匯額度，但會用的人相當少，於是他們就申請用外匯從台灣地區進了一批「豪華牌」電風扇的套件，拿回來自己組裝，每台有30%的淨利潤。第一批成品在廣東推出後立馬脫銷，他們趁熱打鐵，又用外匯購進一批17寸的「德律風根」牌和「櫻花」牌的黑白電視機套件，以及香港「康力」卡式收錄機套件，組裝後賣出又賺了一大票。
組裝和倒賣家用電器讓張濟時他們真正嘗到了做生意的甜頭。沿著這個思路，張濟時和他的同伴們找到了TTK的第一個主業——磁帶。張濟時發現，當時最為紅火的電子工業涉及「新三件」，即國內流行的洗衣機、電視機和錄音機。當時甚至有一種看法，有了這「新三件」，年輕人找對象都要容易得多。
20世紀80年代初，一種叫收錄機的新產品開始通過各種途徑走進國人的生活，廣東市面上更是出現了日本產的時髦收錄機，銷售相當火暴。這個大受歡迎的新產品也引起了張濟時的關注，除了銷售卡式收錄機賺錢，還有其他機會嗎？
惠州地區電子工業公司雖然名頭很大，但究其實質還是一家小企業，沒有辦法生產「新三件」，有沒有可能為「新三件」生產配套的產品呢？磁帶由此成為一個好選擇。
收錄機要聽歌或錄音，磁帶是必需品。隨著擁有錄音機的家庭越來越多，磁帶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當時國內的磁帶基本都靠進口，尤以日本的索尼（SONY）和TDK兩大品牌為主。如果自己搞一個生產磁帶的廠子，豈不是大有搞頭？
張濟時帶著這個辦磁帶廠的想法，找到了合作夥伴翁耀明。翁耀明本來就是極精明的商人，聽到張濟時的提議後，翁耀明對他的商業眼光大為讚賞，雙方當場決定合資建一個錄音磁帶廠，剩下的就是談具體的合作方式了。
與此前的維修中心合作和貿易合作不同，雙方要組建的畢竟是正式的合資企業，有一些必要的手續要辦，流程也要走。
幸運的是，磁帶項目同樣得到了主管領導惠陽地區機械局局長范品魁的大力支持。
范品魁，1930年生，早期參加革命，為兩縱（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成員。多年的部隊生活讓他形成了幹練的作風和爽朗的性格，更賦予其敢打敢拚的勁頭。他書讀得不多，但很好學，樂於接受新事物，為人正派，工作認真負責，上下口碑極好。
TCL能從惠陽區機械局這個母體裡孕育出來，與范品魁這位局長關係頗大。說來有趣，李東生加入TTK也與范品魁有關聯。李東生從華南理工大學畢業後想回惠州找工作時，就是找到范品魁才進入TTK的。
范品魁先是在惠陽機械局電子科裡鼓動一些不甘寂寞的人下海，之後進一步在電子科的基礎上成立了惠陽地區電子工業公司，用組織的形式把這些人再往前推一步。TTK靠5000元起家的故事廣為流傳，這5000元正是范品魁批給張濟時的啟動資金。
范品魁對這個可能是全國最早的「公務員」下海辦的企業給予了特別的支持和關注，很大程度上也是當時整體羸弱的惠陽電子工業的一種自救行為。當時的惠陽地區下轄十多個縣，包括現在的惠州、東莞、河源在內。惠州和東莞各有兩家小規模的電子廠，其他每縣一家，有的縣則沒有，整個地區總共有11家。整個惠陽地區的電子工業產值僅300萬元左右，從業人員不到2000人，基本屬於可有可無的狀態。
當時的地方政府積極響應中央政府號召，幾乎以一種「慫恿」的姿態鼓勵機關幹部「下海」，范品魁是其中最積極的倡導者。
有這樣一位思想開明而且熱心的領導在後面支持和推動，談判進展很快。最後結果是港方答應出200萬港幣的設備，由中方提供廠房和人員，也折算成與設備等價的資本，雙方各佔50%的股份。
不過，當時中方並沒有廠房，經由范品魁協調，張濟時和鄭傳烈租用了機械局下屬農機公司幾間破舊的農機倉庫。廠房還要進行一些基本的修整，需要水泥、鋼材等計劃內調撥的物資。這難不倒張濟時，他四處找自己的老戰友、老同事，利用自己個人的關係搞到了廠房修整所需要的水泥、鋼材，最後就拿規整後的農機倉庫作為股本與翁耀明簽訂了合資合同。實際上，大家心裡都清楚，這幾間舊庫房值不了什麼錢，而且產權不明，而港方所帶來的注塑機、卷帶機等磁帶生產的後續工序設備，也都是二手設備。
儘管日後來看這個合同不太規範，但是「TTK家庭電器有限公司」就這樣成立了。該公司不僅是當時惠陽地區第一家合資企業，也是全國第一批合資企業，在當時國家工商總局核發的全國合資企業經營執照中編號為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