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皇帝的時代，忠義是做人的大節，也是統治性意識形態的基本內容，任何兩個或者多個在政治和戰場上競爭或者廝殺的對手都不能不提倡忠義。每個競爭的勝利者，即使自身有著充分的正當性，當面對寧死不屈的效忠故主者的時候，如果不能招降他們，至少在殺了他們的同時也要對這種行為表示欽敬，以厚葬、撫恤親族之類的舉動以示表彰。儘管可能這樣做的時候一肚子不樂意，但只要你不想淪為草寇還想成點氣候就得這麼做。因為禮遇死人是給活人看的，一方面是讓自己的部下為自己賣命，一方面則表示對社會公意的尊重，特別是當勝利的一方不那麼占理的時候，就更得靠這種假仁假義來收買人心。像朱棣這樣，惱羞成怒且喪心病狂地夷九族夷十族地虐殺忠臣義士（特別是像方孝儒這種並沒有對他造成過什麼危害且德高望重的儒者），而且那樣對待他們的家屬，真是達到了古今罕有的境地。當年，東晉的司馬皇帝在王導對其講起司馬氏對曹魏的種種殘暴之舉的時候，掩面而哭，說若如是則國祚不永。而我們這個朱家皇帝的所行所為，超過當年的司馬昭不知多少倍。
對於這樣一個皇帝，能不能僅僅因為他有過那麼些似乎很耀眼的事功就閉上眼睛不看他的殘忍和無恥，給他三七開？姑且不論那些事功如何勞民傷財，兀了蜀山，窮了百姓，空了國庫，僅僅為了給他采金絲楠木，進山一千人，出來不足五百，再運到北京，相死於道者又不知凡幾，就是那種種嗜血之舉，是人能做出來的嗎？
我們的歷史是人的歷史，世界是人的世界，總要逐漸變得人道才是，這樣歷史才能進步。人道的尺度理應是歷史人物評價的底線，離了這個尺度，僅僅把眼睛盯在所謂的事功上，這樣寫出來的歷史就是一本荒唐的歷史。多少年來，雖然我們一直嚷著奴隸們創造了歷史，但骨子裡卻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觀，眼睛只能看見大事，至於對無辜人命的喪失，只看做是必要的代價。我的一位朋友說，中國沒有宗教，歷史學就是宗教，惡人暴君怕的就是青史上留下惡名，如果我們因為暴君的事功就寬宥或者無視他的殘忍，甚至為他的所謂事功而歌功頌德，那麼我們今後的歷史就將有越來越多的殘忍。這樣的歷史觀是到了該反省的時候了。如果修了大運河的楊廣是一個人所不恥的「煬帝」，那麼派人下西洋的朱棣同樣應該是「煬帝」。他的子孫將他捧成「成祖文皇帝」，那我們現在人理應清醒一點，幹嘛非要跟在朱家的子孫屁股後面爬，不僅自己爬，還給朱棣塑像（塑成那麼一個巍峨高大且正義凜然的樣子），塑像前面放上供人下跪的墊子和上供的功德箱。其實，朱棣就是一個煬帝，謚法云：好內遠禮曰煬，貪酷無道曰煬，信夫！
沿下降線行進的民國政府
帝制結束之後，中國變了民國，在名義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經掛在了首都的城門樓上，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議制政府。民國的前半段人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1912∼1928年），差不多16年。這一段歷史類似東漢末年，群雄並起、亂打群架的時光，今兒聯甲倒乙，明兒乙聯丙倒甲，後天甲再聯合乙、丙、戊等一起倒丁。南與北打，東與西打，一省甚至一區之內，幾個小軍閥忽而刀兵相見，忽而握手言歡。看這段歷史誰都頭大，不僅頭痛混戰不已，生靈塗炭，還頭痛找不到頭緒，連最好讀的陶菊隱先生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一書，往往幾頁就冒出來幾十個人名，幾場亂仗同時開打，亂哄哄，你未唱罷我登場，叫我如何認得他！
不過，如果粗線條地概括，民國北洋軍閥統治這段從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體上是袁世凱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即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和吳佩孚，張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戲。這16年，雖然依王闓運的對子概括為「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但細分起來還是有分別的。比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這一時期的民國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著下降線行進的。袁世凱時期，民國元年的國會是全國普選的，儘管農民們未必知道選舉是怎麼回事，大多數人實際上是由別人包辦著投的票，但普選的形式畢竟在，人為操縱的痕跡不大。其實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們的意志，選出了他們心目中應該做議員的人（有的地方，人還在國外留學就已經被選為議員）。到了皖繫上台，組織了安福俱樂部，操縱選舉，結果弄出來一個安福國會。輪到直系出頭，居然公開賄選，議員成了豬崽。馮玉祥聯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來的臨時政府居然連代議制機關都沒有，接下來的奉系政府乾脆就是軍政府，首領是大元帥。套一句俗語：黃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個時期當政的都是軍閥武夫，不知道憲政是怎麼回事，就像民國的外交家顧維鈞所說的那樣，袁世凱對西方民主缺乏起碼的認識。袁世凱如此，袁世凱之後的「北洋團體」中的驍將則更是等而下之。不過，事情還有另一面，雖然武夫不瞭解西方的代議制，更不懂民主是什麼，可畢竟他們都是從晚清過來的，深知清朝積弱積貧的歷史，明瞭若干年來中國學習西方的艱苦努力。雖然他們不瞭解代議制，不瞭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這個制度的優越卻是經過西方的「先生們」驗證過的，即便在擁有清朝的王公貴族最喜歡的帝制的德國也有國會和憲法。他們吃過西方軍隊的苦頭，並且受過西式軍事教育，其中有些人還有留過洋（德國和日本）的經歷，至少他們知道所效仿的西方稱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這些武夫實際上對風靡知識界的進化論也略曉一二，他們對當時堪稱時代的意識形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從心底裡服膺的，就當時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著進步，意味著進化的方向。所以，不瞭解代議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完全不理會這個制度，不希望嘗試按照這個制度操作一下，好讓中國也強盛起來。
我們所說的北洋軍閥其實是中國人學習西方推行軍事現代化的產物，他們不見得都是我們教科書所說的賣國賊，至少也有希望中國好起來的願望。所謂的「北洋團體」中，像張勳這樣的人是少數，而且他們屬於團體的邊緣人物（不是北洋軍事學校出來的人）。其他的人，即使對共和並不熱心，也不至於公然開倒車，所謂的袁世凱復辟，他的帝制其實並沒有取消代議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憲制。反過來也可以理解，儘管中國進入共和政體以來，國家之混亂，國勢之衰落比之晚清有過之而無不及，可復辟卻總也實現不了（包括強人袁世凱所嘗試的看起來僅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對者中最有力量的還是「北洋團體」的軍人們。進化論的魅力，在那個時代顯然不是其他什麼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這16年中我們也看到了另外一種場景。每當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議制的時候，跟國會往往很難處理好關係，處處是坎，衝突不斷，什麼事都做不成。當他們拋棄了對憲法和對國會的尊重，實踐起他們一向熟悉的權術操作、軍人干政時，則到處綠燈，諸事遂順，想幹什麼往往就能成什麼。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現實，但的確是現實。當袁世凱尊重憲政的時候，民元的國會選舉他沒有干預，甚至沒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資源，向自己所期待的政黨施一援手，眼睜睜地看著同盟會變的國民黨取得優勢，成了國會具有絕對優勢的第一大黨。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他步履維艱了，面對辛亥革命後各地亂糟糟的局面，遍地民軍，遍地軍政府，土匪、幫會橫行，中央政府統一財政、削減民軍、整頓地方，一樣也做不成。
然而，最後袁世凱動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國民黨勢力土崩瓦解，大小頭目出國流亡。更損的是，袁世凱派人化裝成「公民」，組織「公民團」包圍國會，逼國會選他為正式大總統，居然這個國民黨人佔多數的國會還就真的把他選成了正式大總統。吃硬不吃軟的政治現實逼得北洋軍閥走回了老路，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麼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總統寶座的袁世凱，乾脆以收繳議員國民黨黨證的方式，把國民黨議員統統趕走，迫使國會因不過半數開不成會，然後自己一家說了算，連新的盟友進步黨人也一塊涮。然而，接下來他進入了自家統治的最高點，秩序穩定，改革前進，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軍人也開始被收撫，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歐洲列強忙於世界大戰之際，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讓袁世凱做不起人，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一切看起來很是不錯。
當然，真的把袁世凱毀了的還是他的帝制「改革」，這一招不僅沒能實現他加強中央權力的初衷，反而給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過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勢力以反抗的借口，一個合乎進化論意識形態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陳湯」（原本是他親信的四川督軍陳宦、陝西督軍陳樹藩和湖南督軍湯薌銘都宣佈獨立反袁），本是從自家藥店買來的。
同樣，接下來統領北洋團體、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當身為國務總理的他尊重民元國會，尊重民元約法的時候，幾乎寸步難行，處處掣肘，跟國會以及虛位的總統黎元洪的關係越來越僵，直至最後決裂。當他玩陰謀，耍詭計，煽動督軍團干政，最後利用張勳趕走黎元洪復辟帝制，把殉清的小皇帝抬出來的時候反而左右逢源，連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為國務總理，組織討逆軍，殺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後，接受前段時間府院之爭的教訓，開始組織選舉聽話的國會，從日本弄來的西原大借款，多半養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參戰軍，少部分堆出來一個安福國會，選出一個乖巧的聽話總統徐世昌。從此，政治強人段祺瑞要什麼有什麼，再也沒人擋道。段祺瑞最後栽就栽在武力統一的策略上，武力統一南方，在用武過程中同室相殘，消耗掉同屬「北洋團體」的直系力量，借刀殺人，一石二鳥。
直系的吳佩孚賣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軍卻給了只知道撈錢的張敬堯，只因為張是段的親信，而立下大功的吳佩孚只許在湘南前線拚命。算盤打得不錯，但誰都不是傻子，包括吳佩孚的「主公」、人稱曹三傻子的曹錕。結果武力統一變成了北洋火並，直系從湖南前線回師北上，段祺瑞花大錢養的少爺兵敵不住吳佩孚，天下從此變了顏色。皖系倒台之後，有一個直系和奉系共同當家的時段。在這個階段，佔了優勢的直系調子唱得很高，對憲政看起來相當尊重，不僅民元國會重開，連黎元洪都再做馮婦，重回總統寶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驅逐出關，直系一統北京政府之後，曹錕就公然搞起了賄選，早就墮落成政客的民元國會議員也相當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只知道寫一筆「虎」字的曹錕選成了民國大總統。連選總統都可以收錢投票的國會自然做不起代議機關，國會從此廢掉，北京政府進入了曹錕要錢、吳佩孚專權的時代。
直系的垮掉，跟內部分裂有關。一方面是吳佩孚個人專權，排擠同一系統的其他將領，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員驍將馮玉祥。一方面也是由於吳佩孚民族主義的高調唱得太高，上去了下不來，阻礙了北京政府靠出賣主權換取借款的途徑，導致中央政府財力枯竭，機關幹部和軍警一起上街遊行討薪。財力有限，難免就分贓不均，吳佩孚自家的嫡系還能保障供給，而別的人尤其是沒有地盤的馮玉祥就好鬧窮，轉而接受直系夙敵奉系的資助，一旦直奉開戰，馮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當的直奉兩軍閥，打得正激烈的當口，直系一個方面軍回師倒戈，抄了大隊人馬的後路，吳佩孚再硬也撐不下去，於是，開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時代。當然，奉系時代的序幕，有一個國民軍和奉系共同當家的過渡，此時的臨時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頭銜是臨時執政，執政府根本沒有立法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