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國與國間的競爭，本質上就是一種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過程。誰更適應環境的變化，誰就能生存下去。自古以來沒有一個帝國在其達到軍事力量巔峰狀態即相對於弱國佔有較大優勢時，會有所覺悟的，這樣的國家在人類歷史中的所有征服者中都找不到。
在上古、古代和中世紀，世界上只有區域性大國，而沒有全球性大國。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黃河流域的夏商周，是文明初曙時期的區域性大國。公元紀年開端的時候，歐亞大陸東西兩側分別是漢帝國和羅馬帝國，二者之間是過去波斯帝國和馬其頓帝國的幾個繼承者。公元1500年前後的非西方世界，各個「權力中心」包括：明帝國、奧斯曼帝國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脈莫臥兒帝國、俄羅斯帝國、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
???明帝國作為一個區域性大國，與其周邊國家共同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心—邊緣」結構的東亞秩序，即以中華為中心的朝貢體系。
西方世界興起後，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先後成為大國，但後來降為區域國家。與此同時，五個主要國家（法國、英國、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卻逐漸嶄露頭角，控制了18世紀歐洲的外交和戰爭。
工業革命後，隨著輪船、火車、飛機等交通工具和電報、無線電等通訊工具的發明，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大大加速，一些區域性大國崛起為全球性大國。由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發生在歐洲，歐洲國家的生產力率先突飛猛進，因此最初的全球性大國全都是來自歐洲。到19、20世紀之交，以美西戰爭和日清日俄戰爭為標誌，美國和日本這兩個非歐洲國家加入了全球性大國的行列。1900年，英國、法國、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日本、俄國、美國聯合出兵中國，佔領北京。這八個國家可以算是當時的世界大國。
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結局導致大國格局的變化。幾個歐洲國家一直保持著大國的交椅，但總的變化趨勢是權力逐漸向非歐洲國家轉移。一戰後成立了國際聯盟，英、法、意、日為行政院常務理事國；美國是國際聯盟的發起國，卻受到國內孤立主義的牽制而退出了；蘇俄和德國則被排除在國際聯盟之外。到30年代，美、蘇、德三國的經濟實力，分別占世界前三位，由排在後面的英、法等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顯然無法繼續維持下去了，德國和蘇聯一簽訂秘密條約，第二次世界大戰馬上就爆發了。二戰後成立了聯合國，由戰勝國美國、蘇聯、英國、中國、法國擔任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最近，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為國際上的熱門話題，日本、德國、印度、巴西成為「增常」候補國，這反映出冷戰結束後大國格局的新趨勢。
對於戰爭，中國與西方具有不同的視角，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曾在《戰略憧憬美國和全球實力的危機》一書中對中國與美國進行比較，布熱津斯基指出：中國善於從長遠處著眼並勾畫未來，政策前後連續，這是中國的優勢所在，而美國「太專注於目前的危機，太缺乏長遠視角」，「受困於一種短視的精神狀態」。同時他又指出，中國有鮮明的帝王血統以及韜光養晦的戰略傳統，這兩樣是中國在過去幾千年中極度輝煌的關鍵。
與布熱津斯基持相同觀點的，還有美國著名的政治家基辛格，基辛格指出，兩千多年以來，《孫子兵法》一直是中國軍事理論的中心思想。它描述了孫子對戰略、外交和戰爭的警世性的思考。《孫子兵法》在毛澤東手裡得到活生生的再現，還有在越南戰爭，胡志明與武元甲也分別對法國人和美國人使出了孫子的間接攻擊和心理戰術。孫子無愧位列世界級的戰略思想家。孫子區別於西方戰略家最重要一點是孫子強調心理與政治因素大於軍事因素。歐洲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及安東尼·亨利·約米尼則將戰略當作政治之外的獨立體系。
西方的戰略家思考如何在決定性時刻組成壓倒優勢力量，孫子則建議提升政治和心理上的優勢，使衝突還沒開始時，勝負便見分曉。西方戰略家在戰鬥的勝負中檢驗其道理，而孫子在不戰而勝中驗證其道理。
基辛格認為，西方把歷史看作一個通往現代化的進程，其間人類在一次次與「邪惡」和「倒退」力量的戰鬥中大獲全勝。與之相反，中國人的歷史觀則強調一個衰落與復興的循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可以認識自然和世界，但不能真正控制它。人們能夠把握的就是盡最大努力與之共舞。因此，戰略和政治僅是與對手「鬥爭共存」的手段。孫子關於戰爭的論述不像歐洲軍事文獻那麼輝煌，也不推崇個人英雄主義。如《孫子兵法》開篇的警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對孫子而言，勝利不只是戰場上軍隊的取勝，而是軍事手段使其政治目標最終實現。降低敵軍的鬥志或將其逼入無可逃脫的劣勢境地遠比與敵人真刀真槍地實戰更有效。因為戰爭是複雜而絕望的事業，知己知彼是關鍵。戰略較量可以演變為一場心理意志競賽：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在另一種情況下，孫子也會在做好形勢分析和後勤、外交和心理準備後給敵人以致命一擊。即：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而在戰略上攻擊敵人與他的同盟有心理感覺要素，因此必須非常強調詭計和欺詐，即：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在軍事或戰略較量中，所有事情都是相互關聯的：天氣、地形、外交，無間道、後勤供給，力量平衡、歷史認識、驚嚇和鬥志。每個因素都相互影響，引發相對優勢和動量的莫測變化。戰爭中沒有任何孤立事件。因此，一個戰略家主要不是去分析一個單獨的事態而是確定它發生的因果關係。這即是所謂「勢」。「勢」在西方沒有相對等的概念。在軍事意義上，「勢」代表了一個正在展開的形勢的戰略趨勢和它的「勢能」。即：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由此，一個稱職的戰略家會等待時機率兵出戰。首先避開敵人的鋒芒，他肯花時間觀察戰場上的戰略形勢變化以謀求利用。他研究敵人的鬥志和物資準備，調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並玩弄敵軍的心理弱點—直到最後他察覺機會到來時，才向敵人的軟肋給予致命一擊。中國的政治學也傾向於把總戰略形勢看作整體的一部分：好與壞、近與遠、強與弱、過去與未來都是互相關聯的。
大國博弈，更多是經濟實力的比較，中國的區域差異是由其地理條件造成的。同印度、巴西等其他大陸國家相比，中國的海岸較短、內陸居多。對依靠水土產糧供給人口的社會形態而言，不成問題。但在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背景下，地理條件帶來的區域差異會非常明顯。原因不在於國家的優惠政策和資金扶持，而在於沿海地區可耗費的能源成本較低。
與中國相比較，日本的優勢在於較早進行工業化，能得到先進技術，擁有優良海港，海運便利，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高素質的勞動力等。但日本也有其劣勢。其劣勢在於其孤懸海外，沒有陸路與大陸相同。因此，在同等條件下，日本在從大陸獲取資源、人力、市場上，要弱於沿海大陸型國家。中國目前正在鋪天蓋地的建設高速鐵路，90%的城市將會被覆蓋，即中國將形成亞洲的高速鐵路經濟圈，陸路交通的優勢將會進一步得到加強。截至2011年，中國鐵路營業里程達已達約十萬公里，包括京滬高鐵等多條高鐵貫通，高鐵總里程逾1.3萬公里，而這僅僅是個開始。中國高鐵每天開行的動車組就有一千多列，運送旅客約百萬人次。僅就中國高鐵里程數而言，已超過世界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
東西方史也是一部競爭史，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在《文明，西方與其他》一書中認為，1500年，世界十大城市幾乎都集中在東方，其中又以北京為首，北京當時的規模相比殘破的倫敦10倍有餘。倫敦人口至1500年時才達到5萬。而當時在北京生活著近70萬人。歐洲的起點很低，以鼠疫和戰爭為特徵的歐洲在較短時期突然崛起為一個世界級的勢力。400年後，大不列顛王國首都以超過600萬人成為全球特大城市，至1900年，大城市又幾乎都集中到了西方，倫敦4倍於東京這一亞洲最城都市。
東西方的分流在地緣政治上也有顯現，後來成為現代全球帝國的歐洲10個國家在1500年時，其佔地面積為世界領土的1/20，人口為全球的16%，產值所佔世界份額略高於1/5。但到1913年，同樣這些國家，另加上美國，控制了世界58%的陸地面積，擁有世界57%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佔全球的74%，這時西方與其他地區之間形成了驚人鴻溝，這一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時代轉折的原因是什麼，有6個最重要的因素：競爭、科學模式的創新、法治和代議制政府、現代醫學、消費合作社會、嚴格的工作道德規範。在尼爾·弗格森看來，這是說世界其他地方無法對抗的實踐。這些殺手鑭看起來和的手機軟件一樣簡單，但是其背後隱藏著使西方獲得巨大優勢的複雜密碼。
尼爾·弗格森認為，自20世紀50年代起，東亞國家相繼追隨日本開始倣傚西方的發展模式，主要以紡織品和鋼鐵為起點，基於此逐步深化價值鏈。而現在對西方模式的借鑒也有取捨，內部競爭和代議制政府在亞洲的發展中並不突出，而科學、醫藥、消費社會和工作倫理卻尤為重要。在世界經濟論壇對各國（地區）近期競爭力的排名中，新加坡位列第三，中國香港位列11，隨後是中國台灣（第13名），韓國（第21名），中國內地（第27名）。這個排名次序與這些國家開始以市場化經濟進行複製的時間順序大致吻合。中國目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美國的19%，而它在30年前經濟改革之初，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美國的4%。日本和新加坡早在1950年即已達到中國內地現今的水平，韓國也在1975年達到這一水平。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統計，新加坡目前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美國高出21%，日本低於美國25%，韓國低於美國36%。因此，中國內地在今後的數十年間也會沿著相同的軌跡發展。中國的工業革命規模最大，發展也最快。短短26年內，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10倍，而英國在1830年之後的70年才實現了4倍的增長。在某些方面，亞洲時代已經到來。
被譽為「熟悉世界每個角落」的全球國際觀察家法理德·扎卡裡亞認為當今世界正處在「危機四伏的時代」。在扎卡裡亞看來，世界經濟簡直就像一輛昂貴的賽車。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行駛能力，可以風馳電掣般地向前奔馳。在過去的l0年間，無論任何人駕駛這輛車，都能體驗到無與倫比的刺激和興奮。問題只有一個：事實證明，沒有人真正知道這輛車開到哪裡。10年來，全球經濟的面貌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它是一個由125個國家組成的統一的整體，而且這些國家都積極地參與到體系中來，並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快速發展。這輛車似乎有125個不同的司機，但誰也沒有想到需要購買減震器。
在扎卡裡亞看來，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過去的「成功」。在過去的1/4世紀裡，世界見證了不可思議的經濟增長。全球經濟規模大約每10年就要翻一番，已經由1999年的31萬億美元飆升到2008年的62萬億美元；有「漲潮」必然有「退潮」。
對於正在崛起的中國，在扎卡裡亞看來，一個衝撞和冒進的中國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中國。如果中國只是漸進地擴大經濟關係，只追求提升實力、友誼和勢力，行動既平靜又溫和，由於中國正在快速發展，時間越往後拖，對中國越有利，必將成為美國最可怕的對手。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教授弗裡德伯格在《霸權之爭》一書也認為，中國是美國一個多世紀以來所面對的最大的戰略競爭者。德國和日本「都不擁有能與美國相提並論的人力、資源或工業基礎」，蘇聯則「為災難性的低效政策所累」。相比之下，中國的規模、經濟成就和威權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使中國成為美國的強大挑戰者。就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奉行的是一種低調的政策，它試圖在積累實力的同時避免與美國展開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