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當八國聯軍打進城來的時候，他依舊出來看熱鬧，而且趁亂大撈一把，跟著眾潑皮人等從主人逃走的店舖裡搶得土麥子、皮衣和銅錢若干，連他看不懂的舊書也不放過，劃拉了一大抱跑回家，任憑子彈亂飛，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為何物。義和團內訌打起來，他「跟蹤採訪」，洋鬼子抓中國人用辮子拴成一串牽著走，他「跟同赴爛肉胡同湖南館公所發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義和團槍斃，他還是看。他的日記裡經常可以看到掩飾不住興奮的語句：「今日看熱鬧不少。」只有八國聯軍剛破城的時候，燒殺搶掠，北京城一時間沒處買米買面了，他才感到有點恐懼，用他所知道的所有能表示害怕的詞堆了一句：「由此憂慮畏害怕懼膽驚。」接下來幾天沒寫一個字，看來著實有點嚇著了。
已經刊布的義和團期間的日記還有一些，比如《庚子記事》、《緣督廬日記》、《遇難日記》等等。這些由讀書人寫的日記，對所發生的事多多少少都會有點感慨、評價乃至義憤，可是王大點沒有，他的筆冷得驚人而且嚇人，如陳叔寶全無心肝。看無辜的婦女兒童被剁成肉醬，他沒感覺；看見人活活被燒成焦炭，他也沒感覺；看清兵和洋兵燒殺奸掠，他還是沒感覺。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慘無人道的事情都不過是場熱鬧。似乎更令人氣憤的是，此公居然毫無民族感情，洋人佔了北京，他不開展游擊戰爭也就罷了，連一點反抗的表示也沒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還多次為洋鬼子拉皮條找妓女，從中撈點好處。
當然也不是說洋人對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顧過他的家，搶過他的東西，不知道為什麼竟然沒一點義憤。此公幹得最對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經常帶美國兵去找酒喝。當時美國禁酒，美國兵見了酒就像蒼蠅見了血，比見了女人還親，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結果回去吃長官的責罰。對於王大點來說，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對於他來說只有兩件事有意義：看熱鬧和佔便宜。至於熱鬧從哪兒來，便宜在哪兒占，都不要緊。只要有這兩樣存在，即使有生命之憂，他也會冒出來。一場我們教科書上講得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一次慘慘烈烈的帝國主義入侵，在王大點眼裡，只不過是平添了一些看熱鬧和揀便宜的機會而已。
平心而論，王大點倒還算不上是壞人。在這場大動亂中，他沒有傷害過任何一個人，順點東西也是在別人動手之後揀點剩的。他不幫義和團，也不幫教民，其實也不算是幫過洋兵。雖說有點好貪小便宜，但洋人佔了北京之後，他熟識的街坊鄰居中有做過義和團的，嚇得不敢出門，他既沒有向洋人告發（至少可以撈幾文賞錢），也沒有藉機敲詐（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顯然，此公一要比義和團興盛時，本來跟教民沒什麼仇怨，只聽說現在殺教民可以不頂罪就跟著胡殺亂砍的人強（可參見《拳時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來了以後，「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窮褲，必表出之，矮簷白板，好署洋文，草楷雜糅，拼切舛錯，用以自附於洋」（見《義和團》第一冊，289頁）的市民強。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道德水準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槍的義和團大師兄都差（因為不少大師兄二師兄後來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統而言之，王大點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義和團運動的前後，像這樣的老百姓其實是社會中最多的。當然，也就是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數，每每令先進的知識分子頭痛不已。當年魯迅在日本仙台學醫時看的紀錄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殺中國人頭的中國人，大概就是王大點的同類。這些人如果沒有點實質性的變化，那麼任憑先知先覺們怎樣嘔心瀝血，中國的事總是難辦。
「國」字及其濫觴
有山東人提議，要把泰山定為國山，因為泰山特別了不得，不僅過去的皇帝封禪到這兒來，孔子也來過，還說登泰山而小天下，總之是留下了無數的文化古跡。結果安徽人不幹了，說俗話說得好，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岳，要定國山怎麼也得是我們黃山。不知道過一陣峨眉山、崑崙山甚至喜瑪拉雅山會不會加入爭奪，反正按這個邏輯走下去的話，國內大大小小的名山，估計都會被所在地愛鄉愛山的人們拖進來，為在自己的頭上加一個「國」字而打成一團。
有關「國」字的爭論還不止這一樁，前一段網上就在爭「國花」，有人憤憤：牡丹憑什麼當國花？大紅大紫，媚得要死，國花應該是梅花。這麼一來，擁護牡丹的自然要護駕，半路裡擁護蘭花的人插進來擁戴蘭花。估計再打下去，菊花也會加入戰陣，好好的花居然被拉扯得「我花開後百花殺」，硬著頭皮披胄帶甲，做殺氣騰騰狀。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人對「國」字並不是很敏感，在春秋以前，國不過是介於天子的天下和大夫的家之間的一個層次。後來大一統了，國人眼裡的國家也是含含糊糊，有時候指所在的王朝，有的時候又不是，國之外還有天下，反正我們在天下的中心，周圍有多少國理所應當都該歸我們管。只有某些階段某些和尚喇嘛被尊稱為「國師」，下圍棋的高手人稱「國手」，除此之外，「國」字一般不會輕易加到某種東西或者人的頭上。
近代以來，我們的「天下」被打破了，中國人從自己天下的中心滑落到了人家世界的邊緣，於是乎「國」和「國家」概念開始凸顯，有好事者還找來西文的詞來對應，討論到底該是nation哪，還是state。另外一些好事者則操心這麼西化下去，中國的寶貝要淪喪，急於搶救「國粹」，於是中國的學問被叫做「國學」，中醫被叫做「國醫」，武術被稱為「國術」。「國」字號的名單，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地在增加，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越走越長。
最早冒出來的是國花，就是看著別的國家有這樣的叫法，我們也跟著叫，但是是大家公認的呢，還是外國人替我們挑的？不清楚，反正就是牡丹。國家圍棋隊的選手，自然還叫國手，在國家隊踢足球的叫國腳，央視的主持人叫國嘴，某些古董寶貝被叫做國寶。趁著眼下收藏熱，凡是叫「國寶」什麼的電視記錄片都熱播。後來，國寶又被用在了動物頭上，比如大熊貓，比如金絲猴，某些人也被稱為國寶，比如國學大師。而且這種拿人稱國寶的趨勢大有蔓延之勢，凡是在某個行業有點名氣而且有一把年紀的人，一不留神都會被人很受用地尊為「國寶」。出眾的美女，當然也得跟「國」沾邊，於是中華小姐大賽一屆一屆賽起來，戴王冠的中華小姐自然就算是「國女」。「國山」的爭議，實際上是「國」字隊伍擴軍的自然結果。
沿著這個邏輯走下去，估計日後還會有「國城」，西安、開封、北京，南京，甚至杭州、上海都會加入爭奪，最後的結果是大家都是國城，在自己城市的名字後面，添一個括號，裡面註明「國城」倆字。還會有「國江（河）」，長江、黃河屬於當然之選，珠江也不會落後。最後可能還會有「國平原」，這個簡單一點，哪個面積大算哪個。「國丘陵」，這個麻煩，必打成一鍋粥而後不止。
大家幹嘛非要跟這個「國」字較勁呢？很長時間我都想不明白。直到有一天，發現某著名書商（現在此人已經逃到了國外）在他出版的一套書的封面上，註明「國禮」倆字，說是國家領導人將他這套書當成禮物送給外國人了。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因為這套書加了這倆字之後，賣得相當好。把某某山尊為「國山」，是否有利益的驅動，我們不敢妄言，但只要此事成了功，那麼泰山或者別的什麼山的旅遊點級別是不是會因此加個星？門票是不是會加價N元？會不會因此而導致遊客如潮水般湧過來？讓山上的旅遊管理部門點鈔票點到手抽筋？
但願我們只是在瞎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國人從前崇拜皇帝，家裡供的牌位寫著「天地君親師」，後來改了，變成「天地國親師」，從崇拜皇帝變成崇拜國家。一度單位是國家單位，官員是國家幹部，工人是國家工人，連個早點鋪子也得是國營的才讓人放心。改革開放後很長時間了，每次出差出了車站，旅店拉客的都「國營旅社，國營旅社」地叫。有頭腦的人都是心理大師，能看透別人的心思，尤其能看透大眾的心思，只要大眾對「國」字的迷信還在，這些聰明人就會變著法地跟「國」字糾纏下去。
雞同鴨講的庸俗哲學
當今之世，想做隱士大約有難度。滿世界沒有安靜的地兒，全球都在聒噪。陶淵明如果活在今天，不讓家人趕著回到彭澤縣，也得讓旅遊者給轟出南山。人與人之間交往頻度奇高，開不完的會，吃不完的飯，聊不完的天，沒完沒了的應酬，好像人們總有話要跟誰說。不聽，人家就公關。但實際上，人與人之間卻又很膈膜，說了很多，如雞同鴨講，講了什麼，一筆糊塗賬。
雞同鴨講局面的形成，過去都是說西方所謂的巴別塔困境——別有用心的上帝為了阻止別有用心的人類建造通天塔，讓人們語言不通，各說各話，無法協調。今天，英語具有霸權地位，而對全球化具有高度認同的中國人，全民都在學英語，雞學會了鴨的語言，鴨講了什麼，就不再是笑話。其實，更多的時候，雞同鴨講往往發生在操同種語言的人們之間，兩個或者更多的人說的一樣的話，面對面也一樣會彼此拎不清（上海、寧波一帶方言，指再三解釋不理解）。
拎不清的原因在初級階段是心不在焉。一般來說，地位高的人喜歡這種感覺，時髦所謂的「酷」，多少要點心不在焉在裡面。大家都知道，跟領導講話很難，說多了不行，說少了也不行，無論你如何努力把你要說的說出來，人家都可能什麼也沒聽明白——當然，罪過肯定在你，表達不清，不簡明扼要。跟領導說話，現在已經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管理學和公關課上都在研究，儘管如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領導的心不在焉或者漫不經心還是走在前面。
領導的心不在焉其實是有原因的。地位越高，想的事越多，凡事多半有自己的主見。聽人講話，自己的主見不知不覺就會溜躂出來當家做主。如果對方講的跟主見不一樣，主人客人打起來，領導的聽覺就會犯糊塗。因此，過去現在，做官的訣竅之一就是揣摩上意，只要把上司肚子裡的意思事先揣摩出來，話一出口上司肯定聽得進，想不高興都難。但是，這門揣摩上意的學問實在過於艱深，一般人學不來，結果領導就只好總是心不在焉下去，直到主見變了味。
主見過於固執，往往就變成了成見，即使在領導肚子裡也不例外。在跟不同的人群對話時，如果彼此懷有成見，拎不清就往往變成雞同鴨講。
成見首先來源於文化立場，或者說對文化的不同理解。雖說文化是個筐，弄不明白的東西都可以往裡裝，但該裝的還得裝。況且，我們這回用的是個比較小的筐——文化立場。過去學宗教，感覺課堂上講的宗教學和宗教史跟神學家們的說法相比，雖然有關宗教的名詞概念並無不同，但在解釋體繫上卻大相逕庭。用某些僧侶的話來說就是，外面的人是從外面來看，和裡面的人看必定有不同。
其實，一個無神論者和一個僧侶立場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問題在於，現代的人們文化立場的不同，有時候往往意味著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因此，更深的成見來源於敵對。在革命時代，意識形態的對立往往構成政治上的敵對，構成一個最終消滅另一個的生存格局。革命時代的結束，世界進入各種文化、各種族群的共處時代，但革命時代形成的對立卻不容易消除。文化立場的歧義被敵對的舊痕擴大，這就導致了在共處時代彼此間對話的困難。
有敵意就難以互相信任，相互不信任，文化上的歧義就愈發難以相互理解，多歧而亡羊，就愈發說不到一起。雙方的語言沒有障礙，用語都明白，但意思卻非常膈膜，越講彼此越覺得對方像怪物，不可理喻的怪物。不僅無神論者和宗教信徒如此，就是一般的信仰不同的人之間也容易如此。大家都相信只有自己的主見甚至成見，才是真理，不是真理也有道理，而別人說的都是駭人聽聞的謬論，謬論還要堅持真正罪不可赦。從古至今，很多人與人之間的砍砍殺殺，其實背後沒有那麼多利益之爭，或者即使有利益之爭，也不難理性地解決。但彼此間對話的障礙，由障礙引發的爭執，卻使得仗打了一場又一場，一個個無辜的生命，都糟蹋在了意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