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國之將興聽於民，國之將亡聽於神。其實，一個家族，一個團體，都是如此。——不，古人的話需要修正一下，實際上不是聽於神，是聽於高人。
高人指點
眼下是出高人的時候。幾年前就老是聽說哪個哪個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經高人指點，修了條本來可修可不修的路，蓋了幢可蓋可不蓋的樓，甚至改了本來不該改的政府大門，結果官運亨通。開始還有點不信，架不住總是類似的消息傳來，有的還見了報，最後發現連自己認識的一些官員也攪在找高人、占卜、改動外部環境以求陞官發財的三部曲裡，不由你不信。只是我認識的人中並沒有誰真的亨通起來。
人有沒有命運？人的命運能不能靠當事人弄點小花招就變得面目皆非？說不好。不過，這「高人指點」的事，倒是讓我想起在不太遠的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一個故事。20世紀30年代，統治廣東的南天王陳濟棠心高志廣，對屈居於蔣介石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名下一直心有不甘。這時候高人出現了，告訴陳濟棠，如果把你家祖墳遷個好地方，肯定不會屈居人下。見陳動了心，高人進一步支招，說是洪秀全家的祖墳風水特好。於是南天王一聲令下，洪家的祖墳動遷，陳家祖宗的枯骨鵲巢鳩佔。遷了祖墳之後效果如何史無記載，但至少陳濟棠沒有陞官是可以肯定的。
時間到了1936年，得到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慫恿和祖墳搬家雙重鼓舞的陳濟棠，在準備公開反蔣但又舉棋不定的時候又想起了高人，於是請高人扶箕，請神說話，忙活半天得箕語四個字：機不可失。於是乎南天王心雄膽壯，打出反蔣大旗，興兵北伐。可是兵尚未動，陳濟棠賴以自豪的廣東空軍一股腦兒反出南天，飛到了南京。接下來，他名下的陸軍也相繼離散，南天王變成孤家寡人，只好夾起細軟走人，躲到了香港。到了這個時候，陳濟棠才悟到，原來「機不可失」的意思是飛機不可失。既然如此，那高人為什麼不早說呢？再找高人，高人已杳如黃鶴，其實就是找到高人也沒有用，人家會說天機不可預洩。
又過了幾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派飛機來香港接知名人士，其中就有陳濟棠。大概老蔣是擔心陳濟棠跟日本人搞在一起對他不利，可是同在香港的孔二小姐偏不領會姨夫的心機，硬是把上了飛機的昔日南天王扯了下來，因為飛機要運她的狗——德國黑貝。唉，如果當初不聽高人指點，南天王何至於命不如狗。
古人云，國之將興聽於民，國之將亡聽於神。其實，一個家族，一個團體，都是如此。——不，古人的話需要修正一下，實際上不是聽於神，是聽於高人。
左宗棠晚年的「罵人事業」
晚清的湖南出人也出學問，大名鼎鼎的「曾胡左李」（曾為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中，有三個是湖南人。而且這些人學問也了不得，曾國藩是理學大師，慎獨功夫一流，而左宗棠擅長的則是帝王學，在晚清政壇上出夠了風頭。
帝王之學是佐人成帝王之術，大刀屠龍，權術之中裹脅著霸氣，所以左宗棠一出山就讓人受不了，幸虧趕上了長毛鬧事的年月，軍情緊急，人才難得，也因為碰上了脾氣特好而且能耐特小的駱秉章，才讓他得以嶄露才華。建功立業之後，雖說此公脾氣大、嘴巴臭，還不斷地弄點權術耍耍，成片地得罪人。但老謀深算的西太后和恭親王奕訢，鑒於督撫專權的現實，出於牽制曾、李等人的考慮，對這根攪屎棍特別地優容，使得他在眾人的詆毀聲中不斷地上升。不僅入相而且進過軍機處，要不是要樞諸公受不了左宗棠的大話和嘮叨，也許他會成為朝中最有權勢的中興名臣。
然而，西征之後的左宗棠雖然一直得到朝廷的優待，始終在肥缺要差上轉，卻再沒幹什麼值得一提的事業。無論在公堂還是私邸，此公唯一熱衷的事情就是罵曾國藩，罵來罵去就是那麼幾句車轱轆話，無非是說曾國藩假道學、虛偽，一張嘴就是它。
見武官的時候罵，直罵得眾將官耳朵出了趼子，非不得已不去見大帥；見文員的時候罵，直罵得下屬稟報事情都沒有機會；見外客還是罵，寒暄才畢，罵聲旋起，一直罵到日落西山，最後隨從不得已強行將茶杯塞進他的手裡，高叫送客（清朝官場，例行規矩，主人一端茶杯，即為送客之意，僕人馬上叫：送客）才算關上了老人家的話龍頭。期間，客人一句話也插不進去，客人來是幹什麼的、是否有事他一概不管。不僅如此，吃飯的時候要罵，人一入座就開始罵，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他老人家還言如泉湧，結果是每個人都沒吃好。睡覺之前也要罵，罵聲成了他自編的催眠曲，每天都在自己的罵聲中進入夢鄉。
曾左交惡一直是晚清史上的一段公案，孰是孰非當然即使在今天也一時難以公斷。不過，兩人之爭無非為了公事，彼此間並不存在什麼私怨。就當時公論，一般輿論還是傾向於曾者多，偏於左者少。畢竟，在左宗棠事業的關鍵處，曾國藩都是支持而非拆台的。顯然，於公於私，似乎左宗棠都沒有必要跟曾國藩糾纏不清，甚至在曾死後還罵個不休。過去史家論及此處，往往歸咎於左宗棠氣量窄，脾氣壞。其實，左宗棠罵曾國藩雖然不乏嫉妒之意，因為朝野公論，曾在左上，但他自己在內心裡也未必會像他嘴上說的那樣認為自己比曾強。晚清另一位大老李鴻章晚年服了氣，承認世上真正的大人先生只有他老師（曾國藩）一個。左宗棠相反，不僅沒有服氣，嘴上還不停地罵，然而這個顯然過於反常的「罵人事業」卻暴露了他內心的無比焦慮。他心裡明白，曾國藩是一座他無法逾越的高山，但一向心高氣傲、目無餘子的他，斷然不可能像李鴻章那樣放出軟話，於是唯一的出路就只有罵了。
中國從來就不乏能人，只是能人之間總是難以相容。曾、左、李之間如果不是有個內修功夫好、識大體的曾國藩，晚清的中興也許未可知。什麼時候像左宗棠這樣的人學會了妥協、學會了相讓，中國人就真的出息了。
借口的故事
政治人物做什麼都要有借口，或者說提出個主張什麼的沒有借口蠻幹的屬於什麼都不懂的武夫。借口，有的時候屬於權力技術，指東打西，指南打北，虛晃一槍，發現的時候血窟窿已經在了。有的時候，借口其實僅僅是為自己的行為開脫，蓋上一層紗布，薄薄的遮上點就得，因為旁邊的人就是看見了什麼也不敢說。
歷史上關於借口的最有名的故事，發生在唐朝的「名相」婁師德身上。此人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好脾氣，他在朝中做宰相，兄弟外放地方官，臨別送行，勸弟弟千萬制怒別惹事。弟弟也知趣，回答說，人家把吐沫啐在我臉上，我也不生氣，拿手抹去就是。婁師德說，不行，你拿手抹去，人家啐的人能高興嗎？正確的做法是等著吐沫自己幹。就這樣，我們的婁大人發明了一個成語——唾面自乾，讓後輩馬屁精們享用不盡。
婁大人對自家兄弟高標準嚴要求，但處理政務卻是個可人，特別通情達理。他所處的是一個女皇帝當政的年月，主子特難伺候。武則天一改李家王朝崇尚道教的傳統，死活喜歡上了佛教，不僅大修佛寺，廣印釋典，最後乾脆愛屋及烏，把清俊的小和尚拉進宮來做自己的面首，大家一起快活。快活可是快活，小和尚色戒開了殺戒卻還堅持著，不僅自家堅持著，而且運動女皇帝在全國禁止屠宰。禁屠令一出，舉國嘩然，要中國人不殺豬宰羊怎麼吃肉？這大概跟要中國人命差不多。不過，嘩然歸嘩然，皇帝的命令還得執行，只是執行過程中，上上下下的所行與所說多了些許周折，婁師德下去視察工作也免不了。
宰相出行，儘管聽說婁相脾氣好，但地方官也不敢怠慢，好酒好菜必須上。賓主坐好，管弦橫吹，第一道菜上來了，是烤全羊。廚子出來說明，這個羊不是我們殺的，是豺咬死的，於是大家放心開吃。過了一會兒，第二道菜上來了，是紅燒魚。廚子又出來說明，這魚也是豺咬死的。婁師德說，不是吧，應該是水獺咬死的。大家一片歡呼，還是領導高明，於是魚也下肚了。魚也好，羊也好，當然都是地方官讓廚子準備的，肯定不會趕那麼巧，豺專門趕來咬死了羊，自己不吃留著給婁大人。也不會像婁大人修正的那樣，水獺專門咬死了魚獻上來湊趣。
借口就是借口，官老爺做事總是需要借口，雖然當事人心知肚明，卻一般沒有人會如此不識趣，出來說破。不過，凡是借口必須能說得通，因此豺咬殺的魚必須變成水獺咬殺的，因為最後大家要一起騙皇帝，應付檢查，不會水的豺突然變成了捕魚能手，邏輯上說不通，所以必須修正。只是現在的人們再幹這種事的時候，早就由秘書和有關人員把借口編圓了，用不著勞領導的大駕親自出馬。進化論的道理就是好，時代畢竟在進步，當年的借口還只是在跟法令繞彎子上做文章，現在的借口不僅讓法律法令都自己見了鬼，而且往往極其堂皇，極其正大。明明在違法，卻好像是嚴格執法，明明在牟利，卻好像是在奉獻，明明是在越規，卻好像是在禁慾。不明就裡的人，如果不被感動得掉眼淚多半是有些麻木的。可惜，現在的借口出台得實在是過於頻繁了，一個兩個又三個，什麼把戲演多了觀眾也就有了審美疲勞，回去一算賬，往往感覺自己虧了，所以也就不信了。只是跟當年的借口一樣，操作者只要把上級糊弄住了就行，至於做飯燒火和看著吃的人，儘管知道內情又能怎樣呢？就像許許多多的漲價聽證會似的，大家都知道聽證是假的，假得甚至有點過火，但只要開過了給上面一個交代，然後該幹什麼幹什麼，誰又能擋得住？
上了梁山的《蘇報》
1903年的《蘇報》案，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來的歷史學家的視野裡，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幾個特別善於舞文弄墨、也特別能戰鬥的革命黨人接辦了租界裡一張影響並不大的小報，公開抨擊政府，指名道姓地罵街，說光緒皇帝「載湉小丑，未辨菽麥」（章太炎），要與「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之中」（鄒容）。罵的剛迴鑾不久的西太后無論如何都坐不住椅子，指示當時的兩江總督魏光燾無論如何要將這一干亂黨捉拿歸案。
可是《蘇報》辦在租界裡，一干「亂黨」（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鄒容等等）也在租界和華界之間出沒，稍有風吹草動，就溜到租界去，讓清朝的官員望界興歎。還好，由於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壓力足夠的大，而且章太炎們罵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時的西方列強對已經服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給點面子，所以列強的領事們同意查辦這些革命黨，只是只能在租界內審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