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 第四編·第五章  20世紀初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 (3)
    從反帝愛國的革命思想出發,陳天華提出了推翻賣國投降的清王朝的號召。他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勾結帝國主義從而出賣中國人民利益的反動本質。陳天華的革命論把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結合起來,表達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要求。

    據此,陳天華又批判了康有為等保皇黨鼓吹的「預備救國」論和庸俗進化論。他揭露說: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嚴重危機下,改良派把講教育、開民智等作為救國的當前任務,陳天華把革命看成是人類進化的規律。

    他說:「革命者救人救世之聖藥也,終古無革命,則終古成長夜。」他認為,只有革命才能「除舊布新」,使社會「雄飛突步」,向前發展。針對改良派宣稱的中國民智未開不能革命的謬論,陳天華又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開化的民族,其聰明才力並不低於歐洲人,只要去掉暴君污吏的壓制,人們的智慧就會像泉水一樣湧現出來;只要一旦醒悟,發憤自強,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必能與歐美並駕齊驅,「一躍而為宇內一等強國」。

    他認為,改良派宣揚的「只能漸進,不能躐等」的理論,實際上是鼓吹民族失敗主義,使中國人永世做奴隸。陳天華並不懂得革命的辯證法,還不能科學地闡明進化和革命的辯證關係,還不理解革命是進化中的質的飛躍。但是,他在同改良派的論戰中,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把革命看成是救國的唯一途徑,相信革命可以改造一切,從而打擊了改良派的庸俗進化論,具有進步的意義。

    陳天華的革命論,反映了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大大激發了中國人民反帝愛國的意識,對中華民族的覺醒起了啟蒙作用。他的言論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產生的,革命的首要任務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他的言論還表明,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它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性。

    民族壓迫實質上是階級壓迫問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壟斷資產階級為資本尋找出路而造成的。陳天華只把它歸之為民族對民族的壓迫,便陷入了歷史唯心論的泥坑。因此他不可能同帝國主義徹底劃清界限。他對帝國主義始終抱有幻想。他在臨死前還幻想中國將來應和日本帝國主義結成「同盟」,共同抵制歐美的帝國主義,甚至幻想「吸收外國資本以開發中國文明」。

    歷史從來就是奴隸們創造的,而不是什麼英雄創造的。不僅古代的歷史是這樣,近代的歷史同樣如此。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只有當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反映了歷史發展的要求,體現了先進階級的意志,才能對歷史的發展起一定的促進作用。他們在歷史上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時代的產物。沒有十七八世紀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不會有盧梭、華盛頓;沒有中國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不會有孫中山。不是英雄造時勢,而是時勢造英雄。陳天華之所以鼓吹「英雄造時勢」的理論,無非是企圖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代表人物神聖化,把他們說成是「天生的英雄」和「救世主」,叫工農大眾跟著資產階級走。

    陳天華的英雄史觀表明,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一登上歷史舞台,就把自己看成是高踞於「下等社會」之上的貴族,自認為是「先知先覺」,把自己和群眾對立起來。在這種歷史觀的指導下,陳天華把革命的希望一心寄托在「中等社會」的身上,認為農民革命勢力如會黨等,只能利用,不能依靠,「不可恃為本營」,甚至認為只要「中等社會」都懂得革命主義,並普及於「下等社會」,不必經過流血鬥爭,就能迅速地使中國得到解放。由於他看不起人民群眾的力量,最終又陷入了和平改良主義泥坑。

    陳天華的民主革命論,同樣具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他雖然譴責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但對帝國主義的認識,仍停留在表面的感性認識階段,並不瞭解帝國主義的本質。他把帝國主義叫做「民族帝國主義」,認為由於「其國內人數太多,本地不能安插」,所以才侵略別的國家。這是宣揚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觀。這種觀點,把國家看成是保護全民族共同生存的團體,從而掩蓋了國家作為階級壓迫的工具的本質,是為一個民族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利益作辯護的。所以,以民族國家觀為武器,並不能揭露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

    四、梁啟超的哲學思想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生於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死於1929年,廣東新會人。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人。1890年赴京會試,沒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大開眼界。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

    1891年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革維新的道路,時人合稱「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啟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中日甲午戰爭後,追隨康有為,參加了戊戌變法運動,宣傳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新文化,在同封建頑固勢力的鬥爭中,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可是改良主義運動失敗後,他同康有為一起逃亡外國,堅持改良主義路線,建立保皇黨,宣揚「保皇論」,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相對抗,成了民主革命的敵人。他是我國近代史上鼓吹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也是一個資產階級政客和學者、近代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宣揚者。

    20世紀初的革命民主派,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提出了三大革命論:一是種族革命,反對滿洲貴族的種族壓迫,主張以武力推翻清王朝;二是政治革命,反對封建專制政體,實現民主共和;三是社會革命,反對封建的經濟壓迫,主張土地國有。20世紀初,在義和團農民反帝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高漲的形勢下,他創辦了《新民叢報》,同革命民主派在思想戰線上展開了爭奪群眾的鬥爭。他夥同康有為發表了許多攻擊革命思潮的言論,是當時改良派在理論上反對革命的急先鋒。

    1905年,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成立時,孫中山把這三種革命論概括為「三大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梁啟超對這三種革命論都加以反對,其要害是反對暴力革命。梁啟超得出結論說:救中國的唯一出路是:「一曰勸告,二曰要求」,「所勸告者在開明專制,而所要求者在立憲」。又說:「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他提出了「開明專制論」,作為反對民主革命論的破爛武器。他的「開明專制論」,就是靠清朝皇帝推行一些改良措施,防止革命的爆發,以建立和鞏固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在中國的專政。

    保皇黨的頭子康有為這時提出了「滿漢不分,君民同治」,反對進行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梁啟超同康有為一樣,竭力反對種族革命,說什麼革命不必「排滿」,「排滿」就是搞「復仇」,「復仇則必出於暴力革命」,引起「內亂」,一定亡國。他反對「排滿」,實際是反對以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他同樣反對通過暴力手段進行政治革命,說什麼「欲行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動」。他把改良派鼓吹的向清朝皇帝「請求立憲」的主張說成是「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故意混淆革命同改良的界限,以此來反對推翻封建政體的民主革命。

    他更加仇視「社會革命」,攻擊民主派的土地國有論是什麼「以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悉為我用」,是煽動「赤眉、黃巾」起來造反,「荼毒一方」,必然失敗。為了反對在中國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梁啟超等保皇黨又宣稱:革命必造成人民暴動,破壞社會秩序,結果是連年內戰,流血成河,民不聊生,損害了外國人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必然引起帝國主義的「干涉」,亡國滅種。梁啟超說「民氣猶火也」,「不善用之也可以自焚」。梁啟超等保皇黨不僅被農民革命嚇破了膽,而且被帝國主義的猙獰面貌嚇破了膽,宣揚民族失敗主義,又成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應聲蟲。他們害怕暴力革命把自己埋葬掉,又把法國大革命宣佈為「暴民政治」,視法國革命為「洪水猛獸」,堅決反對走法國大革命的道路。

    梁啟超依據他的「新民說」,進一步攻擊了革命民主派的人權論。他宣稱:盧梭的民約論和天賦人權論,主張放任,缺乏國家觀點和法制思想,產生了種種流弊,在歐洲早已過時了;中國人崇奉其學說,只能導致「暴民政治」。於是他把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自由平等論在中國的傳播,歸結為「破秩序」、「蔑制裁」、「散內亂」、「文私見」、「滅國粹」,認為其禍患如同「洪水猛獸」一樣,足以滅亡中國。

    為了反對盧梭的民約論和民主共和政體,他又從德國壟斷資產階級學者伯倫知理那裡搬來了「國家有機體」說,說什麼國家不是「機器」,而是一個「有機體」,同動植物一樣,有自己發育生長的過程,不是外力能夠改造的;又同人一樣,有自己的意志和行動,法律就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人民缺乏「公法觀念」和「自治能力」,國家這個有機體就要衰亡了。因此,他得出結論說:「中國今日所最缺乏而最急需者,是在有機體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他認為,這就是他所說的中國只能行開明專制而不能行民主共和的「哲學」根據。

    恩格斯說:「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藉以為自己開闢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中國的保皇黨梁啟超對「暴力」的詛咒,並不是新發明,而是從19世紀末德國壟斷資產階級學者波倫哈克等人那裡搬來的破爛貨。波倫哈克竭力詛咒民主共和政治,說什麼「以革命求共和者,恆累反動以反動」,把暴力革命說成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用來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梁啟超把他們的學說奉為至寶,表明20世紀初的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在革命高潮面前,不再向西方尋找進步的東西,而是向帝國主義那裡尋找反革命的理論武器了。

    可以看出,梁啟超鼓吹改良主義的目的就在於反對暴力革命。因此,他把暴力革命污蔑為「野心之革命」、「野蠻之革命」,說成是「下等社會」群眾情感的「激動」,只知「破壞」,不可能建立共和政體。梁啟超說:「吾所以認為暴動主義為足以亡中國而深怵之者,全以其破壞之後,必不能建設。」一切反動派和改良派都把暴力革命說成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以此來欺騙人民群眾。暴力革命是階級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它不僅破壞舊東西,而且還創建新事物。任何新社會的誕生,都要經過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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