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智者學派
[1]概說
由於智者學派否認真理和公正的客觀標準的存在，再者，在通常情況下，他們講授課程都能獲得數目可觀的報酬而在古希臘人那裡，以贏利為目的的勞動是受蔑視的。，這樣就致使他們帶有些許令人懷疑的怪異味道，並且很快就得到了「詭辯派」這一名稱，尤其因為柏拉圖曾對他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一名稱也一直沿用至今。
若想正確地評價智者學派及其功績，我們就必須既要考察當時的哲學狀況，又要顧及那時希臘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生的變革。自從希臘人在希波戰爭中，為保衛自由而成功地打敗了波斯人的入侵以後，希臘尤其是雅典的社會生活開始富裕繁榮起來，雅典成為政治和文化中心，社會上層生活富足又奢侈，因此，接受更高級的教育也就成為一種需求。民主憲法也越來越鼓勵在公眾場合中的演講藝術，在公眾集會和法庭上，那些能夠用嫻熟的技巧闡述自己觀點的人則具有明顯的優越性。若想飛黃騰達——基本上說大門對每個公民都是敞開的——那麼他首先就需要成為一個具有良好素養的政治家和演說家。智者們像漫遊教師一樣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向學生傳授各種技藝，尤其是論辯藝術，他們可以從中獲得一定的報酬。希臘語Sophistai的意思是「智慧之師」，起初它也只有這個意思，並沒有其他的意思。他們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而是實踐家，和所有的實踐家一樣，他們也輕視理論認識。
大部分智者都認為，一方面，客觀的認識是根本不可能的，這種觀點無疑對那時的哲學狀況產生了影響；另一方面，因為有機會獲得教育的社會階層逐漸擴大，外來民族及其風俗和宗教的湧入也自然而然地動搖了固有的觀念。如果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來衡量某個問題的對與錯，那麼，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只要他懂得如何巧妙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他就可能被認為是正確的。這種理論上的懷疑態度旋即又擴展到了道德領域。在這裡也倡導一種認識，即人的行為也如同理論爭辯，最終起決定作用的是他的功績或能力。這樣，論辯藝術在智者那裡就變成了一種說服他人的工具，而不是用於表達他的某種確定的信念。對他們來說，不存在一種客觀的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則，強者就是公理。
因為智者學派遺留下的著作非常少，我們引用柏拉圖著作中描述的一個智者在談論雄辯術時說的一段話：「如果一個人懂得如何用言辭說服別人，不管是在法庭上說服法官，還是在議會上說服議員，還是在人民大會上說服民眾……那麼你的雄辯才能就會發揮巨大的作用，你會使一個醫生成為你的奴僕，使一個體操冠軍甘願為你效力，你還能讓一個銀行家為你聚斂金錢而不是為他自己。」關於法律和正義，這位智者又說出了下面的話：「法律和習俗從來都是為了維護弱者和大眾的利益的……借此來威嚇那些強者，因為他們比弱者和大眾更懂得如何獲取更多利益，這樣，強者就不得不約束自己，因為弱者和大眾認為，意欲更多的利益是醜惡的和不公平的……我想，如果能夠人人平等，他們就會非常滿意了，因為他們都是劣等的人……但是依我之見，自然本身應該決定一切，公平合理在於高貴者應該比低賤者獲取更多的利益，有才能的人應該比低能之輩獲得更多的利益。
在許多情況下，不管是在動物界，還是在人類社會，不管是在國家之內，還是在宗族之中，我們都會發現這樣的事實：強者統治弱者都被認為是合理的事情……當克塞克斯與希臘人打仗的時候，他還能要求什麼權利呢？……我們可以舉出上千個這樣的例子來！說真話，我認為，這些人都是按照公正的自然原則行事，而不是按照我們編造的原則行事。那些最富有才幹和最強壯的人物尚在少年時期就像馴養獅子那樣被馴服了，我們給他們施行催眠術，在心靈上給他們施加影響，我們以為，這樣就會變得人人平等了，這樣才是公平合理的。但是，我認為，如果一個人具備足夠的力量能夠重獲新生，那麼他就會擺脫掉一切束縛，砸爛所有的精神枷鎖，把我們的那些陳規陋習和催眠術以及心靈麻痺術踩到腳下，然後，那個迄今為止的奴隸就會突然站到我們面前，並向我們表明，他就是我們的主人，這時，公正的自然就會煥發出它的光彩！」
公元前6—前5世紀，哲學思想在希臘人生活的不同地區幾乎同時出現了，在這裡雲集了如此眾多的富於高度創造性的思索宇宙人生問題的思想家，這樣壯觀的場面在思想史上幾乎是空前絕後的。五光十色的自然主義世界觀如一股朝氣蓬勃的力量向我們迎面撲來。希臘以及西方所有的哲學流派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它們的源頭和先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哲學史上的重要問題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被那時的希臘哲學家思考過的，即使沒有解決，至少他們提出了問題並對此展開了討論——當然西方工業時代產生的涉及整個人類生存的問題是個例外。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們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殘篇，後人對這些著作殘篇所能作出的註解也是五花八門，關於它們的完整的原始面貌我們只能猜測了。
恰恰是由於思想的多樣性以及它們之間存在的矛盾使得哲學的進一步發展幾乎成為一種必然。思想體系越多，各種可能性也就越大，對這些思想及其矛盾進行考察、比較和探究的緊迫性也就越大。因為有些哲學家開始對作為認識工具的人的感官功能的可靠性產生懷疑，這就很容易導致對人的認識能力產生普遍的懷疑，智者學派的任務就在於此。
[2]普羅塔哥拉和高爾吉亞
智者學派的創始人普羅塔哥拉，周遊希臘各地，向人們傳授正確的為人處世的藝術，教導人們如何令人信服地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獲得了榮譽和財富。「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意思是說，對人來說，不存在絕對的、客觀的真理，而只有相對的、主觀的真理。普羅塔哥拉的這句名言在我們今天仍然家喻戶曉。而且，普羅塔哥拉的這句話似乎還表明，「人」並不是萬物的尺度——大寫的人仍然只是一種普遍而言的尺度——某個單獨的說話者才是萬物的尺度。同樣一句話，有時是正確的，有時又是錯誤的，這要取決於這句話是由誰說的，以及他是在什麼情況下說的。普羅塔哥拉的這一思想是以赫拉克利特的「永恆的流變」以及對立統一原則為基礎的。他的懷疑主義也沒有把宗教排除在外，他遺留下的著作殘簡中有這樣的話：「至於神，我既不知道他們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們像什麼東西。有許多東西是我們認識不了的；問題是晦澀的，人生是短促的。」普羅塔哥拉因其無神論思想而遭到指控並被逐出雅典。
高爾吉亞在他的一本題為《論非存在或論自然》的著作中，用一種芝諾式的敏銳的洞察力向我們證明：第一，無物存在；第二，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第三，即使有物存在而又可知，我們也不可能把這樣的認識傳達給別人。這種懷疑態度幾乎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智者們動盪的生活以及他們的懷疑主義態度好像非常有助於他們的身體健康，因為，據說高爾吉亞精神矍鑠地活到了109歲。
[3]智者學派的意義
智者學派的價值在於以下三方面的功績。
首先，智者們在希臘哲學史上首次將他們關注的目光從自然的身上移開，而把更多的注意力貫注到人的身上；其次，他們首次把思想本身作為認識的對象，並且已經開始批判性地考察思想的條件、可能性和限度；最後，他們能用一種非常理性的態度審視道德的價值標準，並從而為人們用科學的態度處理倫理問題，並把它納入一個合乎邏輯的哲學體系中提供了可能性。此外，由於智者們對修辭術和雄辯術都有較深入的研究，這也大大地促進了語言學和語法的發展。智者學派是一個過渡現象，但它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若沒有這個階段，後來的阿提卡哲學的繁榮則是不可想像的。
2蘇格拉底的生平及學說
[1]蘇格拉底的生平
蘇格拉底除了參加戰爭，他一生從來沒有離開過他出生的城市——雅典，在戰場上，他表現出了機智勇敢和吃苦耐勞的精神。蘇格拉底相貌平平，根據保存下來的一尊半身胸像判斷，他的外貌既不像一個傳統的希臘人，也不像一個哲學家。
他很早就放棄了從父親那裡學會的職業，並且也離開了他的家庭——他的妻子瑟逖佩對他的責備也是眾所周知的——為的是能夠專心致力於他的教育活動，他覺得，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前無古人的天職。他日復一日地活動於雅典的街道和廣場之間，幾乎是衣衫襤褸。在他的周圍聚集了各色各樣的門徒，其中有些青年來自當地的名門望族。他教學生從來都不收報酬，他靠學生和朋友的熱情款待為生。他的教育完全採用對話的形式，是一種問與答的遊戲。蘇格拉底不僅僅向他的學生提問題，他還喜歡隨意與過路的社會各階層的人攀談。他常常以善意的問題開場，然後就不停地追問下去，一點也不讓步，並逐漸把談話轉移到一般的哲學問題上去，諸如什麼是善？我們如何獲得真理？哪一種憲法最好？他一直追問下去，直到對方理屈詞窮承認自己無知為止，這也就是蘇格拉底要達到的目的。
雅典政體是民主的，但是，說起希臘的民主，我們時刻都不應忘記一個事實，希臘的大部分國民——如雅典居民的一半以上——都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奴隸。這些奴隸的勞動果實就是其他人富裕生活的基礎。我們在書中讀到的那些由希臘作家們所描寫的不同的政體形式，事實上只關係到一小部分自由公民的利益。那時，沒有人想過對奴隸制的合理性產生懷疑。知道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說，雅典的民主是以一種極端的形式實施的，因此，這種民主已經違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則。在貴族派的眼裡，這種國家形式就是違背民主原則的。尤其是在持續近30年的波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當雅典的各派勢力聯合起來對抗他們的敵人——斯巴達人時，占統治地位的民主派與那些暗地裡主張實施斯巴達式的貴族政治的人之間展開了一場殘酷的黨派之爭。雖然蘇格拉底並沒有積極地參與政治，但是，他還是被看做貴族派的代言人，更確切地說，被看做是那個為貴族派提供思想工具的人。瞭解一下雅典當時的政治狀況對於理解蘇格拉底後來的人生遭遇是非常必要的。
蘇格拉底因為「褻瀆神明」而被推上了法庭，這種指控其實根本是站不住腳的。柏拉圖為我們描述了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的勇敢的申辯。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他飲鴆而死，這在當時是處決犯人的習慣做法。他拒絕請求赦免，有人為他提供逃跑的機會，也被他拒絕了。他死的時候已經70歲，對他來說，離開雅典去過流亡生活好像已經沒有意義了。
關於蘇格拉底的死，柏拉圖在《斐多篇》中為我們作了感人至深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