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人是本地化的荷蘭人、葡萄牙人、法國人等老殖民者的後裔，而英帝國看中的，是南非新發現巨大的金礦和鑽石礦。英國調動了本土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力量，投入45萬軍隊，35萬匹馬，10萬匹騾子，1000多艘戰艦，130多萬噸戰爭物資。當時布爾人在南非的總人口加起來不過44萬，男性青壯年全部上陣只有8萬多人。布爾人與英帝國戰爭了兩年半，男性青壯年損失70%，英國陣亡兩萬兩千餘人。最終英國在戰爭帶來的巨大損失與國際輿論壓力下，與布爾人簽訂合約。布爾戰爭也預示著老霸主走向沒落。這一戰爭使後崛起的意大利、德國和日本發現了英國的衰弱的跡象，並以英國為榜樣進行效仿。1910年，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駕崩，這一年5月，數十個國家的領袖人物赴英國參加葬禮。這個葬禮成為各國競相炫耀武力的場所，幾乎所有的國家領袖都是全副戎裝。四年後，德國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不得不面對新崛起者的挑戰。
歐洲時代的終結髮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它在三大洲同時進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進行著激烈的爭鬥。地緣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認為，德國的失敗主要是由兩個歐洲以外的勝利者——美國和蘇聯決定的。之後的五十年是由美蘇兩極爭奪全球霸主地位的鬥爭支配。美國與蘇聯之間的爭奪，這一爭奪使控制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最強大的海權國家與在歐亞大陸中心居於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陸權國家對立，事實上，蘇聯的軍事力量，及它在西方人中引起的恐懼，長期地模糊了美蘇之間根本的不對稱性。美國經濟發達，技術上更先進。爭奪的結果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響。
美國領導的聯盟，一般說來，認為美國政治和社會文化的許多特性是積極的。美國在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周邊的兩個最重要的盟友德國和日本，都在幾乎是無保留地讚賞美國的一切這一背景下複製了它們的經濟。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蘇聯卻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數中歐僕從國和主要盟國的鄙視，最後，蘇聯內部，佔人口50％的非俄羅斯人最後也拒絕了莫斯科的統治。非俄羅斯人政治上的逐漸覺醒意味著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人，把蘇聯看作是一個外來的帝國統治的一種形式，而統治者卻是一個在文化方面並不比他們高的民族。最終，蘇聯從內部分崩離析。
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家喬治·莫德爾斯基提出了近現代世界政治大循環理論，將世界領導者與挑戰者關係的研究從一個世紀延伸到五個世紀。該理論認為：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政治中先後出現過四個領導者，即佔有壓倒性的洲際「權勢投射能力」並多少主持規定世界政治基本規範的國家，它們是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荷蘭，18和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
另一方面，在這五個世紀裡與世界領導者對應，先後出現過若干力圖奪取世界頭號權勢地位並且改變國際體制基本規範的挑戰者，它們是16世紀的西班牙，17世紀的路易十四法國，18和19世紀之交的拿破侖法國，20世紀的威廉二世德國、納粹德國以及蘇聯。莫德爾斯基從上述世界「領導者—挑戰者」的歷史圖式中總結出三條規律性的東西：首先，近500年來的「挑戰者」統統失敗了。其次，成為新的「世界領導者」的國家，統統是先前世界領導者的主要夥伴，而領導地位的交替無不是正在衰落的領導者最終將此地位「禪讓」給它的主要合作者。最後，挑戰者的合作者一般將隨挑戰者的失敗而遭遇厄運，而世界領導者的夥伴儘管會由於自己的從屬地位受損，但同時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領導者的支持、保護或其他實惠，甚或有機會後來居上，成為新的領導者，並且按照自己的價值觀改革國際體制。
所謂「大國悲劇」，不是指在全球範圍內幾乎所有的區域性與全球性「霸權國家」最終都會失去霸權，而是指任何向世界領導國挑戰的新崛起大國無一例外地失敗。所謂「大國喜劇」，指作為先前世界領導國的追隨者及主要夥伴國如美國，則有機會成為新的世界領導國。在20世紀，德國、日本、蘇聯是既有世界秩序的三個主要挑戰者，也是失敗者。
一個國家有三大生存要素，水資源、食物、能源。在農業經濟時代的稀缺資源是耕地，工業出現之後，土地在貶值，工業品在升值，國家間對土地的爭奪轉變為經濟的爭奪，於是戰爭基本上圍繞著經濟。兩次世界大戰都圍擾著經濟，在世界大戰結束後，財富分配規則也就由此確定。
回顧十六、十七世紀，處於文明邊緣地帶的西北歐發起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帶動的工業革命及地理大發現等小概率事件，將其勢力擴張至全球。之所以英國在當成為工業革命發源地,其根本原因是英國煤炭豐富、森林資源短缺,人口的資源需求增長迫使英國放棄木材，改使用煤炭,採礦抽水最終導致了蒸汽機的出現，此時在「煤炭和蒸汽」、「石油和內燃機」、「電」的帶動下，世界經濟、社會產生連鎖反應。英國利用能源演繹出了全球範圍流動的物流經濟模式，這一模式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及英國作為「樣板」，在各國間模仿複製，在這一龐大的物流鏈背後，又形成與其相匹配的社會構架。
而兩次世界大戰可看做全球政治格局新老交替的「洗牌」。在擊敗法國皇帝拿破侖之後，英國主導並形成的殖民地資源配置模式趨向於穩定，由於這一種競爭模式普及，無法使英國保證其領先地位，至19世紀，全球約有80％的土地作為殖民地在列強之間完成分配，而這時德國、奧匈帝國崛起，它們在經濟構架及社會組織構架上仍是模仿了英國的殖民地模式，這就注定新崛起強權與老牌強權在資源分配上的對決，最終引發兩次世界大戰。
兩次大戰間形成的世界秩序為「凡爾賽—華盛頓秩序」。德國主要挑戰凡爾賽秩序，日本主要挑戰華盛頓秩序。日本明治維新後，首先要挑戰的是在東亞範圍已經持續千年的「中華秩序」。日本通過甲午之戰打敗了清帝國，為建立自己的東亞霸權排除了首要的障礙。但是歐洲列強不允許它在中國取得獨佔地位，先是「三國干涉還遼」，即俄、德、法三國駐日公使於1895年4月23日分別向日本政府遞交了內容相同的聲明，「勸告」日本放棄它根據《馬關條約》所得到的遼東半島，日本政府不得不同意「放棄對遼東半島之永久佔領」。接著就是華盛頓體系。華盛頓會議的兩個主要文件都是針對日本的，「九國公約」保障中國的領土完整、行政自主與門戶開放，不允許日本將中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或者勢力範圍；1922年至1936年的《美英法意日五國關於限制海軍軍備條約》規定英、美、日主力艦總噸位，美、英兩國各為52.5萬噸，日本31.5萬噸，法意各為17.5萬噸。這一條約也將日本控制在二等海軍強國的位置。
東亞和太平洋區域在英國、美國雙列強領導格局下是屬於美國的主導和控制的區域，日本崛起後，打破這一秩序對其的限制，想控制整個中國大陸，就是挑戰美國在這一區域的霸權，而日本所提出的口號是「打倒白種人霸權」，建立「東亞共榮圈」，因此當美國開始動手，以石油禁運打擊日本時，太平洋戰爭必然會爆發。
此前，日本在各列強旁觀的情況下打敗清帝國，在與英國結盟的情況下打敗沙俄，取得日俄戰爭的勝利，又以協約國的一員擠佔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租借地和勢力範圍；當英國在歐洲陷入困境時，這一次日本聯合其他邊緣地帶的挑戰者德國、意大利等國，想顛覆英國、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遭到了徹底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