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馬君武的詩——《哀瀋陽》：「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絃管又相催。」——其實也不算完全冤枉他。顯然，當時的人們和輿論並不像解放後人們那樣看張學良，「九一八」事變之後，聲討聲鋪天蓋地而來，各行各業的人們都在罵他賣國，罵他無恥。最有名的是馬君武的兩首仿李義山（李商隱，字義山）的《北齊》詩，其一：「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哪管東師入瀋陽。」其二：「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絃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上海的報界還傳說，德國有報紙提議把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張學良，獎勵他維護東亞以及世界和平的貢獻，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因此，那個武力決定一切的年代，擁有幾十萬大軍的張學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國，可見當時他的不得人心。
後來的歷史書，把這個經歷也說成是蔣介石找來張學良，要他替自己頂罪，張學良出於義氣答應了。無疑荒唐透頂，既然當時人們並沒有像後來一樣認為丟失東北是蔣介石的過錯，蔣又何必要張來頂罪？實際上，後來之所以出現那麼多為張學良開脫的歷史解釋，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西安事變」。因為「西安事變」，張學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義。
不僅如此，小張的功勞還澤及老張，張作霖也因此父借子貴，變得十分光鮮。大概有很長時間了，大陸出的幾乎所有有關張作霖的歷史傳記、小說、戲劇、影視作品，其形象都相當的高大，幾乎接近樣板戲三突出的標準。連他當「鬍子」的歷史都變得非常具有正面價值，人家的土匪是打家劫舍的買賣，他這個土匪則是仗義疏財、救人危難的俠義道。張作霖接受招安的時候，出賣朋友的事情沒有人提了，如果提的話也是對方不講道義，招安時，新民知府問他為什麼招安，他回答說為了陞官發財。當然，這個話茬也不能提了，人家為土匪也好，做官兵也好，都是為了老百姓。辛亥革命時，對抗新軍，捕殺革命黨人的事，也不能提了。
至於捕殺李大釗，後來基本上也沒有人提了，不信現在去問哪怕歷史系的學生，恐怕都不一定知道有過這麼一回事。最可笑的是，為了給張作霖臉上貼金，這些作品還不惜製造出一件又一件的張作霖如何對付日本人，反抗日本侵略的傳奇故事，傳得跟真的一樣。當然，張作霖是沒有簽多少賣國條約，但也沒有為中國挽回多少權益，而且在口頭上答應過日本人許多不該答應的東西（否則日本關東軍為什麼會在郭松齡反奉的關鍵時刻幫他），也正是因為他答應了又沒有完全踐約才被關東軍炸死。張氏父子在東北的統治，就是在諸多軍閥中其實只能算中等偏上，雖然搞了一些建設，但留下來的像樣的東西不多，最宏偉的建築大概要算大帥府和將軍林（張作霖的墓地），比起山西的閻錫山，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雲南的龍雲都還差點意思。更要命的是，他們父子在關外幾乎一點好印象都沒有留下，留下的只有戰亂、破壞和由此造成的哀鴻遍野。
顯然，我們現在的歷史敘述和文藝作品對這對父子的頌揚，已經大大超出了他們本來應該有的地位，在他們身上添加了太多的神話，這父子倆，已經完全被罩在閃亮的光環裡。固然，對於影視作品為代表的文藝創作而言，張氏父子的經歷如此具有傳奇色彩，的確提供了很多的「說事兒」的空間，但一味地美化也實在不正常。譽美自己所喜愛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這種天性不好濫用在歷史評價上。否則，我們的歷史學家就變成了護犢子的家庭婦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誰都知道，這種家庭婦女加追星少年式的歷史書寫，對所有想要瞭解歷史真相的人來說都是毒藥。最後要說的是，雖然我們這邊對張學良深情款款，讚美有加，但晚年的張學良卻並不買賬，寧肯客死在萬里之遙的他鄉，也不肯葉落歸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鄉。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礙也是令張學良最擔心的，恰是這種鋪天蓋地的不虞之譽。
顧和尚和他的法術
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有一位號稱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人物在湖南出沒。有時是輕車簡從的白衣秀士，有時則是幾十個馬弁副官護擁著的達官，還有時則變成了登壇說法的大法師。知道他的人都稱他顧老師（當面）或者顧和尚（背後），湖南軍政各界都對他優禮有加。不過，此公的家世、來歷、籍貫，即使跟他關係最好的人士也弄不清楚，大家只知道此公姓顧，名伯敘，法號法長或者淨緣。其實，這些信息也可能是假的，真實的顧和尚到底是什麼樣，也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顧和尚沒有剃度，一副俗人模樣，據說是密宗居士，精通灌頂之術，大概歡喜禪、明妃雙修之法也同樣精熟。不僅如此，顧和尚扶箕打卦無一不精，麻將牌九樣樣通曉，也能吟詩作賦。因此，顧和尚妻妾眾多，而且葷腥不忌，社交場合中魚肉海鮮，鶯聲燕語，顧和尚如魚得水，袞袞諸公鹹與共和，在湘軍將領裡大有人緣。不過，人家顧和尚真正幫的人還是唐生智。在省內省外軍閥的武打與文攻之中，唐生智從一介小旅長，擠垮湖南士官系，最後借北伐軍之勢囊括兩湖，顧和尚的運籌帷幄、搖羽毛扇，其功不小。最大的手筆要算是1925年讓唐的部隊全軍受戒，變成世界獨一無二的和尚軍。為了這個，唐生智和顧和尚兩個沖寒冒暑，一個營地接一個營地地跑，為每個士兵傳戒說法，很是辛苦。當時之世，北有馮玉祥讓教士給士兵洗禮，號稱基督將軍，南有唐生智讓顧和尚給士兵受戒，號稱和尚將軍。只是馮玉祥的洋和尚有很多，而唐生智的土和尚只有顧伯敘一個。
北伐之後，顧和尚不太在唐生智部公開露面了，大概顧及唐生智已經加入國民革命軍，不好意思再公開弄宗教迷信。不過，顧和尚其實始終沒有離開唐生智，唐生智也始終倚顧和尚如左右手。不過，通過北伐升到事業的頂峰之後，唐生智的好運似乎就不見了，1929年發動反蔣，兵馬未動就被蔣介石分化收買，各個擊破，等唐生智定睛一看，原來的部下都姓了蔣，只好通電下野。據說，唐之所以如此急切地發動反蔣戰事，是因為北伐過程中，蔣作為總司令，在檢閱唐的第八軍的時候，馬失前蹄，摔了下來，因此唐認定蔣肯定要栽在他的手上。在這個過程中，顧和尚起了什麼作用？於史無證不好說，但事情過後，唐生智和顧伯敘的關係依然那麼好，只是此時的唐大將軍已經沒了兵，孫猴子沒棒弄了，成了在政府掛閒差的閒人。
唐生智在歷史上的最後一次表演，是抗日戰爭的南京保衛戰。本來淞滬抗戰結束，國民黨的主力已經疲憊不堪，幾乎所有的高級將領連同外國顧問都不同意守南京，但蔣介石出於自家臉面的考慮，非要堅守不可，在無人應承的情形下，唐生智慷慨激昂，表示可以承擔守將。當然，結果大家都知道，損失慘重。唐的慷慨激昂，據說跟顧和尚的謀劃有關。
顧和尚得意的時代是個亂世，亂世是所有人命運無常的時代，所以，像顧和尚這種人雖然身無長技卻混得很開，那些讓他出主意以及扶箕打卦的人，即使聽了他的話，最後吃了虧，也未必會來找他算賬。但是只要蒙對了一兩次，大家就會奔走相告，為你做不花錢的廣告。從根上說，亂世的人，尤其是混出點名堂的人心裡都有病，而且病得不輕，正是這種病才讓顧和尚這樣的人活得很滋潤。
辮帥的人緣和地緣
軍閥大抵有外號，張勳的外號是「辮帥」，因為他在進入民國之後，還堅守自己腦後的辮子。其實當時留辮子的軍閥還有一些，某些西北的小軍閥包括北洋老將姜桂題，都拖著辮子。但只有張勳被稱為辮帥，大概是因為不僅他自己留，麾下一萬多定武軍都留辮子的緣故。
張勳在歷史上名聲不好。在一個進化論主導的時代，癡迷地留戀前朝皇帝，不僅在身體膚發方面身體力行，而且操練出了一場復辟大戲，弄得北京城一時間滿街都是辮子，如此作為，想不挨罵，難。不過，國家大事不見得人人都關心，進化論其實只是知識精英的意識形態，中國人看人還是人品、秉性這一套，就當時而言，在某些人眼裡，張勳是個憨憨的實心眼漢子。儘管張勳淨鬧反動的事，軍閥圈子裡很少有人說他不好，跟張勳關係最鐵的要數號稱講義氣的胡帥張作霖。張勳復辟之後，成了眾矢之的，只有他一直在為張勳說好話，直皖戰爭後，胡帥在北京政府有了說話的份量，就鬧著給張勳平反。當然，秦檜還有兩個好朋友，武夫之間的交情也許算不得數，但是在北京的梨園行，張大帥的口碑也相當不壞，人人都說張勳的堂會給錢多、和氣，不耍武人脾氣、強人所難。
其實，最喜歡張勳的是江西人，尤其是江西奉新縣的人，而張勳的家鄉奉新赤田村的鄉親們，不分男女老幼，個個都愛死了他們的張大帥。民國時期北京的江西會館、南昌會館，都是張勳建的，奉新的會館居然建了五個。江西會館要算是北京最豪華的西式建築中的一座，不僅有洋樓花園，而且能自己發電，在裡面唱戲從來都是燈火通明。在北京求學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張大帥名下，沒有不給錢的，至於奉新的大學生，個個都被張大帥養著，吃穿度用，一切包圓兒。赤田村的老鄉，張勳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麼，張嘴說話，張大帥管。每逢過年，到張勳駐地徐州的火車上，塞滿了江西的老表和老表們的鄉音，那是去張勳那裡拜年的喧鬧。當然，拜年不白拜，除了白吃白喝之外，還能帶點銀子走。
在那個時代，但凡是個軍閥就都在乎鄉誼，曾任山東督軍的張懷芝說過，刮地皮也得在外省刮，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在家鄉作案。湖南軍閥何鍵「非醴勿聽，非醴勿用」（何鍵是湖南醴陵人），閻錫山則「學會五台話，就把洋刀挎」（閻是山西五台人），張作霖「媽拉巴子是路條，後腦勺子是護照」（張是營口人，「媽拉巴子」是營口人的口頭禪，而「後腦勺子」是營口人的體貌特徵）。在戰亂年代，作為一個軍事集團的頭目，借助血緣和地緣紐帶捆綁自己的集團，一點都不奇怪，不管怎麼說，還是自家人靠得住，所謂的在乎鄉誼，就是用自己的家鄉人為自己修築一道堅固的城牆。不過，奇怪的是，張勳對老鄉好，卻並不讓這些人到自己隊伍裡來做事，換言之，他的辮子軍並不是他的家鄉子弟兵。也就是說，張勳跟他的同類不一樣，他的重鄉誼沒有多少實用的功利目的在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