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活著的人心裡，就是沒有死去。」
——坎貝爾
親愛的父母親：
此信到時，想你們定已收到電報了，關於我死而復生的消息將怎樣使得你們高興啊……
「建元」完全沉沒後，我們的船已根本無法前進了，後艙已充滿了水。功哥（指她的表哥葉以功）說，我們得趕快準備，於是搶了兩件救生衣，他先自己穿好後，我們一起擠上救生小船。我不會穿，於是他給我穿好，他教我要竭力鎮定，並教我下水後不要慌而亂跑，用兩隻腳好好地打水。他自己是會游水的。船上的人因為慌了，大家都擠在救生船上，船主毫不管事，結果救生船並未放下水，等到船已萬分傾斜的時候，救生船還尚未放下水，繩子用刀也割不動。一會兒，我們覺得腳下全是水，忽然水到半身，再忽然船就完全沉下去了。
起先，我的手還和我功哥牽在一起，但是一陣海水湧上來，大家失去知覺，我只覺得身體往下沉，水從耳邊滑過，還可以聽見水從耳邊滑過的呼呼聲音，好像身體被夾在什麼東西裡，水不斷往嘴、鼻、耳裡進入肚子，我一時想著什麼都完了。但是我感覺在海水裡淹死太難受了，我覺得這樣死太不值得，我寧願死在炮火裡或實驗室裡，我還想到你們將如何發急。奇怪得很，我淹在水裡，腦筋一直很清楚，很鎮靜……我忽然想起功哥教我怎樣浮出海面，我真的用兩腳不斷好好地划水。說也奇怪，人便真的漸漸向上騰了。浮出了海面，我便想我是得救了。抓住一塊木板，但是木板太輕又沉下去了，又抓了些死屍，還是不行。結果不知怎的，被衝近一個大方木塊，有四五個人坐在上面哼，我抓住一個鐵柄子，但是力氣又用盡了，而且棉袍子浸在水裡太重，無論如何爬不上去。我拚命向那幾個人呼救，他們毫不理睬，一來他們的力氣也用盡了，二來方木塊上人坐多了，容易下沉。我叫了好久以後，才有一個人肯拉我一把，總算爬上去了……
這時我才開始覺得冷，渾身打抖。直挨到翌晨七時許，才有一艘英艦來救……下午兩點鐘，到了吳淞口……船到碼頭時，看到功哥的父親走來，他要哭了，但我有什麼辦法安慰他呢？我們兩隻船上那麼多人，僅38人獲救……
葉舅把我送到交大就回去了。現在我眼睛一閉上，就覺得身體漂浮在水裡，漸漸往下沉，往下沉，我想一定是上天不允許我去台灣的……
寫這封信的女大學生叫周侶雲，王兆蘭認識她。1949年1月27日深夜11點45分，當行色匆匆的太平輪行駛到舟山群島大戢洋面「白吉」燈塔附近（北緯30度25分、東經122度）時，竟攔腰撞上了迎面駛來的「建元號」貨輪……千餘名乘客哭喊、驚叫著掉進了海裡，其中就包括了周侶雲和王兆蘭。據官方報告，太平輪生還者僅36人，其餘全部罹難。她們是生還者中僅有的兩名女性。
把她們救起來的是一艘澳大利亞軍艦「華爾蒙哥號」。生還者中有35人獲救於這艘軍艦。船員們把飄散在海面上的生還者，一一拉上船送回上海。當時，王兆蘭年紀最小，只有15歲。在船上，這些軍人對他們極為禮遇，給大家熱湯熱茶，把每一個人的衣服拿去烘乾，到了上海上岸前，桌子上放著大家口袋中的證件細軟，供獲救者認領已經烘乾的證件，王兆蘭找不到自己的隨身物品，還麻煩女大學生周侶雲與外國軍人溝通……
王兆蘭沒想到，過了61年，這些往事依舊如絲如縷，像黏在皮膚上的蜘蛛網，輕易甩不掉。周侶雲說她一閉上眼睛，就覺得身體漂浮在水裡，慢慢往下沉。王兆蘭看到這裡就忍不住眼淚，她太懂這種感覺了。
她也懂葛克的感覺，那個在太平輪事故中失去了妻兒的男人。船難發生時，每個人都驚慌失措，爭相逃命；救生圈不夠，葛克帶著妻小往海裡跳。船沉沒，船艙的木板、衣櫃、箱子四處飄落。會游泳的人抓著板子就在海上漂浮，不會游泳的、力氣小的，沒多久就再也見不著人影了。冷冽的海浪滾動著冰冷潮水，一波又一波，小孩、大人的哭泣和尖叫，淒厲地劃過深夜。
入冬的海水，越來越冷，許多人熬不住冰冷，逐漸失去體溫而鬆手、沉沒。葛克在黑夜中看不見妻子，也看不見孩子，他焦急地四處尋找，順手拉起穿軍服的陌生人，兩個人搭著一張破落甲板，在黑夜中無言對望……
上海檔案館裡，至今仍保存著1949年2月22日葛克以證人身份敘述的證詞：
我偕妻與子女購妥船票於二十六日上船，原定二十七日下午二時啟碇，不知何故竟遲至四時二十分才啟碇離滬，行約八小時後（事後始知浙江海面白節山附近）於曚睡中船身砰然震動，初以為擱淺，繼乃得悉與另一輪船碰撞（後知為建元輪）。建元輪被撞後立即下沉，太平輪尚以為本身無恙，茶房對船員及茶役等，亦告知旅客安心，繼續行駛，那時下艙已有浸水進入，余乃挽內子及三小兒隨眾客擠登甲板，本欲攀登救生艇，奈人已擠滿，無法插入，是時余抱長子及次女，余妻抱幼子於懷中並挽余之右臂，立於煙筒左側，緊緊擁抱，精神早已慌張失措，一切只有付諸天命。
船首右部已漸下沉，轉瞬間砰然一聲，忽感一身冷氣，知已隨旋浪墜下海中，妻兒業已失散，余連喝水數口，乃努力向上掙扎，漂浮水面，獲一木箱，乃向燈塔方向划行，奈適退潮之際，是時有風浪，不能隨心所欲，木箱亦因進水又欲下沉，余乃另尋他物，回顧適有一大木板，離身不遠，遂乃棄箱就板，後又續上二人，三人端坐板上，下半身浸於海中，乃開始漂流茫茫大海上，作生死之掙扎，落水時之恐怖，已使精神受極大打擊，而天氣寒冷，全身又濕透……
親人都遇難了，只有自己活了下來。那是一種什麼感覺？王兆蘭亦無法描述，當年和她一起上船的，還有自己的母親王姜氏、8歲的弟弟王兆章、10歲的妹妹王兆菊和14歲的大妹王兆仙——弟妹們都還沒來得及長大。一家人上了船，準備趕去台北和父親過年團圓，結果卻只有她一個上了岸。
事情過去61年之後，在台北家中光線充足的大客廳裡，回憶起這些細節，王兆蘭還是忍不住渾身發抖，她像個孩子似的，雙手捂著臉「嗚嗚」地哭。
親朋亡故，為人生最大的不幸和痛苦，幼年喪母，中年喪妻，尤為苦中之苦，凡人值此，莫不哀慟悲啼，「有淚不輕彈」的鐵腸男兒，遇此也難禁苦淚漣漣。誠如《佛說無常經》的偈子所說：「父母及妻子，兄弟並眷屬，目觀生死隔，雲何不愁歎！」
作家白先勇就曾以太平輪事故為背景，寫出了小說《謫仙記》，後來謝晉導演將其改編成電影《最後的貴族》，搬上了大銀幕。女主人公李彤的父母就在太平輪一劫中雙雙遇難，這成了她人生的轉折點——「國內戰事爆發了，李彤一家人從上海逃難出來，乘太平輪到台灣，輪船中途出了事，李彤的父母罹了難，家當也全淹沒了，李彤得到消息時在醫院裡躺了一個多月，她不肯吃東西，醫生把她綁起來，天天打葡萄糖和鹽水針，李彤出院後沉默了好一陣，直到畢業時，她才恢復了往日的談笑，可是她們一致都覺得李彤變得不討人喜歡了」。
正如《生與死》一書所載：「親人和他人之死，極易觸發自己亦將必死的考慮，對必死命運的抗拒精神，自然會產生死而不亡、靈魂永生的憧憬。據載，釋迦牟尼出家求道的契機之一，便是因少年時遊觀都城四門，於西門看到送葬人群，因而觸發了自己亦將必死的思考，終於下決心探求戰勝死亡之道。筆者記得少年時期開始對死亡問題的考慮，乃出於由鄰人之死觸發的對鍾愛自己的祖母終將死去的憂慮，由此而聯想到自己的必死，進而引向對於人生意義的思考。這大概是常人普遍經過的思想歷程吧。」
死亡的力量如此巨大，逝者已矣，而生者要面臨的考驗可能更艱巨。摯友親朋的死亡，有時候，足以顛覆一個人數十年形成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因為，往往在這個時候，人會深切感受到那種無力感。所以，李彤自殺了。
沒人責怪她的「軟弱」，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都瀰漫深深的悲傷。這就是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面對的事實，總有一天，你身邊的至親至愛，會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你，他們都會死，而最終你也會死。
也許你從未好好想過這個問題。是的，對於此生的死，死亡本身是一個概念，我們永遠無法體會死亡是什麼，可以說死亡對我們是無足輕重的，「因為當我們存在時，死亡對於我們還沒來，而當死亡時我們已經不存在了。因此死對於生者和死者都不相干；因為對於生者來說，死是不存在的，而死者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了。」（古希臘哲人伊比鳩魯語）
死亡，可以是一個繞來繞去的哲學命題。但對於日常生活而言，它是一個永遠繞不開的目的地。那麼，怎麼辦？
王兆蘭和葛克都選擇繼續活下去，讓生命延續。葛克後來又續絃，娶了袁世凱的孫女袁家姞，並又生下一雙兒女。女兒葛蕾日後成了台灣知名的演員。
「小時候，每個週末，都有位穿軍服的伯伯會到我們家喝茶，他與我父親，很少說話，兩個人坐在客廳一整天，喝茶、看報，長大了我才知道他們是太平輪上被救起的生死之交。」葛克的大兒子葛擎浩回憶。從小到大，父親與他談過千百次的船難、求生，腦海中深深印記著父親逃生的傳奇。然而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兩位經過生命風浪的男人，在客廳坐了二十年卻從來不說話的畫面。
這中間的痛苦、絕望、無奈和希望，王兆蘭都能理解，因為她也經歷過一番同樣的掙扎。
2010年的一天早上，王兆蘭撥通了「太平輪紀念協會」的辦公電話。接電話的正是張典婉，《太平輪1949》一書的作者：「請問您是哪位？」
停了很久，很久，王兆蘭用低啞的嗓音說道：「我是生還者。」
張典婉心頭一震，天哪！36位生還者之一嗎？
過完農曆春節，王兆蘭把張典婉約到自己家中。這天，不得不說張典婉是激動的，從2000年萌生想法至今，在尋找太平輪往事的過程中，令張典婉最難過的是，她不得不一次次「向別人的傷口上撒鹽」。不止一次，別人質問「是哪個黨派派來的臥底」，或者「動機是什麼」。有的人最初同意見面，最後卻突然失去音信，有人非常生氣地對她關上大門，還有的則生硬地掛斷電話，拒絕她的訪問。
其實，她拍紀錄片、寫書的目的都很純粹，她在《太平輪1949》的自序中這樣解釋自己的想法：「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禱安息，倖存者及後代們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聽。」王兆蘭正是看完了這本書，才主動聯繫她的。用老人的話說，「我想了很久，才打了電話。」因為再次面對，實在很需要勇氣。
王兆蘭年幼時在山東煙台長大，父母在上海開餐廳，把他們姐妹托給東北家鄉的祖父母照顧。後來，日本佔據東北，學校國語是日語，課本是日文，王兆蘭祖父母堅持讓孩子們上私塾，讀寫漢語，學三字經、百家姓。她說：「我沒上學。」
抗戰時，王兆蘭也曾在青島舅舅家度過了幾年童年歲月，騎腳踏車，摘蘋果。「我過了好幾年快樂的日子。」1948年4月，全家已經到了台北，父親在台北開悅賓樓餐廳，過去他們在上海開餐廳，接著父親留在台北，母親帶著他們姐弟經常往返於台北、上海。
1949年1月，王兆蘭的母親帶著全家大小坐上太平輪，還有親友們一起要到台北陪父親過農曆新年，原本母親是不想去的，但父親急急催促，於是買了船票又改買機票，後來發現飛機沒辦法攜帶太多家當，又換買了太平輪的船票。家中衣物、家產，全都裝帶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