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的中國，明清兩朝，士大夫能夠中進士而且點翰林是科舉途上最榮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後，仕途最順，不僅可以有機會外放考官，收若干門生，而且陞遷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過，清末卻有兩位翰林公參加推翻帝制革命，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譚延闓。今天要講的，就是這位譚延闓。譚延闓本是貴胄公子，父親譚鍾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員，不過面目相當保守，戊戌變法時任兩廣總督，不僅牴觸革新，而且連前任興辦的水師魚雷學堂也給裁撤了。譚延闓是譚鍾麟晚年得的兒子，雖然以今天的眼光看來似乎不利於優生，但這個老來子卻非常聰明，書讀得好，是光緒三十年會試的第一名，即會元。湖南名士王闓運聞之大喜，說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譚延闓是湖南人，湖南清季二百年沒人中過會元）。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老子和兒子唱反調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兒子往往就激進，越是有出息的兒子就越有激進的可能。中進士入翰林之後，譚鍾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譚延闓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憲派攪在了一起，高票當選湖南咨議局議長。接下來發生了辛亥革命，「山大王」焦達峰做了湖南都督，沒多長時間就被刺殺，譚延闓被推上都督的椅子，從此落入「革命陣營」，二次革命反袁（世凱），國民黨陣營的四個省督獨立，也有他一份。此後在湘督位置上幾番上下，率領殘餘湘軍跟隨孫中山東奔西走，參加北伐，時而省長，時而督軍，時而總司令，時而軍長，最後做到國民黨政府的行政院院長。譚延闓在國民黨內人緣極好，因他是文官，人稱文甘草。中藥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麼藥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往往有副特別好的脾氣，譚延闓為人之隨和是出了名的。
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從容。做官時下屬進門不用報告，有座便坐，有煙自取享用，而譚延闓不論什麼時候都和顏悅色，了無怒容。即使被當面羞辱，則裝作不聞，即使被部下賣陣，差點做了俘虜，也不過是苦笑著搖搖頭而已，所以，他的第二個外號叫譚婆婆。譚延闓人有名氣，字也寫得好（要是開門賣的話，完全可以賣個好價），一直做著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飯鋪酒店到處都有他的墨寶，隨便一個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譚搭紙費墨沒有二話，也許有些是秘書長之類的代勞，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將名義假借。大革命時期，國共時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壘分明，但是唯有譚延闓，左派大他站在左邊，右派大他站在右邊，兩邊的攻擊炮火都擦不到他的邊。反過來說，這種人的用處也不大，做到行政院長也不過是國民黨內各個實力派都能接受的作為緩衝用的沙袋，一個軍人政權的點綴。
譚延闓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趕上了一個武人當家的時代，遍地烽火，到處打仗。「左也是東洋刀，右也是東洋刀」（袁世凱語），幫會、土匪、教門也各逞威風，有槍就是草頭王，槍多氣粗，各以實力說話。譚延闓一介貴胄公子，不幸又是讀書種子，中過會元，點過翰林，雖然據說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時候曾經在武人面前露過一小手——可以雙手使槍，而且槍法極準，但依然沒有武人拿他當自己人，因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也不是保定系（保定軍校畢業）。而他自己也沒有親自下部隊帶兵打過仗，實現從文人到武將的轉變，所以儘管他當過的官儘是些「武職」，督軍、司令、軍長之類，但始終成不了一個帶兵官。
頂著那麼多貌似軍閥的頭銜，卻從來掌不了實權，實際上卻是秀才遇見兵，不僅有理講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趕走。在那個時代，文人混在武人堆裡，做幕僚也好，做「長官」也罷，往往帶有很大危險性，弄不好就會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們給犧牲掉。可是由於譚延闓的好脾氣，左右圓通，這種危險對他來說卻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賣他，驅逐他，但卻沒有人敢冒湖南鄉里輿論的大不韙殺掉他。至於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於他的圓通、對人不構成威脅，也會安全得多。從某種意義上說，譚延闓是近代的馮道，苟安於亂世，靠的就是心平氣和，處世圓通。據說譚五十歲那年，有人做祝詞曰：「茶陵譚氏，五十其年，喝紹興酒，打太極拳，寫幾筆嚴嵩之字，做一生馮道之官，立德立功，兩無聞焉。」譚氏聞後，不僅沒有生氣，反而連稱奇才。說實在的，這祝詞雖然刻薄了一點，但對於譚確實再貼切不過了。
譚延闓的時代是中國現代的轉型時期，可是轉型轉成了文官只能淪為驕兵悍將的擺設，只有像馮道一樣心平氣和、唾面自乾，才能文運長久，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悲哀。
鐵面法官手裡的「冤案」及其他
張釋之是西漢文帝時的廷尉，按今天的算法應該是王朝的首席大法官兼司法部長還兼警察頭子。此人在歷史上出名，是因為他剛直鐵面。皇帝把驚了自己駕的傢伙送去他那裡治罪，可是廷尉大人居然罰了點錢就給放了。皇帝很生氣，說是要不是自己的馬好，非摔個嘴啃泥不可，說不定會出大事，可是廷尉大人說你要是當時一刀殺掉也就殺了，但是送到我這兒來按律就該這樣判。
張釋之早在做公車令的時候兼帶負責宮門守衛，太子和梁王這一對太后眼前的寶貝一起乘車入朝，過司馬門不下車。張釋之居然追上去給生生攔住，然後上奏彈劾這倆寶貝大不敬，非得皇帝親自出面請皇太后下詔赦了太子、梁王才算拉倒。
如此嚴格執法之人也有冤枉人的時候，那是張釋之剛出道的時候，在漢文帝身邊做謁者僕射時常圍繞秦亡漢興的話題，跟皇帝講些「卑之，毋甚高論」的淺顯道理。一次，陪皇帝去上林苑遊玩，皇帝問起上林尉園林裡養的飛禽走獸的品種和數量，結果上林尉一問三不知，旁邊一個小吏代為所答，滔滔不絕，問什麼知道什麼。於是皇帝大悅，說：「吏不當若是邪？」下令要提拔這個小吏做上林令。張釋之卻發表意見不同意，說這個小吏無非是逞口舌之利，不足道。他還舉出本朝兩位說話不大利索的大臣周勃和張相如的例子，說明能說會道者不應該被稱道，尤其不該被獎賞，甚至上綱上線地說秦朝任用刀筆吏，競相以尋人過失、苛相察究為任，害得政治空言廢實，皇帝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結果二世而亡。最後，漢文帝被說服，小吏提升的機會告吹。
熟悉所掌管的事務是官吏的本分，職務越是低級，職責越是具體，就越是應該瞭如指掌。昏昏者理應受到懲罰，反過來，昭昭者即使不給獎賞或者提拔，那麼也沒有道理蒙上利口善辯的惡名。周勃固然是不善言談的忠厚長者，但絕不意味著他對自己的職守糊里糊塗，做丞相也許不合格，但是做將軍還是稱職的。至於秦之所以滅亡，的確跟嚴刑峻罰、官吏競相尋過苛察有關，但這跟一個小吏對自己所負責的事務滔滔發言有什麼關係？無論如何，張釋之在此事上冤枉了人。還好，他僅僅斷送了上林小吏的一次陞官的機會，並沒有害他丟了飯碗乃至性命。
西漢文景之世，距離滅亡的秦朝還不太遠，秦朝在任官方面，除了軍功和納粟之外，還有相當多的戰國的遺風，呈口舌之辯的游士得官者不在少數。這些人當官之後，為政風格多半也是滔滔不絕說個沒完，處罰了人還要說得人口服心服或者痛不欲生。那些飽受秦法荼毒的人們，在動輒獲咎的戰戰兢兢中最感痛恨的很可能就是這種滔滔不絕。至少在張釋之的眼裡，華而不實的口辯之風要算是漢朝所要接受的秦朝教訓之一。也許那個上林小吏在履行職責的時候說得太溜，口才太好，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就是「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因此觸動了張釋之那根始終強調秦朝教訓的神經，甚至引發了他對於深惡痛絕的苛刻秦法的聯想。於是上綱上線，批倒批臭，以自己的口辯之才斷送了口才太好的上林小吏的前程。
秦政之弊的確在於嚴刑峻法，而且執行中務於明察苛求，在這一點上，西漢初年實際上並無二致。漢高祖劉邦入關之初寬鬆粗疏的約法三章，到了得天下之後已經被丟到爪哇國去了。朝野實行的，依舊是秦朝的苛法，而且在操作上罰重而獎輕，百般苛求，如馮唐所言，雲中太守魏尚戰功赫赫，只因上報斬首數目差了六個，就被削爵撤職，在當地罰做苦工。只是在匈奴壓境，急需軍事人才的情勢下，由於馮唐的進言才得以官復原職，傳下來一個馮唐「持節雲中」的美談。多少年後，詞人兼軍人的辛棄疾還感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後來張釋之做廷尉之後，一系列抗命之舉就是要在實際中改變嚴刑峻法、明察苛求的作風，從寬仁的方面修正沿襲下來的秦政之苛。當然，在這方面，最有貢獻的還不是官員，而是一個弱女子淳於緹縈，若非她哀婉動人而且入情入理的上書，實行了幾百年的斷足、臏膝、割鼻子這樣殘忍的肉刑，一時半會兒是廢除不了的。
廢除苛法，去掉肉刑，是政治走向人道的開始，這一過程在中國兩千多年前就出現了，無論如何都是國人的驕傲。
真祖宗和真真老王麻子剪刀之爭
號稱炎黃子孫祖宗的黃帝如果地下有知，最近肯定會感到有點煩。從前祭祀他老人家都在陝西黃陵，近來河南新鄭也在祭，說是那兒才是黃帝的老家。其實，河北涿鹿也建了一處紀念黃帝的所在，說那兒是黃帝最後戰勝蚩尤、奠定大局的地方。陝西官員有點不樂意了，建議國家出面整理祭祖的亂現象，言外之意就是罷黜別家，獨尊我這兒。
類似的問題在別的祖宗級人物身上也有，伏羲、女媧、炎帝，還有堯舜禹湯大家也在爭搶，就跟爭黃帝一樣，各有各的道理。各地的人文學者忽然之間都有用武之地了，跟在本地的官員屁股後面引經據典，各執一詞，異口同聲，都說自家門口這個祖宗才是真的。一時間，中華大地，遍地祖宗。反正這些遙遠而名頭特大的祖宗在哪兒都找不到哪怕一丁點過硬的考古證據，證明這個地方就是祖宗「生活戰鬥」過的地方，或者死後葬身之所，大家爭來爭去，口吐白沫，所依據的無非是那麼點典籍上的記錄，甚至一些虛無縹緲的民間傳說。這些記錄和傳說又過於簡略和模糊，正好留下空間任我們這些後世子孫想像發揮，這大概要算是我們另外一些管記事的祖宗留下的遺德。
當然，人世間熙至攘來，無非名利二字，凡是要爭的東西其間必有好處。文化的這個小老鼠拖出的必定是經濟這個大木掀，所謂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眼下尊孔之風甚熾，孔子已經被炒成世界的萬世先師，但孔廟所在地的曲阜卻越來越像一個超級的集市，孔府一部分和顏廟也曾被包給旅遊公司經營掙錢。孔府家酒、孔府宴酒，其實跟孔府毫無關係，只是商人弄出來的低質白酒，卻頂著孔府名頭熱賣那麼多年，把老人家毀了不知多少遍。有根有據、有府有廟的孔夫子命運尚且如此，那些目前還沒有找到考古依據的祖宗自然也只好為拉動各地的旅遊經濟作貢獻了。只需建幾個莫名其妙的檯子和房子，刻上祖宗的名號，就可以逗引大家來此撒錢了。前幾天鬧得沸沸揚揚的中華文化城，追究其動機無非也是搶祖宗。平心而論，他們也冤——憑什麼啥憑據沒有的地方一會兒祭黃帝，一會兒祭炎帝，而我們這裡又有孔廟又有孟廟，卻不能把所有的國家祭祀都拉過來？
這種爭奪由於沒有證據，也沒有限制，很容易讓人想起當年北京的老王麻子剪刀。老王麻子剪刀問世之後，由於產品過硬、質量好，一時暢銷南北，人人愛用，結果就冒出很多家老王麻子剪刀。為了維護品牌，原來的店舖只好在自家的招牌上加一個「真」字，變成真老王麻子剪刀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加一個真字，人家加兩個、三個，真真、真真真老麻子剪刀店。最後是任誰也搞不清到底誰是真的，真正的王麻子也就沒了。那年月的剪刀品牌沒有專利制度保護，現在我們的祖宗也沒有專利制度確認，大家看在錢的面上只好爭、掐。陝西的官員指望中央政府出面維護自家的獨佔權，其實很傻、很天真，中央政府怎麼會做這個冤大頭，斷這個根本斷不清的官司？
其實，我們的這些祖宗到底是實有其人還是歷史傳說，在學界還是有爭論，尤其是西方學界都屬於不見棺材不流淚的主兒，不拿出點過硬的考古依據，人家不會買賬。當然，作為中國人，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這些遠古祖宗的真實性，同樣為西方不認賬的殷商不是已經被考古發現所證實了嗎？出土甲骨文上記載，同時也證明了我們太史公的記錄其實有憑有據。既然這段記載可以被證實，那麼炎黃的記載也未必就一定不能被證實，說不定哪一天，我們會像發現殷墟、發現紅山文化，發現良渚古城一樣，發現炎黃的遺跡、堯舜禹湯的舊址。但是，前提是我們必須尊重和愛護我們的古跡，像保護自家眼睛一樣保護好我們現有的和地下可能出現的文物古跡。不能像現在一樣，地方政府都在捕風捉影地熱衷造假古董，卻不約而同地對本地的真古董漫不經心，甚至聽任其風吹雨打，人為毀壞，或者過度商業開發，能掙一個子兒是一個子兒。對新發現的考古遺跡如果名頭大，就急於開發，開放旅遊，如果名頭小則不聞不問。
這樣下去，結果是可以預測的。終有一天我們就像爭搶王麻子一樣，把祖宗給爭丟了，遍地祖宗等於沒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