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混到政界最高層之後，就發現不好玩了，蘇東坡發出了「高處不勝寒」的感喟。歷來，有才華自負清高、不諳官場三昧者，才會有這種半是牢騷、半是感慨的感喟。可惜，有這種感喟的人畢竟少了點，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還是喜歡往高處爬。而奇怪的是，社會也似乎趨向於給某些爬的人提供製度上的便利。於是，在歷史上的很多階段裡，理應作為金字塔上端的高處人很多，擁擠不堪。
只圖自己方便的管理者
三輪車滿地跑，管起來麻煩，於是禁掉。電動自行車依然麻煩，於是禁掉。摩托車更麻煩，不僅交通事故多，而且有「砍手黨」騎著摩托搶劫作案，乾脆也禁掉。現在又有人開著麵包車搶劫，不知道我們的城市管理者，是否有一天把麵包車也禁了。
不知道我們的城市管理者想過沒有，三輪車、電動車和摩托車，固然給城市管理帶來了一些麻煩，但這些本不起眼的車，卻是相當一部分老百姓的謀生飯碗和代步工具。取締了這些工具，一些人出行將會很不方便，或者增加了出行成本，另一些人則乾脆丟了飯碗。在減少管理者的麻煩和廣大老百姓的便利甚至飯碗之間，孰重孰輕，按道理是應該一目瞭然的。但事實上，管理者的選擇卻往往相反，道理很簡單，政策是管理者制定的。
管理者的政策出台強調的也是「群眾利益」，也會得到一部分老百姓的稱讚，比如因三輪車、電動車和摩托車感到交通堵塞的有車族，遭到過飛車搶劫的市民等等。但事實上，大家都知道，並不是所有開摩托車的人都是罪犯（罪犯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人），三輪車和電動車對交通堵塞的「貢獻」並不見得比汽車更大。從本質上講，管理者的做法只是一種所謂的釜底抽薪的「根本解決」。人類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這種「根本解決」是非常荒謬而且行不通的。
事實上，作為人類工具的任何一種事物的出現，都會有利弊兩方面的表現。以交通工具而言，馬車有馬車的麻煩，人力車有人力車的麻煩，火車、汽車的出現，更是極大地增加了人類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數，也使城市的犯罪（殺人、綁票、走私、販毒等）增加了便利。如果我們因為某種工具帶來的弊端，就取締這種工具，按這種邏輯再往前走，因為銀行的出現新添了金融詐騙，我們就撤掉銀行；因網絡的出現而增添了網絡犯罪，我們就取締網絡……這樣下去，我們退到哪裡才是個頭呢？原始社會裡的弓箭也一樣是既可以捕獵，也可以殺人的。
所以說，這種「根本解決」是一種管理者自己圖一時省事的辦法，是一種不是辦法的辦法，一種飲鴆止渴的辦法。管理者可以圖一時的便利，但從長遠看，卻貽害無窮，最終損害了城市的利益，自然也不利於管理者。解決因工具帶來的管理難題，不管多難，但只能從管理上著手，向前看，利用技術進步和管理方式手段上的改進來解決。只有這樣做，城市的管理水平才能提高，實現城市的現代化，最終把自己的城市變成真正的國際化大都市。
不過，這種「根本解決」的政策能夠出台，表明我們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之間存在某種隔閡。本來，管理者是受居民的委託進行管理的，但管理者一旦投入運作，往往會產生自己的意志，出現「經營城市」的公司化跡象，在增加利益的同時減少成本。每當面臨複雜的城市管理局面的時候，他們所能想到的成本最小的方式就是「根本解決」。到了這個境地，實際上管理者政策所體現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或者大部分是自己的利益。
其實，不僅公共政策，就是一些公共設施的設置也往往只有管理者的視野，不是從公眾的方便角度看問題，而是管理者怎樣方便怎樣安放。所以說，我們的管理者權力的行使跟公眾的距離還是太大，政策的制定離以人為本還有相當的差距，還沒有比較好的機制能夠解決政策制定如何體現公眾意志的問題。目前所實行的聽證會制度，還不太完善，聽證的程序還存在瑕疵，聽證的表達往往更多只是管理者的意願。
客觀地講，三輪車、電動車和摩托車的城市管理問題的確是個難題，但這個難題既是困難和挑戰，也是機遇。我們的城市管理，也只有在直面這個難題的情況下，才能真地邁向現代化。
圍牆故事的續篇
前兩年，北京有位身為教授的政協委員，提案說要限制低素質人員進北京，事情沒成。這幾天，又傳說廣州要把北京的舊事重提，要限制低素質人員進廣州。當然，這種「政治不正確」的事兒只要傳出來，必然招來罵聲一片，網民和學者都很憤怒。不過，我想到的是，這種限制就算政府同意了，怎麼操作呢？難道派上重兵，在城市的入口挨個排查嗎？現在的城市又沒有城牆，人家不從入口進怎麼辦呢？
限制某一類人進入某個城市，在古代的中國比較容易辦到，因為那時候有城牆，排上兵在城門口對進城的人挨個檢查就行。雖然限制素質（我估計出招的人指的是文化水平）有難度，不像電影裡演的鬼子、漢奸守城門查八路軍，只要搜身就行，但盡可以出題考試，把城市教育部門主管考試的官員派去站崗就行了。但是現在這種限制，早已龜縮到城裡一個個有圍牆的小單位了。所以，某教授要想限制某些人進學校，估計只要校長答應，還馬馬虎虎行得通，只要教授自己樂意帶著弟子在大門守著，但是限製麵擴大到一個城市，估計沒戲。
這種沒戲的事兒，總有人提出來，說明這種想法還是有市場的，應該說代表了很多城市人的意願，尤其是像廣州這樣治安狀況不怎麼好的城市裡的居民。
中國人是個喜歡築牆的民族，這原本是農耕民族面對遊牧民族壓力的一種無奈，但久而久之形成了習慣，牆裡套牆，一層又一層，就像當年的北京城一樣，紫禁城外面有皇城，皇城外面有內城，內城外面有外城。城裡的四合院，也是一道道的牆隔著，進到了門裡，迎面還是個影壁，所有的人，都生活在牆裡面，只有生活在牆裡，心裡才踏實。生活中有了麻煩和紛擾，自然而然地指望有若幹道牆，從城牆到院牆來將它們擋在外面。事實上，現在希望限制所謂低素質人口進城的人，心裡頭依然延續著古代圍牆的故事。在他們看來，城市治安的惡化，都是這些低素質人口惹的禍，只是現在的牆，變成了城市管理者的權力。
所謂低素質人口，說白了就是指農民工。現在的城市離得開農民工嗎？不用說珠江三角洲的工廠，農民工稍有缺口就惶惶不可終日。就說廣州城裡，所有髒活、累活、苦活、掙錢不多但很麻煩的活，不都是農民工在做嗎？一旦真有那麼一天，農民工都離開了城市，那麼城裡人屋子沒人打掃，飯沒人做，病人、老人沒人看護，飯店關門，超市閉戶，街上垃圾成堆，下水道堵塞，污水糞便橫流。
城裡人在享受「低素質人口」帶來的服務和便利的時候很舒服，但忘記了這種服務和便利也會伴隨相應的混亂，相應的治安難題。尤其是在城裡人沒有善待這些為他們提供服務的人，反而加以歧視、打壓、甚至欺詐的時候，治安的難題自然就更加嚴峻。每當這種時候，陳年的積習就會自然而然地冒出來，幻想再出來一道道牆，讓自己遠離紛擾。
當然，這種幻想的背後，還有多年的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城裡人的優越感。什麼叫素質？何為低素質？標準是什麼？實際上沒有人說得清楚。在說這種話的人心目中，所謂低素質人口指的就是進城的農民，說人家低素質，明顯暗示自己是高素質。別人素質低，不過是因為人家是農村人，自己素質高，僅僅因為自己是城市人。道理上雖然說不通，但卻一點也不妨礙有大量的城裡人如此想。這種優越感，無非來源於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一系列城鄉隔絕以及對城市的優惠政策。這種政策，在很多方面依然在繼續，從而造成了一個國家內的國民有兩種不同的待遇這樣一種荒唐的局面。
力求維持這種局面，維護自家的優越，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古代的城牆早就被拆掉了，昔日的城鄉二元結構也正在被打破，市場經濟的發展，也使得國家的政策由對民工潮的圍堵變成了鼓勵和疏導。城市的發展，城市人的發展，只能踩著時代潮流的步伐往前走，農村的人們進城謀生，在給城市帶來發展生機的同時，的確也會帶來一些城市管理上以及治安上的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成為難題，有體制上的不適應，管理的粗暴，也有城市人無所不在的歧視。客觀地說，我們的城市雖然發展很快，看上去很現代化，但我們的管理者們還沒有完全學會按現代社會的方式管理這些城市，在城市裡生活的人，也沒有相應的心理準備，甚至可以說，沒有現代人的素質。
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城市其實只是都市裡的鄉村，所謂的城裡人，不過是享受了一點優待的農民，心胸狹窄一點可以理解。但是，畢竟中國已經開放了幾十年，城裡人的享受、眼界都已經非過去可比，為什麼心中那些「中世紀」的牆還是拆除不了呢？
高處的擁擠
人混到政界最高層之後，就發現不好玩了，蘇東坡發出了「高處不勝寒」的感喟。歷來，有才華自負清高、不諳官場三昧者，才會有這種半是牢騷、半是感慨的感喟。可惜，有這種感喟的人畢竟少了點，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還是喜歡往高處爬。而奇怪的是，社會也似乎趨向於給某些爬的人提供製度上的便利。於是，在歷史上的很多階段裡，理應作為金字塔上端的高處人很多，擁擠不堪。
魏晉南北朝時期選官，實行九品中正制，上等三品，中等三品，下等三品。最後選來選去只看門第，不計其餘，結果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不過，士族高門之間也有個高低之分，因此裡面還有故事。按說第一品是專門留給皇族的，等於虛設，高門貴族的高下，只好在第二和第三兩品上加以分別。開始的時候還好，時間一長，大家都往第二品上擠，擠著擠著，把關的人受不了了，一放水，結果像點樣的門閥就都成了「灼然二品」。最高的地方站了太多的人，擠成一團，原本區別高下的九品中正制形同虛設。
士品如此，官爵也如此。無論什麼朝代，開始的時候總是正態分佈，大官少小官多，封侯拜爵者更少。時間一長，大家想著法子往高處擠，黑道、黃道，貓洞、狗洞，最後就是「關內侯，爛羊頭」，一大群人披金掛紫，清朝末年就是滿街紅頂子、黃馬褂、雙眼花翎。不過還好，過去人們追逐高位，更多的是像《紅樓夢》裡的賈蓉那樣，圖個喪禮上的面子上好看。朝廷也不大會為這些膨脹出來的高官厚爵者安排更多的實缺，不至於在各級政府機構裡設置成群的官職，頂多一個缺換人換得勤一點。
眼下的中國，也處在個大家往高處擠的時代，不過我們超越古人的地方是我們官職的虛銜和實缺都在膨脹，一個縣四大班子，十幾個縣首長，每高一級，官員數成倍增長。至於首長以下的官，無論虛的實的，大概早就「爛羊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