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最為關注的是中國軍事的發展，許多智庫對中國軍事研究的角度非常獨特，例如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就從中國軍事題材的電視劇中找到了切入點，研究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是一個著名的防務智庫，其研究員既有前政府要員，如前國防部長佩裡，也有長期埋在資料堆裡的教授、研究員，還有來自亞太各國的訪問學者。2009年，該中心推出了一份關於中國軍事現代化研究的報告，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中國近幾年拍攝的軍事題材影視劇，如《DA師》、《突出重圍》、《亮劍》等，都成了研究中心專家研究的對象。在這幾部片子中，他們最為看重的還是《亮劍》，幾乎所有相關的研究人員都從頭到尾看了三遍。報告稱，中國軍隊那種靈活機智的戰略戰術、不講常規的作戰方式，是西方軍隊所不具備的，也是西方軍隊最難以招架的。
中國以驚人的速度崛起，觸動了一些中國領域研究者的神經。
《當中國統治世界》作者馬丁·雅克預言：「中國絕對不會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會選擇一條不同於西方世界的發展模式；中國的崛起將改變的不僅僅是世界經濟格局，還將徹底動搖我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
《中國無法偉大的50個理由》的作者大衛·馬裡奧特和卡爾·拉克魯瓦預言：「中國是靠廉價勞動力與出口來增長，內在極為缺乏創新動力。」
而《中國大趨勢》的作者、美國學者約翰·奈斯比特則預言：中國沒有以民主的名義使自己陷入政黨爭鬥局面，而是以一黨體制實現現代化，發展出一種獨特的縱向民主，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中心。在未來幾十年中，中國不僅將改變全球經濟，而且也將以其自身的模式來挑戰西方的民主政治。
4.「影子中情局局長」猜想
2010年，美國「影子中情局局長」，承擔美國陸軍戰爭學院、國防大學和蘭德公司國防和國家安全課題，全球首屈一指戰略智庫STARTFOR負責人喬治·弗裡德曼在《未來一百年》一書中則這樣預言中國的2020年。
對中國而言，增速減緩意味著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而中國也不會成為世界上重要的強權之一。喬治·弗裡德曼提到，中國近似於「外賣店」型的經濟具有巨大的危險性。世界市場需要大量的廉價出口商品，所以從國外流入的資金可以使得有著巨額債務的公司運轉下去。但是中國對商品定價越低，其中的利潤也就越低。這樣的無利潤出口使得巨大的經濟引擎得以運轉，但事實上中國卻在原地踏步。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以成本價或低於成本價銷售產品的商業機構。數額巨大的資金流入其中，但是資金流出的速度和流入的速度一樣快。
中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不大可能成為活躍的斷裂帶。如果出現了地區衝突，中國把對手完全踢出局的可能性較小，更有可能出現的是中國被戳中軟肋，淪為他國的掌上玩物。中國的經濟也遠非看起來的那麼堅不可摧，而其政治穩定性又嚴重依賴於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這使得中國的政治穩定性更加脆弱。然而中國確實很重要，因為至少在其他人看來，中國似乎是短期內最有可能挑戰全球格局的國家。
首先，中國像一個島嶼。它顯然不是被水環繞的島嶼。無法逾越的地帶與荒原有效地將它與外部世界阻開了。
在中國北邊是西伯利亞和蒙古草原——不適合居住，人煙稀少，並且不易穿越。在中國西南是無法穿行的喜馬拉雅山脈。和緬甸、老撾、越南接壤的邊界處則遍佈著山脈和叢林，而中國東邊是海洋。只有它西邊與哈薩克斯坦接壤處可以有大規模的人流通行。但是即便在那裡，歷史上，中國人也很少下大力氣，向這一地區遷移。
中國絕大多數的人口生活在海岸線一千英里以內，占國土總面積約1/3的地區。剩下的2/3的國土則人口稀少。
中國只有一次被徹底征服的經歷——那就是在12世紀時被蒙古人所征服——並且中國很少將勢力範圍拓展到今日疆界以外的區域。中國在歷史上並不是一個富有侵略性的國家，並且也只是時斷時續地與外部世界往來。人們不應忘記中國並非一直熱衷國際貿易，它會時不時地將自己封閉起來避免和外國人接觸。當它從事貿易時，它使用貫穿中亞的絲綢之路和從它東部港口出發的商船。歐洲人在19世紀中葉遇到的是正是一個處於某個孤立主義階段的中國。當時的中國國土統一，但是相對貧窮。歐洲人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開始在沿海地區從事密集的貿易。這導致了兩個結果：其一是從事貿易的沿海地區財富的急劇增加；其二就是中國沿海和貧窮的內陸地區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這種不平等也導致了中央政府對沿海地區控制力的減弱與增長的不穩定性和混亂。沿海地區更保持和歐洲人的緊密關係，甚至被歐洲人佔領。
混亂時期從19世紀中葉一直延續到共產黨於1949年執政。毛澤東曾經試圖在上海這樣的沿海城市發起革命。在革命失敗後，毛澤東進行了著名的長征，深入內陸。在內陸地區，毛澤東組織起了一支由貧苦窮人組成的軍隊，隨後重新奪取了沿海地區。之後直到解放。
幾十年後，沿海地帶再次變得富裕繁榮，又一次與外國往來密切。廉價產品與貿易為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帶來了巨大財富，但是內地依然貧窮。內地與沿海地區之間的緊張關係與日俱增，但是也維持了平衡。這種情況持續了大約三十年，以任何標準衡量都算不得很長的一段時間。
中國在21世紀之初就賭它能夠一直無限地保持各方勢力的平衡。這其中的前提是它能夠逐漸將財富從富庶的沿海地區轉向內陸地區，且不會遭到來自沿海地區的抵抗，或者伴隨著內陸地區的不穩定。北京試圖令中國各個地區的人都滿意，並且在竭盡全力實現該目標。
放貸的原因多種多樣，要麼是因為亞洲體制盛行的家庭和社會關係，要麼是因為共產主義體制中的政治關係，而這些原因和商業價值鮮有關聯。可預見的結果是這些貸款中相當大一部分成了壞賬——用銀行業的術語來講叫「不良貸款」。該數額估計大約在6000億美元到9000億美元之間，或者說占中國的GDP的1/4到1/3，金額駭人聽聞。
中國的經濟看起來是健康而有活力的，如果你只看經濟增長的速度有多快的話，簡直令人震驚。但是增長率只是要審視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增長是不是可以贏利的。大部分中國的增長是真實的，產生的資金也能讓銀行滿意。但是這種增長實際上不能讓經濟更強健。而且它一旦減速，整個的經濟結構會快速崩潰。
在亞洲這不是第一次發生了。日本在1980年代是增長引擎。傳統智慧認為它將超過美國。但事實上，當日本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候，其增長率是不能持續的。當增速放緩，日本出現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之後用了20年還沒有完全恢復元氣。類似的情況是東亞的經濟在1997年出現危機，因為之前經濟增長得如此之快，許多人都毫無防備。
過去的30年裡，中國的擴張非同凡響。然而認為這樣的增速會一直保持下去的想法違背了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在經濟週期的某一時刻，虛弱的業務會被剔除，這一定會暴露出經濟基礎中醜陋的一面——而這一定會發生。在某一時刻，僅僅是熟練工人的缺乏就會遏制經濟的持續增長。增長是有結構性上限的，而中國正在到達這一上限。
日本經歷了整整一個低增長的時代才解決了這個問題。日本有著政治和社會方面的制約，使得它可以在不發生動亂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東亞用兩種方法解決了這一問題。比如說韓國和台灣地區，採取了令人痛苦的措施，結果經濟最終比之前更為強健了，但是只有足夠強大國家（地區）才能夠承受這種痛苦。一些國家，比如說印度尼西亞，一直沒有真正的恢復過來。
當出現經濟下滑，資金停止湧入時，不僅僅是金融系統會休克，中國社會的整個結構都會震顫。在中國，經濟下滑總體來說將會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為會出現企業破產、失業率上升。在一個貧困蔓延、失業現象擴張的國家中，經濟下滑造成的壓力會導致社會不穩。
因此，中國面前就有了三條通往未來的可能的道路。第一種情況是，它的經濟以高速無限的增長下去。還沒有什麼國家能做到這一點，而中國也不大可能成為例外。過去三十年中超乎尋常的經濟增長已經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和經濟上的低效能，而這些弊端都是必須被糾正的。中國將在未來某時經歷一個痛苦的再調整階段，亞洲的其他國家都經歷過這一階段。
第二條通往可能未來的路是中國的再次中央集權化，即：在經濟發展減緩後將會出現的相互競爭的不同利益集團都被一個強勢的中央政府所控制，中央政府會強制施行政令並打壓各地方權力的發展空間。這種情形出現的可能性比第一種更大，然而中央政府機構內部就不乏自身利益與集權化政策相矛盾的人，這又使得該政策的推行面臨重重困難。政府未必能夠依靠自己的人民來強制施行政令。愛國主義是他們要促成各方團結唯一能用的工具。
第三種可能性就是在經濟滑坡的壓力之下，中央政府控制力下降。從歷史上來看，這在中國是一種更合理的情形——也會讓富人和外國投資者獲益。這會使得中國回到另一種時代，地區間存在競爭乃至衝突而中央政府艱難地維持著局勢。如果我們同意，中國經濟會在某一時刻將不得不經歷再調整階段，而且該調整會導致嚴重的矛盾對立，正如其他任何經歷過該階段的國家一樣，那麼這第三種結果最符合中國的現實和歷史。
發達工業國家在2010年會經歷一個人口緊縮期，勞動力供應會無法滿足需求。對於某些國家，因為根深蒂固的文化價值觀念，接納外國勞動力移民的方案即便不是完全不被考慮的，也起碼不能被輕易認可。例如日本，就是個極度排斥移民的國家。而它又必須能找到可供抽稅的勞動力資源來供養老齡的工人階層。如果有的選的話，大多數工人不會選擇去日本工作，因為日本是個對想入籍的外國人相當不友好的國家。韓國人在日本不能成為日本公民，即便他們一輩子生活在日本並且在日本工作，日本警察對他們頒發的文件上還是把他們寫作「朝鮮人」。然而，考慮到中國是一個相對低成本的勞動力的巨大的儲備池，即便中國人不去日本，日本人也會來中國，就像他們過去所做的。在華日企裡僱用的中國勞動力可以替代移民到日本的方案——而且這麼幹的不會只有日本。
在2020年，中國會維持形式上的統一，但是實權會傾向於向各地區轉移。總的來說就是，中國在未來20年不會成為一個地緣政治斷層地帶。中國的地理環境使得這無論如何也不大可能發生，而且中國的軍事發展水平需要它花費10年以上的時間來克服這種地理環境限制。中國經濟和社會承受的內部壓力將會帶來超出它應對能力的國內問題。因此，中國沒有太多的時間來冒外交政策的風險。至於中國和外國的交往程度方面，中國更多是在防禦以抵制外來的侵犯，而非向外擴張。
【本章專家】
林毅夫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學者
哈繼銘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詹姆斯·莫裡斯英國諾貝爾獎獲得者
鮑泰利美國經濟學家
郎鹹平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
楊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經濟學家
王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