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事件，在本質上，是政府導向的發展主義的一個結果。大埔在台灣的苗栗縣，而苗栗是台灣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地區，一個農業縣。2008年，得到壓倒性票數上台的縣長，思有所為，在苗栗建科學園區，引進產業。台灣的朋友說，在台灣，科學園區是個有魔力的名字，小蔣時代的新竹科學園區的成功，使得這一模式在全台到處開花。其實，現在的好些所謂的科學園區，裡面進駐的企業，根本就不是高科技，跟大陸高新開發區一樣，有什麼投資辦什麼企業，做鞋做衣服和高能耗高污染的，都可以來。苗栗新建的科學園區，一共新徵100多公頃土地，多數都是房地產開發，只有一小部分，據說是給郭台銘的企業新奇美建廠用的。恰好就在這一小部分上，出了事。
台灣的農地徵用，所使用的法律，是威權時代制定的《土地徵收條例》，按這個條例，政府徵用的農地，協商價格不成，如果多數農戶同意接受徵收條件，剩下的釘子戶，是可以被強制徵收的。理論上，即使這些農戶不肯接受徵收條件，不交出地契，徵收一樣可以完成。面對政府的徵收，農戶一般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按被徵收農地的40%份額，接受建築用地，農戶有了這些建築用地，由於建築用地地價高，理論上農戶是可以獲利的。二是接受政府認可的土地賠償金。這種選擇一般都比較虧，因為政府給的錢比較少。但是，大埔一帶被徵收土地的農戶，有些人抽到的建築用地靠近高壓線，或者靠近墳地，賣不出價錢。所以，這些人遲遲不肯接受政府的條件，形成了所謂的釘子戶。台灣的朋友告訴我，這些農戶，不肯接受政府條件，也有不肯放棄祖輩種地傳統的意思在裡面。
2009年12月，由於征地期限將至，苗栗縣政府跟少數釘子戶之間的衝突加劇。被征地的農戶開始找律師，找公民團體為他們說話，到縣政府請願。但這個時候，整個事件並未引起媒體乃至網絡上的重視。
2010年的6月9日，是個轉折點。此前的一日，苗栗縣政府派人封鎖這個地區，貼出告示，宣稱徵收已經結束，要來整地。這天的凌晨3點，20多台推土機和200多名警察突然闖入，將幾十公頃將要成熟的稻子挖掉。當地農民沒有抵抗，但是拍了一些視頻。事情過後，台灣知名的公民記者，網名大暴龍的人得知這一消息，前去拍攝，也拿到了此前農民拍的視頻，經過編輯，製成視頻，傳到網上。引起網上的關注，幾千個網絡博客的博主，一起行動，把事件傳播開來。雖然，媒體仍然沒有跟進，但網絡上的討論，已經熱烈地展開，若干公民團體和專業人士，知識分子都開始介入。期間，雖然苗栗縣政府還是搞了兩次「整地」，但在民眾的抗議下，行動有所收斂。民眾的抗議高潮，是7月17日3000多人一整天在台灣「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上「種稻子」。
但是，「大埔事件」成為媒體議論的話題，卻是在進入8月之後，8月3日，一位被征地的農戶的72歲的朱姓老太太，在家裡喝除草劑自殺。老人的死，使得事件陡然升級，不僅成為媒體議題，而且化為台灣藍綠爭鬥的焦點之一。各地的有相關困擾的農民，紛紛組織自救會，各地自救會開始聯合。各個關心農村和農民的公民團體則高調介入，甚至組織了精神病醫生到大埔做心理咨詢，對政府施壓。有關的討論開始深入，此前各地科學園區的問題開始被揭露，諸如環保問題，征地問題，房地產問題都被觸及。郭台銘方面的新奇美表示，他們並不需要在苗栗建廠，當初的協議僅僅是個意向，現在建廠用地已經解決。
7月17日，凱道遊行示威之後，苗栗縣縣長對事件造成的紛擾，表示了道歉。但是，政府方面真正的軟化，還是在朱姓老太死後。由台灣行政院出面，行政院和苗栗縣政府與農民自救會之間的三方協商，在協商過程中，「拆遷」行動實際上已經停止。最近的消息是，政府方面妥協方案是，徵收農民的房屋可以保留，農地可以置換。自救會的代表表示，要跟相關農戶再做商議，然後再做決定。可以預料的是，無論結果怎樣，都不會再有推土機加警察的強制了。
客觀地說，苗栗縣政府雖然有點「動機不純」，徵收過程也有些程序上的瑕疵，但整個過程，卻並不違法，該走的程序，都走了。而且所謂的拆遷過程，唯一的強制，就是6月9日的強挖農田，對農戶的住房，他們還不敢用強。即使這樣，因強挖農田和老太自盡引發的一波又一波的民間抗議，也使得政府不得不退卻。其實核心的問題是不合時宜的土地拆遷條例，這樣一個條例，賦予了政府太多的強制權力，而對農民的土地產權過於不尊重。
然而，因「大埔事件」引發的民間抗議，並沒有順理成章地過渡到修改土地徵收條例上去。考究其緣由，雖然這個條例過於蠻橫，但發展的硬道理，在台灣擁有廣泛的擁護，現在台灣的農業人口只佔總人口的8%，農業GDP只佔1%，土地徵收條例，在台灣只針對農民，都市則另有都市更新條例，因此，佔絕大多數人口的都市人，對於廢止或者修改土地徵收條例不熱心。台灣的朋友告訴我，在經濟不發達的苗栗，苗栗縣政府的做法，實際上得到了本地90%以上居民的認同，在他們看來，科學園區可以帶來更多的就業，更多發展。聲援大埔農民的，多數都是從台北去的。有這樣大的民意支持，苗栗縣政府當然不會按很多公民團體的意思，撤銷整個原本就不合理科學園區的規劃。事件的最終解決，看來只能是一個各讓一步的妥協方案。
所以，於建嶸的說法應該被修正，台灣在發展主義的旗幟下，拆遷也是有可能出現的，只是抗爭後的結果，會有所不同。
群體性乖戾的傳統
中國人喜歡扎堆，一旦成群結隊，舉止有時就會有點乖張，一起歡樂的時候不是沒有，但一同憤怒或者同仇敵愾，甚至假裝同仇敵愾的時候往往更多。當今之世，扎堆起哄的機會不多，往往很隨機，而且不合法，官方稱之為「群體性事件」。多少有點合法的是針對外國的事兒，舉著愛國主義的旗幟，理直氣壯，官方即使想阻攔，也顧慮多多。網絡時代，按道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應該加強，彼此瞭解增多，但實際上卻未必。人們上了網，瞭解的機會多，誤會的機會也多，更要命的是，樂於在網絡溜躂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反而不樂意見人，彼此膈膜更厲害。
現實中的乖戾，往往跟網上的暴力行為有著密切的關係。只要某人某事大伙看不上，被揭發出來，就一陣叫打喊殺，如果成了陣勢，接下來也許就是「人肉搜索」，非得把這個人的聯繫方式和家庭住址曝光而後止。到了這個階段，就是現實中的直接行動——直接的暴力，從打爆電話到門口潑糞，不一而足。反過來，不管行為多麼惡劣，只要網上沒多少人呼應，少數幾個激憤者無論多麼激憤，多半沒機會採取下一步行動。
暴力，需要群威群膽。
有的時候，這種網上和現實的聯動，往往會得到另外一些人的讚許，認為是伸張了正義，比如對虐待小動物者的聲討，對負心漢的壓迫等等，網裡網外，大家一起喝彩。不過，這種伸張正義，即便有所謂的正當理由，行動上卻難免沾染暴力，就算行為不良者（如果確實能定罪的話）得到懲罰，也未免以暴治暴，當時雖然解氣，但難免會有後患。
憑借群體或以群體的名義集體施展暴力，人類是有傳統的。西方中世紀，捕捉的巫婆眾人用火燒死，逮到的淫婦眾人用亂石砸死，都是此類。這種事兒，一兩個人是絕對幹不來的，非得大家一起來才辦得到。這種行為，在法律上叫做私刑。在中世紀，私刑只要擁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官家往往是默許的。在這方面，中國人也不會落伍。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沒有官府明令宗族可以擁有司法權，但宗族對於自己族內違反族規的人，一般都是可以用刑的，輕則用荊條打屁股，重則沉潭奪人性命。當然，到了這個地步，往往是因為男女亂倫通姦，包括沒有血緣關係的寡嬸和遠房侄子之間的男女之事，也算是亂倫。這種事被抓到，男女雙方按規矩是要被脫光衣服遊街，然後再當眾處決的。凡是私刑，都是群體行為，在大庭廣眾之下，按群眾意見辦。每次群體懲誡，都是群體性憤怒，也是群體性狂歡。如果那個被脫光遊街的女人比較有姿色，大家會為此興奮很久很久。在那個時代，私刑不止有宗族懲誡一種，人際間的血親復仇，族群間的械鬥，都屬於私刑。但是其他的私刑，官府一般都會嚴令禁止，只有對這種事情，往往不加過問。
私刑受到官方默許甚至鼓勵的情況，在革命時代的政治運動中非常常見。運動中的鬥爭對像在「群眾起來」的時候，或多或少都會遭遇私刑，其暴力程度往往會被運動的領導者視為「群眾是否發動起來」的標誌。而凡是群眾運動，無一例外地需要轟轟烈烈。因此，群體性私刑，乃至私刑至死，也就在所難免了。只有在運動發動起來之後，領導才會考慮對群體性暴力的控制。
私刑的受害者，無論是否犯了必罰甚至是必死之罪，但肯定被群體視為犯了「可惡」之罪，或者是像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先是被認為可惡，然後才有了罪。大家的行動邏輯是這樣的，凡是可惡之人也就不是人了，對於非人，自然大家怎麼做都合情合理。如果因遭懲罰死掉，也只是去掉一個非人的禍害，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是，在群體的行動中，很多人其實對被懲罰對象並沒有切身感受，所謂的義憤填膺，多少有誇張的成分。大家一哄而上，或者是為了自保，或者是為了起哄，或者乾脆就是為瞭解悶好玩。群體性暴力，暴露的往往是我們自己人性中的惡，這種惡雖然被堂堂正正的理由包裹，但畢竟是惡，人性中劣質的貨色。
正因為如此，這種私刑式的暴力才必須要借助群威群膽來施行。氣勢洶洶的人們，看起來很勇敢、很義憤，其實大家心裡多少會有點膽怯，必須把自己包裹在一群人裡面，才邁得動腿。
宗族的私刑早就被禁止了，革命式的群眾運動也不再搞了，但群體性暴戾的積習卻依然保留了下來。人們依然認為，只要一群人（群眾）公認某個人可惡，這個人就理所應當被懲罰，似乎不是中國人的就不該在中國活著，不是人的就不配活著。大家似乎誰也沒有想到，也許有一天，這個被懲罰的對象會變成自己。因為這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定罪，只是群眾的意見，而群眾的意見往往帶有隨意性、誤會和冤枉。
更糟的是，這種群體性的暴戾由於群體的群威群膽，往往自以為擁有絕對的正當性，因此，質疑和討論是根本行不通的，凡是有不同意見的人，一律大帽子一扣，將其用大棒打殺。這種現象，如果任其暢行無阻，那麼這樣的社會看起來堂堂正正，其實這種堂堂正正之陣，卻是由狼或者類人狼組成的。
世紀末的看客
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裡凡是提到了下層老百姓，文字總是一片光明，尊稱為「人民群眾」或者「勞動群眾」。壞事自不必說，有反動派兜著，連動搖和軟弱都只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然而魯迅卻告訴我們，令我們一向景仰的勞動人民有一個非常令我們尷尬的習慣：當看客。無論是砍頭還是槍斃，無論是殺強盜還是殺革命黨，他們都看得津津有味，魯迅先生就是因為受不了這個，因而棄醫從文。
義和團運動是上個世紀末由下層老百姓鬧出來的一件大事，曾經得到了建國以來歷史學界的最多的稱頌，老百姓的反帝愛國熱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筆煽得紅紅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實的運動中，有熱情如火領頭鬧拳的，也有沒事跟著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實也不在少數。《王大點庚子日記》就給我們展示了一個看客的標本。
王大點是當時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當低賤，屬於不能參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於幹的是「警察」的活計，所以日子過得還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愛動筆，每天都要記點什麼。由於沒有文人那麼好面子，所以相當的客觀，竟然連自家那點偷雞摸狗的事兒也都照記不誤。義和團運動期間，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門閒逛，四處看熱鬧。義和團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義和團攻打外國使館他也看，義和團把「二毛子」剁成肉醬他看，有人乘亂搶劫他也看，不僅看而且跟在後面順手牽羊，哪怕撈一塊木板也是好的。他看過朝中「持不同政見者」的楊立山、聯元和徐用儀被砍頭，也看過被義和團抓的白蓮教——實際上是無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