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麼用，只配歌功頌德和算賬記簿的文人，理所當然只能是社會的點綴，有權者的點綴，而且還是令當政者和老百姓看不起的點綴。稍微有點不滿意，打和殺也就來了，而且來了的時候，老百姓一點都不同情。「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各種文學作品中，勞動人民對落難文人的同情，甚至熱愛、獻身，估計多半是古代小說看多了編造出來的，在真實的生活中上哪兒找那麼多好事去？
文人打手的故事
張繼是國民黨員，屬於文官，不過他的這個文官，在年輕的時候，卻以能打聞名。張繼當年也是公派留日生，但很早就因受不了日本人的嘲笑，剪了辮子，很為留學監督姚某看不慣，總是說三道四，說得張繼性起，約了同為剪辮黨的陳獨秀、鄒容，找個茬子，一個抱腰，一個捧頭，一個揮剪，把監督大人的辮子也給卡嚓掉了。監督大人官做不成，張繼也只好做革命黨了。
說起來，革命黨起事的資格，要比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保皇黨老得多。但自從保皇黨流亡海外，康有為拿著一個假的衣帶詔，以一介冒牌的帝師的身份，在海外華人華僑中招搖，居然後來居上，很有市場，要錢有錢，要人有人。雙方各開大會，往往是保皇黨的會人多勢眾，這次第，令革命黨人很是氣悶。這個時候，教科書上說，革命黨和保皇黨開展了一場大辯論，在辯論中，由於主持《清議報》的梁啟超這支筆，敵不過主持《民報》的章太炎的那支筆，所以，革命戰勝了改良。其實，要論宣傳，梁啟超的時務體絕對天下獨步，怎麼可能輸給為文古奧的章太炎？原來，這裡面另有內情。
在章太炎跟梁啟超打筆仗的同時，張繼也上場了，他的武器不是羊毫，而是一柄粗大的棗木手杖。每逢保皇黨開會，張繼便領了若干健將，殺將前去，二話不說，揮杖便打，梁啟超們開始還欲與之理論，可是棗木杖招招見肉，秀才遇見兵，只好落荒而逃。只要保皇黨人開會，張繼不知道便罷，知道便去打，非打得人家雞飛狗跳而後止。保皇黨人雖多，但架不住張繼之勇，所以每打必敗。當時，同盟會和保皇黨人的基地都在日本，而日本警察雖然效率很高，但對這種中國人之間的內訌，根本沒有興趣理會。久而久之，保皇黨人的活動在日本都沒辦法進行了，又過了一段時間，至少在聲勢上，革命戰勝了保皇。當時，同盟會有四大打手，張繼排行第一。
張繼打手的英姿，到了老年，又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機會。那是1935年，國民黨在南京開大會，上海的洪幫受某些勢力的指使，派出刺客化裝成攝影記者，行刺國民黨要人。結果臨場的時候蔣介石不在，刺客便對汪精衛下手，剛開一槍，便被兩人制住，一人抱腰，一人卡住手腕奪槍。奪槍者為張學良，抱腰者，乃年逾七十的張繼。能當刺客，當刺殺國民黨要人的刺客，大抵都有兩下子，居然被張繼一抱而不能動，可見昔日打手不減當年之勇。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打人當然不在話下。不過打的對象，不是滿清親貴，而是同為流亡海外的文弱同胞，似乎勝之不武。況且，革命也好，改良也罷，不過是手段，目的都是為了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康樂。手段、道路的選擇，其實真是需要辯論的。辯論是講理，不是動蠻，如果靠動粗打架取得了勝利，這個勝利，對於國人意義其實不大。何況，無論主張革命還是改良，保存帝制或否，雙方都是在以西方政治為藍本，區別只是學美國還是學英國，手段是暴力革命還是和平漸進，而目標都是建立西方的代議制政體。可是，在革命和改良的爭論中，在革命黨和保皇黨的角逐中，雙方都不能坐下來講理，辯論實際變成了謾罵，背後還有棒喝黨的開打。彼此在對方的眼裡，都是最兇惡的敵人，甚至比他們共同痛恨的葉赫那拉氏還要可恨。比較起來，激進的革命黨人，似乎又更顯得理直氣壯。
顯然，張繼雖然勇，但他不是流氓痞棍，只是一個文人。就當時而言，是自以為他們對，真理在握，才這樣勇往直前的。在握的真理，給原本不正當的行為蒙上了一層道德的面紗。
小人不可得罪
無論是在皇帝還是大臣的眼裡，宦官（即我們平常所說的太監）不過是打雜跑腿的下人差役，所伺候的對象是皇帝，或者皇族的王爺，在沒有皇帝之前是周天子或者諸侯。由於這些享有眾多妻妾的人，恰好對自己的性佔有權特別在意，或者特別沒有自信，所以這些伺候人的人被摘掉了命根子，成了閹人。
對於宦官，歷史評價負面的多，宦官專權，被史家列為歷代王朝三大禍患之首，每每提起趙高、十常侍、劉瑾、魏忠賢之輩，大家都恨得牙根癢癢，到今天也餘恨難消。不過，宦官專權必然有昏君當朝，宦官的惡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絕對的正相關。也就是說，宦官專權之權，實際上是從昏君那裡躉來的。專權的宦官讓人怕，不專權的宦官同樣令人忌憚三分。縱然是嚴嵩這樣的權臣，上朝的時候也得對旁邊伺候的小太監拱拱手才上去。到了清朝，鑒於前朝之弊，對宦官干政防範特嚴，但聰明的大臣對於皇帝身邊的太監卻一直賠著小心，甚至刻意籠絡，絕對不敢怠慢。箇中的道理，最近讀史時讀到兩個故事，也許能說明一二。
一個來自《左傳》，是定公三年的事兒。一個小國邾國的國君邾莊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姑飲酒，喝得差不多的當口，夷射姑出來小便，看門人（閽者）向他討肉吃。大概凡是君臣飲酒的時候，大夫都會順便給看門人點什麼吃的，可是夷射姑已經有點醉意了，不但不給肉，還一把搶過看門人手裡的木杖敲人家的頭。喝罷了酒，夷射姑離去。第二天，看門人用水把門庭弄濕，邾莊公從房間裡出來，看見門庭裡是濕的，問看門人怎麼回事，看門人說這是夷射姑撒的尿。邾莊公恰好是個有潔癖而且性急之人，馬上下令把夷射姑抓起來。從人出去以後，不知怎麼半天沒有抓到，邾莊公急得直跳腳，一個絆子摔到火爐上，「爛，遂卒」，一命嗚呼。一泡似是而非的尿就這樣斷送了一個國君的性命。
第二件事發生在三國時期，孫權的兒子孫亮做皇帝時候。一次孫亮想吃梅子，要宦官（小黃門）到庫裡取蜜漬梅。取來之後，孫亮發現蜜裡居然有老鼠屎，於是召來管庫的藏吏，庫吏叩頭呼冤。孫亮問庫吏：黃門是否跟你討過蜜吃？庫吏回答說，是的，但我沒有敢給他。孫亮說，那事情就明白了，老鼠屎必是黃門放進去的。黃門不服，左右大臣提議交付司法部審斷。孫亮說，此事想弄清楚很簡單，把老鼠屎剖開，如果外濕裡干則是後放進去的，如果裡外皆濕則是收藏時就有的。剖開，果然外濕裡干，黃門服罪。
邾國的閽者雖然不知道是否為閹人（是閹人的可能性很大，《左傳》裡已經有很多寺人（即閹人）行動的記載，都是國君身邊的人），但沒有證據表明邾君對他有所寵信。同樣，孫亮身邊的那位小黃門，似乎也不可能很得寵，一來孫亮是史書上記載的聰明正直之主，從無信寵宦官的記錄，否則他被權臣廢的時候，這一條肯定會被當成一大罪狀，二來那位小黃門如果真的受寵的話，估計庫吏也不至於連一點蜜都不肯給他。就是這樣兩個根本談不上得寵的帝王身邊人，居然鬧出了大事，出人命的大事。前一個故事，僅僅由於夷射姑大夫沒有及時到案，而且邾君性子又過於急，才陰差陽錯死了國君逃過了本該丟命或者亡命的大臣。
後一個故事，如果不是攤上聰明的孫亮，那麼十有八九得罪了小黃門的庫吏的小命是保不住的，弄不好還要連累家人。劉安升天成仙的時候，把家裡的雞犬也都帶了上去，在仙人周圍過活，哪怕再低賤，也沾了仙氣。同理，處在權力核心的人，無論你是幹什麼的，能否得到有權者的信任，哪怕是燒飯、理發、看門的也都有可能沾了「權氣」，得罪不起。不知什麼時候，什麼機會，使一個小絆兒，就能送了你的命。只要人家在有權者身邊，而且這個有權者的權力又足夠大，足夠霸道，那麼這種機會就非常多，多到令人防不勝防的地步。所以，無論皇帝是否明白，是否寵信宦官，給皇帝當差辦事的人，都不敢輕易得罪這些原本地位低下而且缺少關鍵零件的人。
吳稚暉的兩次「冤」
吳稚暉是個民國怪人。在國民黨內，他無疑屬於元老級的人物，但其政治表現卻總是二醜模樣，半是名士派頭，半是玩笑洋相，總也正經不起來。日俄戰爭期間，留學生在東京開會，吳稚暉上台大罵西太后，罵著罵著，肚子一鼓，褲子掉了下來，提上之後，面不改色，依舊是罵。
北伐成功，國民黨當了家，吳稚暉成了元老中的元老，而且年逾耳順，奔七十了卻依然為老不尊，瘋癲如故。喜歡穿土布大褂，坐三等車，睡大車店，還特別喜歡在住所周圍的空地上方便（吳《斗室銘》有句云：「聳臀草際白，糞味夜來騰。」），極其健談，話匣子一開就關不住。所講的話莊諧雜出，格外喜歡在臍下三寸左右徘徊，越是有女士在場，就越是卵蛋、精蟲地說個不停。為文最喜歡的東西，一個是嘲笑瘌痢頭的《瘌痢經》，一個是一開首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的鬼話的《何典》。西太后死的時候，吳稚暉寫文章去罵，要李蓮英伸手捫西太后「干軟的乳頭」，全不顧人家看了會不會嘔吐。
不過，一生嘻嘻哈哈，老不正經，拿肉麻、下流當有趣的吳稚暉也有不爽的時候。第一次是甲午戰爭之後，知識分子鬧變法，康有為叫得最凶，公車上書之後，同為舉人的吳稚暉慕名去見康有為。說起中國之病，公推「八股」、「鴉片」和「小腳」（纏足）為三害，由是約定，大家不再參加科舉考試。三年後，吳稚暉老實地遵守了約定，沒有下場，可是康有為和他弟子梁啟超卻照考不誤，康有為還中了進士。吳稚暉一怒之下，一度憤而「反動」，故意跟進步潮流唱反調，為難追求新思潮的學生（時吳在北洋學堂教書），好不容易才回過味來，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們一起干了，跑到家鄉另起爐灶。後來吳稚暉從康黨變成革命黨，估計跟這次「上當受騙」很有關係。
吳稚暉的另一次不爽的經歷，跟《蘇報》案有關。亦宦亦商的陳范接手《蘇報》，半出於對朝廷的不滿，半出於銷路的考慮，將報紙交到了愛國學社裡（筆和嘴巴都很厲害的一干人手裡），吳稚暉也算是其中的一個。這些人在報上大罵皇帝，罵得北京的西太后坐不住椅子，動用國家力量來懲辦「亂黨」，具體的經手人卻是很開明的俞明震。俞明震兵馬未動，卻先托關係找到了吳稚暉，在出示了朝廷要將《蘇報》同仁拿辦正法的諭旨之後，卻連說「笑話，笑話」，並說他們以後可以多聯繫，告知了聯繫的方式，最後暗示，吳稚暉可以出國避一避，去歐洲、美國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