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世界經濟的日益全球化，企業管理人員必然面臨跨文化溝通的問題。無論是在進入國內市場的外資企業，還是在為尋求市場多元化而開拓國際市場的中資跨國企業，各級管理人員都必須掌握跨文化溝通的技能。由於現代通訊技術和交通的發展，跨文化溝通的渠道變得十分豐富；人們可以通過電視、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無線電、報紙、雜誌等進行遠距離雙向或單向的溝通。火車、航空業的飛速發展也使跨國交流變得十分便捷。企業經營管理人員主要是通過電訊手段、面對面的方式跟同僚、下屬、客戶以及各種組織機構進行跨文化溝通。
地球已經變成丁一個村莊，村民之間很快很容易彼此交往，那麼為什麼還會遇到溝通障礙呢？
答案很簡單；全球範圍內我們享有相同的信息和技術，但我們的文化卻彼此不同。因為文化迥異，我們的家庭、習俗、價值觀等等也互有差異，這樣住在漢堡的科爾、紐約的傑克遜、倫敦的愛米莉、東京的田中、北京的老張……交流時便會產生困難和誤解。
人類技術的進步日新月異，但是基於千百年發展而來的文化的嬗變卻慢得多。文化的多樣性使這個世界精彩紛呈，但也正是這種多樣性造成了跨文化溝通的主要障礙。文化上的差異有時使人們彼此難以理解。
文化的多樣性
有人統計，當今世界上有3000多種語言，這個統計並非精確，因為語言學家至今還未找出分辨語言和方言的標準。一般說來，說不同語言的人不易相互理解，而說相同語言的人則一定可以溝通思想，但這個說法很快就被事實動搖：北京人和廣東人說的是同一種語言——漢語，但一個普通的北京人是聽不懂廣東話的（由於大眾傳播的發展，現在廣東人一般可以聽懂普通話），同屬漢語的北京話和廣東話聽起來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語言。與此相反，雖然挪威人和瑞典人說的不是同一種語言。但他們卻可以溝通思想。美國的方言差異不如中國的方言差異大，但是你能與之大電視網的新聞節目主持人隨心所欲交談問題，卻聽不懂紐約市哈萊姆區黑人說的英語。
言語和非言語是人們溝通賴以成功的兩個重要因素。共同點越少，溝通越難。以言語為例，全球說英語的人約有七億，但英國人、美國人、印度人、澳洲人等說的英語也不盡相同。美國人稱戴的小圓軟帽和穿的皮靴分別是「bonnet」和「boot」，而在英國，人們卻指汽車引擎的蓋子和汽車的後車箱。美國人的「scheme」是陰謀的意思，英國人卻可能指一個計劃。「satisfactory」對美國人來說是指「可以接受的」，而在英國外延卻大得多——可解釋為「可以接受的」一直到「最好的」。
就連標點符號的稱法也不同：英國稱句號為「full—stop」，而美國人則說是「period」。南非共和國的官方語言為英語和「南非荷蘭語」——後者已不同於歐洲本土的荷蘭語。
同一種語言因為不同的人群使用，溝通時會有障礙。完全講不同語言的人們之間溝通時要通過翻譯的過程，此時有麻煩則就更容易理解了。譬如，日本人把中國古代美女「王昭君」譯成「王昭先生」。英文「喝百事——活力無限」一句在德國被譯成「從墳墓中出來」，在亞洲某地被譯成「百事把你的祖先從墳墓中帶出來」。英文「精神永恆，軀體有崖」，在俄國被譯成「魔鬼已經準備好了，但肉已經腐爛了」。
同樣，非言語溝通中的誤解也是數不勝數。在所有的文化中大量的溝通是通過非言語進行的。非言語的暗示從撫摸、手勢到身體運動……應有盡有。在歐洲或中東看到兩個男人行走時手牽著手，甚至環抱著肩膀，是尋常事；在許多國家，兩個男人彼此親臉頰也是平常事。但這種現象在有些國家卻會被認為是同性戀的表現。
在美國，經理辦公室中上下級的討論可能以一種非常放鬆的方式進行——他們可能一邊喝著咖啡。如果經理是男的，他可能把一個腳擱在旁邊的空椅子或桌子上。在中東則全然不同；翹著二郎腿或將鞋底面對另一個人是粗魯無禮的信號。在許多國家，包括歐洲的很多國家，當下屬對上司說話時，下屬幾乎是「立正」的。在德國或澳大利亞，員工和部下對老闆說話時，從不兩手插袋。
跟美國人交往，如果你不看著他的眼睛，或者讓人覺得眼神遊移不定，那麼他就會擔心：你是否不夠誠實，或生意中有詐？而跟日本人交往如果你盯著他，他可能認為你不尊重他。有趣的是，美國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跟日本人有著相同的看法。
信仰與行為習慣也會影響溝通
溝通者之間的信仰與行為習慣的差異必然使雙方對同一事件產生不同的理解。事實上，我們也是帶著有色眼鏡去看待別人的。下文「價值觀比較」將進一步闡明由於信仰與行為的不同而產生的溝通障礙。
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說，世界分裂並相互對立的原因之一，就在於雖為同一地球的各個民族，但相互之間極其缺乏瞭解。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信仰與行為方面有差異，這是無法迴避的客觀現實，溝通時產生障礙也就成為必然。這種障礙甚至衝突大到什麼程度，則取決於溝通雙方對另一方信仰與行為的瞭解與接受程度。
一次一家中國出口商向日本出口泥鰍，但發現冷庫中只有黃鱔，此時發貨期又近在眼前，再採辦泥鰍時間不允許。考慮到與日本進口商是老關係，中國出口商遂將黃鱔裝運出口。貨到日本，日商大吃一驚，並立即要求退貨，同時提出索賠要求。我出口商解釋說，鑒於貴方是老主顧，這才將我們心目中營養價值更高、價格更貴的黃鱔當作泥鰍賣給你方，何故如此呢？日方回答說，黃鱔像蛇，很可怕，我們日本人是從來不吃的，泥鰍倒是吃了一百多年了。所以黃鱔雖好，在日本卻是廢物一堆。結果我出口商只能接受退貨並賠償。
以上難題源於我方對日本飲食習俗缺乏瞭解，屬於好心辦壞事。這種衝突還算輕微。涉及到宗教問題就可能變得很嚴重。譬如，有一日商在齋月期間來到中東同阿拉伯人做生意，談判順利結束，為了放鬆一下，日商坐進自己車裡抽起香煙來。不料，霎那間車窗外便聚起很多阿拉伯人，他們對著日本人指指點點。日商不知何故，為了表示友好，便不時朝窗外笑笑，誰知窗外的人群憤怒了。眼看不知如何收場，最後來了警察才算了事。這個案例中日商是出於對伊斯蘭教開齋節的無知，而車窗外阿拉伯人對日商的無知則幾乎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
全球範圍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只有通過對其他文化的理解與尊重，才能有效地進行溝通。現實生活中，每個地區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底蘊。譬如，在「大中華文化」這一概念下，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這些大城市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點。所以同為中國人，北京人同倫敦人、大阪人、法蘭克福人、赫爾辛基人……之間交往就不同於上海人同這些人的交往。這種溝通，同為跨文化溝通，但行為人之間交往的模式、遇到的障礙，可能很不相同，因而在溝通中要注意的問題
也會很不相同。因此，我們討論跨文化溝通時，不能籠統地說是中國人同「老外」之間的溝通。「老外」一定要細分。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北方城市的普通居民見到外國人往往籠而統之地稱其為「老外」；相比之下上海居民在涉外活動中能細緻地將交往對像區別開來，如：美國人、日本人、英國人……甚至還進一步細分，謹慎地注意到對方來自哪個城市，應該注意什麼，這種細分，正是體現了跨文化交流中的特殊性問題。越能細分，溝通遇到的麻煩也就越少，溝通也就越有效。具體溝通對像具體分析，這是跨文化溝通的精義所在。好多上海的老外貿這方面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這是經驗使然，對於多數尚無豐富經驗的人來說，就首先有必要學習、研究合作夥伴的文化——不打無準備之戰，進而在交往實踐中進一步完善。
在中外文化對比中，想必我們已經注意到了這樣一個有趣現象：在國外，如果主人邀你同車出行，他必請你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這個位置被認為是貴賓座，因為車子往往是主人自己的，你是客人自然應坐在其身邊，這樣也便於交流；而在國內，到目前為止，有車的人還少，自己會開車的人也相對要少，無論是坐公車，還是出租車，右邊的後座才是貴賓座，這個位置最安全也最遠離陌生的司機，視野比左邊後座也要好，作為主人的你，通常就坐在左邊後座以便同客人並排而坐。如果還有一個人陪同，那就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這個位置上的人通常要鞍前馬後地照顧，包括探路付費等。
如果你同來自墨西哥或意大利的商人做生意，那麼你就應當讓他們更多地佔據你的個人空間，也就是說交流時相互很接近，而同德國商人交流，則正相反。意大利人說話很激動，他可能很靠近你，而你可能會後退，這時你們兩個都會糊塗，你會想：「為什麼他靠我那麼近？」而意大利人則會想到：「我親近他，他為什麼後退？他不接受我嗎？」這種溝通上的障礙就是源於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個人空間大小不同。
要有時間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