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有文明或能夠創造文明，可以有意識地超越一般動物，可以有意識地保護動物。反過來，如果作為人類，利用自己的文明成果，殘忍地戕害動物，那麼我們就連動物也不如了。作為文明世界的一員，無論我們有多少理由，都沒有權力放縱自己的陰暗情緒，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我們作為人的基本義務和責任。
令人麻木的悲劇的幕後敘事
重慶家樂福超市出了大事，一桶菜籽油引發了悲劇。家樂福超市搞店慶，一款菜籽油從每桶51杄4元降至39杄9元。結果人們蜂擁而至發生踩踏事故，3人死，31人傷，其中重傷7人，大體相當於美國一次中等規模的校園槍擊案的傷亡人數。類似的悲劇發生得實在是太多了，只要有熱鬧，稍不留神就會出事，什麼晚會、燈會、歌友會、廟會趕集、外加商家促銷。單就一個商品促銷導致的踩踏事故，報道此事的記者隨便一舉，就是三四個眼前的例子。
沒錯，國人眼下還不夠富裕，一桶油便宜11杄5元，已經足以讓我們激動。儘管如此，如果這些買主早知道會出人命，而且人命就讓自己家人攤上，估計沒人會這麼傻的前來冒險。問題是大家一般不這麼想，類似的商家促銷活動本身含有風險，已經出過很多事，我們的買主其實早有所聞，但是興沖沖去買的時候，想的多半只是那便宜。便宜越多，大家的興頭就越大，對於可能出現的悲劇一般不會多想，即使想，也不會往自己頭上想。早上4點就來排隊，開了門，當然要玩命衝上去，如果買不上，便宜不到這11杄5元錢，那麼怎麼能對得起自己和家人？這個時候，所有人想的都是那便宜，腦子簡單到了只剩下一根筋，於是沖、搶、撞，等到悲劇發生了秩序已經大亂，誰也顧不得誰了。於是，大家從貪便宜變成了逃命。
批評國人愛貪小便宜，當然也不錯。只是這貪小偏宜的毛病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我們不富裕，日子過得不容易，或者現在不怎麼窮的過窮日子的時間太久，多年養成的習慣一時半會改不過來，一有降價的消息，就忍不住食指大動。其實這個毛病也不是中國人獨有，前一段聽說發達國家商家也出台各種千奇百怪的促銷高招，包括讓顧客裸體，好像無論男女老少，中招者不在少數。能花少的錢買到貴的東西，地無分南北，人無論老幼，更無論文化差異，大多數都是樂意的。
只是，我們的踩踏事件不僅僅發生在佔便宜的時候，只要有熱鬧，人們一激動就懸。無論是搶購菜油還是爭看明星，一爭一擠，維持秩序的警察叔叔趕巧打了馬虎眼，就都有出人命的可能。人一多，就亂，一亂就容易出事。很多踩踏事故，實際上就是人們亂擠亂撞活生生製造出來的，稍有混亂大家馬上亂成一團，本來沒事的有了事，本來能逃生的也逃不了了。如果真的趕上地震和空襲，死的人還不知道會有多少。從根兒上說，缺乏秩序、缺乏集體行動的理性，才是我們根深蒂固的毛病。
我們搞大型團體操，即使有成千上萬的人都會搞得非常整齊劃一，秩序井然，平時各個單位的領導也都特別強調秩序和紀律，對任何一種破壞秩序的行為都深惡痛絕，必欲徹底除之而後快。但是，為什麼我們在公共場所秩序會如此之差？
也許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在後種場合人們沒有了領導和組織。說得很對，說到點上了。但是，怎麼可以想像，人們到商場購物，還會有領導組織呢？即便組織觀念再強，也不大可能等著領導領著才去商場買東西，就算各單位的人都由領導帶隊出來購物，各個領導碰了面，還得推舉出一個總領導來，否則有點事，依然保不準會出亂子。反過來講，如果國人只有領導組織的時候才能守秩序，那麼恰恰證明我們根本沒有自生自發的秩序能力，沒有集體行動的能力，說不好聽的，我們大抵無非是一些必須要人驅趕的羊。
沒錯，雖然我們中國人很聰明，也不乏理性，但是到了公共場合，我們就都是只憑自己感覺行事。在拚命爭取自己利益，保自己的小命的緊急場合，每個人的理性選擇最後都變成了非理性的盲動，不被踩死只是自家幸運。正因為如此，在沒有大的災害威脅面前，我們才會一次又一次無事生非地製造悲劇，死傷者的血卻永遠也喚不醒哪怕一丁點人們的自覺。
一個普通貧困者的特殊悲劇
一個臨產的孕婦因為丈夫拒絕在手術單上簽字而死在醫院裡。有人批評醫院執行規定的刻板，缺乏人性，有人指責這位丈夫，說他無知而且固執。據報道，甚至還有人懷疑他是故意害死他的妻子。
當然，此事如果警方介入調查，真相如何還有待進一步地調查取證。但是，就目前所能得到的信息來看，此事只能算是一種普通貧困者的特殊悲劇。
說它特殊，只是因為悲劇發生在北京大醫院，而且是僅僅是因為患者的丈夫固執地不肯履行醫院法定的手續所致。說它普通，是假設這對夫婦沒有來北京，事情在鄉下也同樣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一點都不少見，農民因為看不起病不願意進醫院，最後死在家裡，死在條件很差的私人診所，或者鄉鎮衛生院，大抵都是了無聲息，死了也就死了。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他們的親人，不會有再多的人注意到。
當事者夫婦僅僅是在北京一家小飯店做洗碗工的進京農民，被收留做工還是因為他們可憐——兩個人分吃一碗6元錢的面。懷孕的妻子雖然一直在堅持打工，但肯定已經病了很長時間了，他們去過私人診所看病，但是沒有看好，不得已才來到大醫院。到大醫院只是想讓醫院給妻子看感冒，多半是因為妻子沒有條件像城裡人那樣經過正規的檢查，夫婦二人根本不知道確切的臨產時間。
沒錯，作為當事者之一的丈夫的確很固執，也可以說很愚昧很無知。對於生病，對於懷孕和手術他只有零星乃至錯誤的知識，在他看來，劃開肚皮的手術，是一件天大的事。他寧可相信自己的那點錯誤的知識，堅信妻子的預產期沒到，僅僅是感冒，他寧肯相信自己的判斷，甚至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說也不肯相信醫生的話，儘管是在北京的大醫院裡。
顯然，當事者不是混沌未開的原始部落人，不至於只迷信巫醫而拒絕現代醫術，否則他連醫院的門都不會進的。他之所以這樣做，不是不相信大醫院的醫術，而是不相信醫生乃至醫院的品格。難道這樣的事情，我們聽過和經過的還少嗎？小病大治，升級治療規格，濫上高規格儀器檢查，多開貴重藥物，不管需要與否，動輒手術、大手術。作為一個農民，一個最易受到侵害的農民，想必在他的三十多年的生涯裡，會聽到過不少這樣的故事，他因此而做出這樣的反應一點都不奇怪。應該說，事情發生所在的北京朝陽醫院在此事件中表現得還算不錯，既沒有因為患者是農民加以怠慢，也沒有因為患者沒有錢而拒絕手術，反而苦口婆心地勸說患者的丈夫，要他簽字。但是由於衛生部明文的法規在，平心而論，醫院和醫生的確不敢突破。患者死亡是個莫大的悲劇，若要譴責的話只能譴責這種規定。只是一個朝陽醫院的行為卻不能挽回人們對整個醫療界的不信任，看來此事已經積重難返，需要我們的醫院和醫生用自己的行動做更多的努力。
其實，悲劇的發生，最根本的還是當事者的貧困。我注意到，當事者當時身上只有130元錢，而且其中的100元還是小飯店老闆借給他們的。這麼一點錢，即使那位妻子得的僅僅是感冒也是不夠的。這種貧困，極度的貧困已經造成了當事者的心理某種程度的扭曲——無論如何，都不願意為看自己的病花太多的錢，哪怕這個錢來自別人的資助。這樣的心理我們在很多農民身上都能發現。我們看到，在事發當時，有好心人表示樂意出一萬元幫助他們。但是首先，當事者可能未必相信，其次，很可能當事者是個誠實善良的農民，在他堅持認為醫院是故意小病大治的情況下，不願意「浪費」好心人的錢。
一個本不該發生的悲劇發生了，大小兩個人的生命就這樣結束了。這是一對貧困農民夫婦的悲劇，也是我們醫療界的悲劇。
從公廁的修建到大糞主義
中國古代，對於人的排泄問題很看重，「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農村的人，一糞一溺都浪費不得，要肥自家的田。因此，無論用馬桶也罷，廁所也罷，總而言之排泄物最後都要漚了肥田，而且「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果出門來不及回家方便，糞便掉在別人家地裡，無論如何都會有點懊悔，特別敬業的往往會找個家什捧回來，沒有家什用手也是有的。
南方大一點的集鎮也有人建公廁，這種公廁跟公益無關，屬於私人的贏利事業，用來專門收集趕集人的糞便，然後賣給農民。當然，對於趕集的農民，一般都指望不上，但是對於那些走街串巷的藝人、手藝人和商人卻也是個便利。一些坐商在買賣商品之餘，賣點白揀的糞便也是小補。
真正的城裡人方便，大抵只能靠馬桶或者糞桶，從皇帝到平民一概如此。每天早上，由自家的女人或者僕人（皇宮裡就是太監）抬出去交給專門收集糞便的人或者上門收糞的農民。在南方，這些糞便很是能賣幾個錢，越是有錢人的糞便就越是值錢，因為油水大，肥田效果好。
如果上了街，而且盤桓的時間比較長，趕上內急，那就只好隨地方便。北方耕作粗放，對糞便的珍視程度遠不及江南，因此即使像北京這樣的大都市，市民們也只好奉行隨地大小便主義。有時候趕上收糞的人過去了，倒糞的女人也只好將糞便當街一潑。據說，17世紀的巴黎也是如此。從街上走可千萬別挨著樓房牆根，說不定哪個窗戶一開，一盆糞便就撒將下來，淋上一頭。這種污穢和人們隨地方便沒有人及時收集的廢物堆在一起，街角牆根便到處都是「黃金塔」和「水地圖」。整個北京城只有一條下水溝，三年才疏浚一次，正好趕上舉子進京趕考，於是有民諺道：臭溝開，舉子來。舉子一來，全城上下都臭烘烘的。臭烘烘的味其實倒是小事，走路是大事。那時候很少有石板路，旱天尚可，只不過有點夾雜著味道的塵土而已，下起雨來，黃泥和糞便充分混合，稀里光湯，糞蒸尿熏。路上的行人如果沒有騾車代步的話，那可真的欲斷魂了。
局面的變化發生在庚子之後。八國聯軍進了北京，分區佔領的鬼子們很快就發現，最頭痛的事情不是義和團殘餘分子的騷擾，而是城市衛生問題——這個問題由於戰爭時期城外的農民不敢進城收糞，分外嚴重，害得洋兵直鬧病。於是，態度好一點的佔領者建公廁（當然是讓北京市民自己出錢），安路燈，組織保安隊維持秩序——其實主要是看著別讓人隨地大小便。在此之前，上海租界裡的巡捕，來自印度的紅頭阿三也主要幹這個買賣。態度不好的，比如德國人，既不安路燈也不修公廁，卻派人暗中巡邏，只要聽到有人「放水」，尋聲「啪」的就是一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