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義差不多在各地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功，當時和羅馬教皇宮廷有些齟齬的君主，借助它十分輕鬆地就在自己的領地內推翻了已經在下層人民中失去尊敬和尊崇然而又沒法做任何抵抗的教會。羅馬教皇宮廷曾經得罪了德意志北部某些較小的君主，當時宮廷可能是覺得他們無足輕重，不值得理睬。因此，他們廣泛地在自己的領地內實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特羅爾的克雷蒂恩二世和阿普沙爾大主教的殘酷暴虐使得卡斯塔瓦·瓦薩把他們兩個從瑞典驅逐了出去。
因為教皇青睞暴君和天主教，所以卡斯塔瓦沒有遇到任何困難就在瑞典實行了改革。克雷蒂恩二世後來又被從丹麥的王位上廢黜了，因為在那裡，他的行為仍然就像在瑞典一樣可憎，然而，教皇依然非常青睞他，因此繼登王位的霍斯泰恩的腓勒德烈為了報復教皇，效仿卡斯塔瓦·瓦薩實行了宗教改革。伯爾尼和蘇黎士的行政長官從來沒有和教皇有過什麼衝突，不久前因為有些教士做了一點越規的欺詐行為，讓整個教士階層令人鄙視。因此兩地的行政長官也十分輕鬆地在各自的州里實行了改革。
在這個十分危急的情況下，教皇宮廷沒辦法不大力培育和法國、西班牙兩個強有力的君主的友誼，後一個還是當時的德國皇帝。在他們的協助下，儘管有非常多困難，血流成河，教皇最終仍然完全鎮壓或者很大程度阻止了在他們領地內的改革的進程。對英格蘭的國王，教皇也是百般討好。然而由於當時的形勢，因為不想得罪更為強大的君主西班牙國王和德意志皇帝查理五世，討好英格蘭國王卻很難做到。所以，英王亨利八世，儘管並不全然擁護改革的大多數教義，然而借助於新教義的廣泛盛行，鎮壓了一切寺院，在他的領地內打倒了羅馬教會的權威。
原本他應該走得更遠一點，然而他沒有這樣來做。他只給了改革的擁護者一定程度的滿足，在他的兒子和繼承人執政的時間內，改革派才控制了政府，然而他的兒子沒有遇到任何困難就完成了由他父親開始的工作。
在有些國家裡，比如蘇格蘭，那裡的政府十分軟弱，不受到群眾歡迎，非常不穩固，改革力量足夠推翻羅馬教會，不僅這樣，還足夠推翻試圖支持羅馬教會的國家。
在分散於歐洲各國的那些改革的追隨者中，沒有一個可以像羅馬教皇的法庭或一切教會議會的共同法庭那樣能夠解決他們間的紛爭，而且通過不可抵制的權威給他們劃定正教的明確界限，因此當一個國家改革派的追隨者和另一個國家的弟兄發生意見分歧時，因為他們沒有共同的法官能夠去申訴，紛爭永遠沒法得到解決。然而在他們中間又產生了很多這樣的紛爭：有關教會的管理機構和教士有俸聖職的授予權的紛爭，可能是和世俗社會的和平、福祉關係最密切的紛爭了。因此在改革派的追隨者中間產生了兩個重要的派系：路德派和加爾文派。這兩個派系是在歐洲任何一個地方眾多的教派中，教義和紀律已經由法律規定了的僅有的兩個教派。
路德教派的信徒和所謂的英格蘭教會一起保留了教會團的管理機構，在牧師中間建立了一種從屬關係，給予君主在他的領地內任免一切主教和其他高級有俸聖職的權力。這樣一來，也就讓君主成為教會的真正首領，同時也並沒有剝奪主教在他所主教管區內委託較低層次的有聖職的權力，不僅這樣，還鼓勵君主和一切其他有聖職授予權的人實行推薦。這樣的教會管理體系從一開始就有利於和平和秩序，同時有利於服從世俗的君主。所以在建立了這樣的體系的國家，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任何一場動亂和內訌，特別是英格蘭的教會，總是通過非常大的理性自誇對他所信奉的原理無限地忠誠。
在這樣的一種管理制度下，牧師很容易會竭力討好君主，討好宮廷，還有國內的貴族和紳士。牧師們主要是期望通過他們的影響可以得到陞遷。牧師們為了能夠討得那些有聖職授予權人的歡心，無疑有的時候也要借助阿諛奉承和曲意迎合這些最差勁的手段，然而經常也運用他們掌握的一點最值得因此也最可能博得有錢人尊重的技巧。他們運用他在各個不同領域的有用的知識、談話的幽默，還有他們對狂熱者喋喋不休的宣揚和假裝要實踐的荒謬、虛偽的苦行的蔑視博得人們的尊敬，煽動尋常百姓對那些沒法實踐他的教義的部分有錢人產生憎恨。然而，這樣的牧師在他們通過這樣的方式討好於上層階層的時候，卻很容易全然忽略維持他們在下層人民中的影響和權威。他們得到了他們上級的重視和尊重，然而在他們的下級面前，他們經常是沒有方法有效地讓聽眾信服地捍衛最愚蠢的狂熱分子對他們有節制和溫和的教義的攻擊。
那些茨溫克利的追隨者，或者更確切些說是加爾文的追隨者，卻與此相反。只要什麼地方的教會出了一個空缺，他們就把他們選舉自己的牧師的權力授予給那個教區的人民，不僅這樣，同時在牧師中間建立了最完全的平等。這個制度的前一部分，也就是自行選舉那一部分，在它實施期間，彷彿除了製造混亂和驅使牧師和人民道德趨向腐敗之外，別無任何其他結果；然而制度的後一部分，也就是牧師間的平等，彷彿除了完全和諧之外也再無任何其他效果。
只要任何一個教區的人民保有選舉他們自己的牧師的權利，人民差不多總是要受到牧師的影響，然而大多數時候又總是受到最熱鬧派系和最狂熱牧師的影響。牧師為了保持他們在群眾選舉中的影響，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變成或受到影響後變成了狂熱分子，在人民中鼓吹狂熱主義。不僅這樣，人民總是對最狂熱的候選人更加青睞，就像任命教區牧師這樣的小事都總是要引起狂暴的競爭。不僅是在一個教區，而且在一切不參與這場鬥爭的相鄰的教區都要引起競爭。
假如這個教區恰好是處在一個大城市，它就要把一切的居民分成兩派；假如那個城市就像瑞士和荷蘭的非常多城市曾經有過的那種情況，恰好它自己本身構成一個共和國，或者是一個小共和國的首都，那麼這類毫無價值的紛爭除了激起一切黨派的敵意外，還要在教會內留下一個完全新的宗派，在國內留下一個完全新的派系。所以，在那些小的共和國裡，地方行政長官很快就發現，為了保持社會安定，一定要把推薦一切有俸聖職的權力拿在手中。在英格蘭，這個建立了長老會管理形式的國家，在威廉三世統治的開始一段時間就通過了建立長老會的法令，事實上已廢除了教會對聖職的授予權。那個法令至少是把這個授予權放到了每個教區的某些階層手中，讓他們可以通過一個非常小的價格就收回了選舉他們自己的牧師的權力。
根據這個法令所建立起來的制度存在了大概二十二年，然而因為這個比較受到群眾歡迎的選舉模式差不多在各地都引發了混亂和無秩序現象，因此安妮女王第十年通過第十二號法令把它廢止了。然而，在蘇格蘭，一個幅員這樣遼闊的國家，偏遠教區的騷亂是不可能就像在一個小國裡一樣足夠給政府造成擾亂的。因此安妮女王在第十年又恢復了聖職的選舉權。然而在蘇格蘭，這個法令對於有聖職授予權推薦的人，雖然無例外地授予了有俸聖職，然而教會有的時候要求（因為教會在這方面和它的決議不完全一致）在教會授予被推薦人口口聲聲所謂靈魂的教化，或教區教會管轄權之前，須得到人民的同意。
教會有的時候至少出於對教區安定的假裝的關心，常把這個委任一直拖延到在人民中間得到了同意然後才任命。有些牧師有的時候是為了得到這個同意，然而更多的是為阻止這個同意，而實行私下收買，還有為了在這樣的場合能夠更有效地產生影響，他們所操練出的博取群眾歡心的藝術，可能就是蘇格蘭牧師和人民中間，依過去的保留著古老的狂熱精神的主要原因。
長老會管理形式在牧師中間建立起來的平等，首先包括權力或教會管轄權的平等，接著是聖俸的平等。在一切長老會的教會裡，權力是完全平等的，然而聖俸的平等就不完全這樣了。但聖俸之間的差別大多數時候也不太大，不足以讓聖俸小的人要用阿諛奉承等無恥手法去討好有權推薦聖職的人，從而求得一個聖俸更高的職位。在一切已徹底建立聖職推薦權的長老會教會中，大多數時候牧師要想能夠得到上級的青睞，只有通過比較高尚和比較文雅的方法：他們的學識，他們無可指責的非常有規律的生活，還有履行職責的忠誠和勤勉。他們的推薦人甚至常常抱怨他們的獨立精神，不僅這樣，推薦人非常容易把這樣的精神上的獨立性理解成對過去的恩惠的忘恩負義，然而最糟的是因為意識到不可能再有什麼恩寵能夠期望，而很容易產生對他們的淡漠。在歐洲的任何地方，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荷蘭、日內瓦、瑞士和蘇格蘭的長老會的大多數牧師更有禮節、更有學問、更具獨立精神和更為受人尊敬的人了。
教會的聖俸差不多是平等的，其中沒一個聖俸非常大的地方，這樣的聖俸的平等，儘管可能是做得過頭了一點，然而卻有一點非常好的效果。那就是高度的模範性的道德能夠讓一個小有財產的人受到非常大的尊重。然而輕浮和虛榮的惡行必定就會讓他受到人們的嘲笑。除此之外，那些惡行對於他和對於一切尋常百姓一樣差不多具有與此同樣的毀滅性。所以，在他的個人行為中，他就一定要遵循尋常百姓最尊重的道德體系。他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愛戴，是因為他遵循了他的利益和地位要求他遵循的生活方式。
尋常百姓對他懷著我們對處在和自己同一境地的人（然而我們又覺得他應該是比我們高一等的人）所很容易具有的親善。他們的親善很容易又引起他的親善。他變得更加細心地教導他們，熱心幫助他們和解救他們。他甚至對那些對他非常親近的人的偏見也不可能鄙視，也從來不可能用我們在那些富裕而又捐贈基金多的教會裡常遇到的地位高而又傲慢的人一樣的輕蔑和粗野的態度來對待他們。所以，長老會的牧師對於尋常百姓的思想的影響可能要比任何其他國教教會的牧師對他們的影響都要大。因此只有在長老會的國家，我們才能夠見到尋常百姓不受到強迫而自動地、差不多沒有一個例外地完全地皈依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