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的崛起中，中國也面臨著各種挑戰，中國的競爭模式演進至今日，依舊沒有進入全面開放，其表現體現為官商博弈。即市場發展的需要產權獨立，體現為商人自主生產的權力，並且對國家經濟決策制定具有發言權。但中國依舊停留在一種慣性之中。美國安全情報智庫報告認為，中國經濟的缺陷在於內在不穩定性，中國體制導致了資本利用的低效率、地區發展的不均衡、對出口的過度依賴和浪費。
美國地緣戰略學家喬治·弗裡德曼在《未來一百年》一書中指出，對中國而言，增速減緩意味著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喬治·弗裡德曼提到，中國近似於「外賣店」型的經濟具有巨大的危險性。世界市場需要大量的廉價出口商品，所以從國外流入的資金可以使得有著巨額債務的公司運轉下去。但是中國對商品定價越低，其中的利潤也就越低。這樣的無利潤出口使得巨大的經濟引擎得以運轉，但事實上中國卻在原地踏步。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以成本價或低於成本價銷售產品的商業機構。數額巨大的資金流入其中，但是資金流出的速度和流入的速度一樣快。中國經濟的表面現象之後的則是另一個更具威脅性的嚴重問題。中國看起來是一個市場型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配備如私有財產、銀行等它也都有。
但是「市場不能決定資本的分配」，從這一點上來看它又不是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是否有一個好的商業計劃重要得多。過去的30年裡，中國的擴張非同凡響。然而認為這樣的增速會一直保持下去的想法違背了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在經濟週期的某一時刻，虛弱的業務會被剔除，這一定會暴露出經濟基礎中醜陋的一面——而這一定會發生。在某一時刻，僅僅是熟練工人的缺乏就會遏制經濟的持續增長。增長是有結構性上限的，而中國正在到達這一上限。當出現經濟下滑，資金停止湧入時，不僅僅是金融系統會休克，中國社會的整個結構都會震顫。在中國，經濟下滑總體來說將會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為會出現企業破產、失業率上升。在一個貧困蔓延，失業現象擴張的國家中，經濟下滑造成的壓力會導致政體不穩。
因此，中國面前就有了三條通往未來的可能的道路。第一種情況是，它的經濟以高速無限的增長下去。還沒有什麼國家能做到這一點，而中國也不大可能成為例外。過去三十年中超乎尋常的經濟增長已經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和經濟上的低效能，而這些弊端都是必須被糾正的。中國將在未來某時經歷一個痛苦的再調整階段，亞洲的其他國家都經歷過這一階段。
第二條通往可能未來的路是再次集權化，即：在經濟發展減緩後將會出現的相互競爭的不同利益集團都被一個強勢的中央政府所控制，中央政府會強制施行政令並打壓各地方權力的發展空間。這種情形出現的可能性比第一種更大，然而中央政府機構內部就不乏自身利益與集權化政策相矛盾的人，這又使得政策的推行面臨重重困難。
第三種可能性就是在經濟滑坡的壓力之下，中國沿著其傳統的區域界限分崩離析，同時中央政府也受到削弱控制力下降。從歷史上來看，這在中國是一種更合理的情形——也會讓富人和外國投資者獲益。這會使得中國回到另一種時代，地區間存在競爭乃至衝突而中央政府艱難的維持著局勢。如果我們同意，中國經濟會在某一時刻將不得不經歷再調整階段，而且該調整會導致嚴重的矛盾對立，正如其他任何經歷過該階段的國家一樣，那麼這第三種結果最符合中國的現實和歷史。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奧利弗·伊頓·威廉姆森曾用4個制度層級來說明一個民族真正強盛的原因：一是非正式制度：風俗、傳統、宗教、文化，其變化頻率100—1000年；二是正式制度（博弈規則）、正式規則：憲法、法律、產權；政體、法律、司法、政府，其變化頻率10—100年；三是治理（博弈執行）：公司治理、政府治理、交易治理，其變化頻率1—10年；四是短期的社會資源分配製度。較高的層級對以下的層級施加限制。其中，真正決定一個民族未來的是風俗、傳統、宗教、文化，其變化頻率100—1000年。
在歷史中，每一次真正重大的危機，總會有老帝國衰退新帝國誕生，但過去這種變革往往伴隨著殘酷的戰爭。美國政治家基辛格在其名著《大外交》一書中，將當下的中國比做俾斯麥統一後的德國。儘管這種類比不夠準確，但至少反映出此時的中國與彼時的德國在戰略和歷史環境中的某種相似之處。而美國波士頓學院教授羅伯特.S.羅斯也將中國比做統一後的德國，羅斯曾在《世界經濟與政治》雜誌中這樣評述中國地緣現狀，在過去的60年中，中國曾經歷過兩次崛起，目前正處於第三次崛起中。
在1949年，中國經歷了類似於德國統一的迅猛變化，百年來第一次擺脫了國家被外國佔領的狀況。但此時的東亞安全秩序反映的是中國過去的殖民秩序。美國維持了此前存在的地區秩序，試圖取代原日本的角色，成為朝鮮半島的支配性力量，其勢力範圍包括了過去的日本與法國所控制的中南半島等，並佔領了日本重建日本軍隊。1950至1989年間，中國要求修正地區秩序以展示其實力及其對安全邊界的這一需求，而在朝鮮戰爭中，中國成功對美國動武，重建其過去在東亞秩序中傳統的強大的角色。之後，中國又支持越南北方將美國軍隊逐出其在中南半島的「後院」。美國在越南的失敗促使泰國於1975年關閉美國在泰國的軍事基地，開始與中國進行安全合作。
然而，當美國從其邊境撤退後，蘇聯又作為美國的繼承者出現。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開始在中國邊境進行大規模防務建設，到70年代中期，它已在其遠東地區針對中國部署了完整的軍事設施。1978年11月，蘇聯與越南簽訂了《蘇越友好合作條約》，越南軍隊於1978年12月入侵了柬埔寨，擴大了蘇聯在整個中南半島的影響。此時的權力轉移也引起中國使用武力反對蘇聯主導的秩序，而重建與中國能力相適應的地區秩序。1969年的中蘇邊境衝突迫使蘇聯退讓。1979年2月，中國對越南發動自衛反擊戰爭。這一行動迫使越南切斷與蘇聯的安全關係，並從柬埔寨撤軍。蘇聯的崩潰及從中國邊境撤軍是1949至1950年中國第一次崛起的最後一章。在東亞及中亞，中國在邊境上確立了軍事優勢。[27]
時至今日，1979年是一個分水嶺。這一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蘇聯由此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也是在這一年，中國啟動了經濟改革，開始第二次崛起，30年來，中國經濟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長，經濟總量每8年就翻一番。這種與19世紀90年代的德國第二次崛起相似。但與德國的第二次崛起不同的是，這次權力轉移反映了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的第二次崛起使中國有能力和平地改變東亞戰略秩序。由於第一次崛起實現了自身的戰略「要求」——領土邊界的安全——從而保證中國有一個安全空間，可以集中精力於經濟發展和合作外交，耐心地等待地區秩序的逐漸改變。中國的第二次崛起雖已使中國的影響力擴展至其領土和周圍海域，但由於美國壓制，並未促進中國海上力量的崛起。儘管中國和平崛起已有30年，美國依然是日本和東南亞海洋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及菲律賓的盟友。所有這些國家都與美國結盟，而不是適應中國的崛起。
中國和平崛起改變了東亞的安全秩序。在中國周邊，美國是處於戰略劣勢的。中國第三次崛起的主要特徵顯示它將挑戰美國關鍵的安全利益。通常這種情形都將出現在國家國內不穩定加劇和社會民族主義情緒增強的時期，因此它可能限制中國和平崛起的能力。中國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崛起伴隨著中國對修正東亞大陸的地區秩序的要求，這只是挑戰了次要的美國地緣安全利益。與此不同的是，如中國正在呈現的發展海上力量導致中國的第三次崛起，必將構成對美國的嚴重挑戰。
回顧歷史，如果中國有機會在21世紀成為最後的大國，那就不僅僅是一種「崛起」，而且是一種「復興」。無論中國未來經濟情況發展如何，人們應該明白，中國的崛起不僅改善一個擁有13億人口大國的社會福利，也無疑將為80%的其他人類帶來新福祉。
從世界範圍看，2012年以後，世界已進入多事之秋，中東、北非動亂頻發，戰亂不已；全球金融危機推波助瀾，歐債危機險象叢生；全球戰略格局及力量結構正面臨冷戰結束以來新的一輪大調整、大變革。面對風雲變幻、亂象叢生的格局，中國應以一種「冷靜」、「進取」的姿態應對。「韜光養晦」戰略最早由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於1990年代提出，鄧小平在應對蘇聯解體帶來的衝擊時提到了四句話，即「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他同時又強調「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們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勁頭就越大。並不是你軟了人家就對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軟了人家看不起你」。可見，在關係國家獨立主權的問題上，鄧小平是主張「硬」與「軟」結合。有效地遏戰、止戰，並在必要的時候勝戰。自冷戰終結之後，國際格局已進入到一個混亂的過渡階段，這就需要本著國家核心利益壓倒一切的原則，以務實的態度來開拓進取，並進行國際間的政治博弈，因勢利導，實現中國戰略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