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此風不可長，如果每個縣太爺都這麼有才的話，看誰不順眼就派人來抓，今天抓法制日報社的人，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抓人民日報社的人，後天，中央電視台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動一動呢？縣與縣自然也可以互相抓，如果一個要抓一個要保，那麼雙方都有傢伙，是不是會打起來。如此這般，中國的縣就不叫縣了，改稱王國好了；縣委書記不叫縣委書記，改稱「百里侯」（這是古代對縣太爺的俗稱之一）。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釋這種行為，因為分封制下的諸侯，也不敢隨便進京拿人，尋來覓去，好像只有唐朝後期藩鎮割據時候的軍閥有過類似的豪舉。
西豐縣的行動太膽大，太有轟動效應，而且涉及眾多記者的權利，幾乎是頃刻之間就成了轟動世界的大新聞。因此，像以救火堵窟窿為己任的有關部門，首先想到的不是制止西豐縣的膽大妄為，而是考慮遏制網上的轟動。所以，人們最先看到的事件後續延伸，不是西豐縣那邊有所悔改，而是有確切消息的相關禁令。正因為如此，受到侵害、很丟面子的法制日報社不聲不響，本以維護記者利益為使命的記協，也只有幾句不痛不癢、不著邊際的話，滑得讓人摸不著，也抓不住。
然而，這樣一場事關媒體人命運的事件，不明不白的禁令是掩不住所有的聲音的，於是事件在發酵。有關部門明白了，不釜底抽薪，火只能越壓越旺，這下輪到西豐縣採取補救措施了。於是一隊氣勢洶洶的警察換成了一隊溫文爾雅的縣委工作人員，再次來到法制日報社。這回人家來道歉了，據說西豐縣公安局的拘傳令也撤銷了。
顯然，西豐縣的大膽創意，跟我們現行體制下縣委書記權力過大有關。一個又一個的短信「文字獄」，無非是說明在縣這一畝三分地上，縣尊大人有意無意都把自己當成了「皇帝」。事實上的權力也近乎於皇權，在他平時的工作範圍內，沒有任何人敢說一句稍微不同的話，馬屁奉承成筐成桶地來，尊奉之下，任你是誰，都難免自尊膨脹。膨脹後的尊嚴有一個特點，就是絕對不能被侵犯，一觸即跳。我們知道，西豐縣其實也是先興短信「文字獄」，然後再發展成報刊「文字獄」，連記者一併拿下的。這種發展都是縣境帝王意識的合理延伸，一點都不奇怪。
中國最牛的縣太爺的大膽創意，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是一件好事。這個事件，從一個奇妙的角度，為中國新聞立法的緊迫性敲響了警鐘。它告訴人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一個正在走向國際化，跟世界接軌的國家，如果再沒有一個規範記者也規範政府行為的新聞法，會出現什麼樣可氣、可悲又可笑的事情來。
兩個糊塗丞相的故事
中國古代，最扎眼的人物，除了皇帝就是宰相。宰相是百官的頭，也是百官的靶子，權大責重，上得伺候老闆（皇帝），下需應付政務，有點差池，上下不討好。在歷史上，只有一手遮天打算篡位的宰相和一手遮天不打算篡位的宰相，才有真正的舒坦日子過。但是，這樣的情形實在太少，所以宰相們都比較操心，越是勇於任事者就越操心。
不操心的宰相也有，多半都出在皇帝過於積極、自己出頭做宰相事的時候。不過這個時候不操心的宰相要時刻準備著，一旦皇帝把事辦砸了，自己得出來當替罪羊。在歷史上，既不操心，也不擔心做替罪羊的宰相好像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西漢初年的曹參，一個是東晉初年的王導。他們不僅不操心，而且難得糊塗，以糊塗相標榜。
曹參是漢高祖劉邦僅次於蕭何的親信班子成員，蕭何死後，他馬上讓從人為他收拾行李，說是就要讓他做丞相了。果然，相國的大帽子落在了他的頭上。可是做了丞相之後，曹參卻終日飲酒，醉時多醒時少，百事不興，屬員有過，能遮便遮。有人看不慣了，想過來提意見，被一併拉去喝酒，喝到大家物我兩忘，意見也就沒了。最後連皇帝都看不過去，轉彎抹角地表示了不滿，結果也讓老先生用一套蕭規曹隨的鬼話蒙將過去，每日依舊沉在醉鄉里。
王導是東晉王朝的開國功臣，晉元帝能從王爺變成皇帝，多半虧了王導，登基的時候，皇帝拉他一起坐床（那時候還沒有椅子）。此老也是著名的糊塗，人家罵他「聵聵」，自己也很以聵聵自得。酒量如何不知，但下面的官員胡作非為，肯定沒事。有次裝模作樣地派人出去考察，回來後大家紛紛說下面官員的不好，只有一個人一言不發，最後等大家說完了，他說做宰相的理應網漏吞舟，何必管官員的好壞。王導居然誇這個人說的好，深合其意，害得大家都覺得自己不僅無趣，而且見鬼。
不過，兩個宰相的聵聵，結果卻不一樣。曹參得到的是好評，老百姓編出歌謠來誇，結出了文景之治的果。而王導，不僅老百姓沒誇，官員也未必念他的好。東晉政治混亂，國勢微弱，當時人罵他聵聵，後來人依舊罵他聵聵。
曹參的時代，承秦末大亂，人口減半，六國貴族豪強已經被秦剪滅殆盡，社會組織也被破壞殆盡，社會只有按自然規律，慢慢恢復元氣，國家才有指望。這時對社會恢復最大的敵人不是別的，就是來自政府的權力。因為這個時候，只有政府是社會唯一有組織而且有強力的勢力，而且這個勢力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與之抗衡。但是作為政府官吏，恰恰有自身的強烈衝動，出來指手劃腳為公也罷，為私也罷，一時間難說清楚。總之從長遠看，做就比不做更不好。顯然，此時的最高行政長官，能夠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什麼都不做，盡量抑制官吏的衝動。這一點，曹參做得很好，當然，當時的老闆配合得也好。皇帝身子弱，沒主意，又好色，不當家；當家的呂後只關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地位，別的都馬馬虎虎可以將就。漢初尊崇黃老，據說曹參做丞相前，請教了本地的儒生，結果言人人殊，即沒有一個人說的合他的意，只有蓋公的清靜無為才真正打動了他。當然，也只有這個主意，才真合乎時代的需要。後來很得史家稱道的文景之治，恰是曹參開的頭。事實證明，合乎時代需要的作為，最難的恰是不作為，因為古今中外的政府官吏，別的好說，讓他們盡量少作為、不生事的確太難了。
王導之世，門閥豪族勢力已成，而且斷送了西晉江山，社會對新王朝的呼喚是抑制門閥豪強，獎拔草萊，恢復中原，改變政府由門閥勢族壟斷的局面。然而，王導卻一面模稜兩可，在南渡的中原門閥和江南豪族之間搞平衡，一面放縱門閥豪族把持政權，胡作非為，從而換取他們的支持。這就是說，王導處在一個本該抑制政府官吏的時代，恰恰不抑制，反而更加放縱。僅僅由於進入中原的各個遊牧民族之間的爭鬥，以及中原漢人對本族王朝的依戀，才使得偏安的小朝廷得以苟延。這樣的丞相，這樣的聵聵，當然沒法得分。
對於政府而言，無為是種境界，在這種境界裡，民間社會可以自然地生長，實現自己的均衡發展，但是，只有在抑制了官吏的權力衝動的情況下，無為才有可能。
風月與官場
大家都知道，清朝尊崇理學，以朱熹為宗。這一點跟制度一樣，也是清承明制，不過，從白山黑水那地方過來的滿族人，學什麼都很較真。明人尊崇理學，除了朱元璋這代還馬馬虎虎當回事，後來的皇帝根本就不在意。理學僅僅成了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考罷便成為束之高閣的高頭講章。在現實生活中，從皇帝到官員，大抵一體放縱。皇帝後宮，動輒萬人，最荒唐者如武宗，還在宮外設置豹房，私自外出獵艷。上行下效，官員們自然加倍演繹聲色生涯，狎妓縱酒，放浪形骸，無所不為。理學也因此進化為心學，最後則成了隨心所欲之學，《金瓶梅》和《肉蒲團》這樣的貨色，剛好可以成為心學的另類經典。天理從人心深處被發掘出來，跟人欲攪得難分彼此。
可是，清朝不這樣。首先皇帝後宮的人數大為減少；另外行房時還要有許多規矩。在故宮那種幽暗仄窄的地方，膽子稍微野一點的皇帝都不樂意在宮裡居住。而堅守工作崗位的皇帝則後嗣不昌，到了宮外的園子被洋鬼子燒掉後，沒處可去放肆，連著幾個皇帝乾脆一個後代也生不出來了。
清朝皇帝帶頭自我約束，雖說有限度，但比起老百姓，還是色福齊天，可是跟前朝比，已經算存天理滅人欲了。當然官員們也跟著倒霉，最大也最不得人心的一條禁令，就是不許官員嫖妓。歷朝歷代，朝廷差不多都有官妓，設置專門機構——教坊司管理，一方面為朝廷創收，一方面優待官員——官員嫖妓優先。然而，清朝皇帝把朱熹的話當真，不僅取消教坊，而且不許官員嫖妓，反差未免過大。可過大是過大，但沒人敢表示不滿。一來人家原本就是征服者，手裡的傢伙不吃素；二來理論堂堂正正，合乎經典，想駁嘴都張不開，所以大家只好忍著、順從，以暗地裡罵理學為偽道學出氣。更有那熱衷拍馬屁的假道學，居然順著皇帝來，變本加厲，連唱戲的女旦也給禁了，讓各級領導幹部的性生活淡出鳥來（索然無味之意，來自《水滸傳》裡各好漢所用的當時明朝社會的常用語），只好跟自家的妻妾用功（已經有研究證明，在那個時代，官宦家的妻妾，在性技巧方面，很是不行），各自帶頭，為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作了不少貢獻。
在這種理學風尚瀰漫的時候，好多事都跟前朝相反，娛樂生活尤其如此。那時的北京，儘管算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都市，但是娼業卻很不發達，每令在京做官的南方士人頻發牢騷。那年月娼業發達的地方，都是今天看起來不起眼的小地方，比如大同，比如陝州（今三門峽市），而且都在商道上為商家服務的。因此，傳說中的清朝中期的名妓，說來說去只是三寸金蓮比較標準，其他的如彈唱風情，一概闕如。北京的京官們萬般無奈，百無聊賴，居然溪徑獨闢，琢磨出另外一條道來——逛相公堂子，也就是說跟唱戲的男藝人，尤其是男旦交往。說到這兒，我們的性學家肯定很興奮，說這是男同性戀。其實不對，那些跟男藝人膩乎的京官們，絕大多數性取向跟我們常人一樣，那些相貌佼好的男旦不過是昔日名妓的替代品而已，用魯迅的話來說，他們看到的是扮女人。
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西學東漸，傳統的意識形態被動搖，理學的禁令再也繃不住官員的力比多的衝動，於是漸漸地京師娼業開始復興，蘇州的清吟小班，迤儷北上，八大胡同繁榮「娼」盛。官員們「談助無非中發白，閒來只是逛胡同」，吃花酒蔚然成風，在胡同裡流連忘返。狀元娘子賽金花重操舊業時在上海，但很快也被吸引到北京石頭胡同，到了八國聯軍打來，官員四散逃命的時候，被逼無奈跟鬼子鬼混一通。後來居然被回城的官員捧為用身體救了北京城的大英雄，到了民國，更是升為九天護國娘娘。
進入民國，大家鹹與共和，對西方制度的追求以迅猛的速度落實在性生活上，於是官員們重要的公務都挪到八大胡同來辦了。當時北京人傳說，喜歡逛胡同的有兩院一堂，兩院是國會的眾議院和參議院，一堂是指京師大學堂，即今天北京大學的前身。這裡多少有點調侃的意思，其實逛胡同最多、最有實力逛的還是官員，尤其是各部的高級官員，還有帶兵的丘八（指當兵的人，舊社會對兵痞的貶稱）。馮玉祥後來在回憶中說，他去找政府總長（部長）辦事，也被拉到胡同裡，一進門兩個妓女撲上來，每個大腿上坐一個，一上來就揪鬍子，打嘴巴（當然很輕）。
當然，在轉型中的中國，這種事一點都不奇怪，不管真實的西方是怎樣的，但是只要一學西方，對於某部分人來講，首先落到實處的就是日常生活上性的放縱。現在，中國又處在新的轉型中，禁令鬆弛，犯禁者眾多，犯禁的官員十有八九都栽在女人身上。不過，時代畢竟進步了，這些人比起前輩來，後輩進步的地方是學會了雙管齊下，一邊泡小姐，一邊包二奶，家花野花一齊開放。不過，凡是這種貌似西風東漸，官員還是別帶頭的好，這種帶頭對於國家和百姓，乃至自家的身體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