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歷經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在64年的執政生涯中，親身經歷了日本從發動「二戰」至戰敗投降，從一貧如洗到成為世界大國的整個過程。
裕仁天皇繼位後，每週都要參加帝國樞密院會議，聽取報告。帝國樞密院建於1888年,成員包括倒幕運動中有功而被天皇任命的24位顯赫的貴族，還有內閣成員及皇族親王。帝國樞密院負責日本有關憲法的草擬、疑義的解釋、戒嚴令的發佈，以及對外簽訂條約和皇室一切重要事務的咨詢等。日本國會通過的決議，也需經過樞密院同意。樞密院同帝國會議、內閣、軍部一起構成了支撐天皇制統治的四根支柱。
1936年8月7日，日本東京，琉璃黃瓦，雕樑畫棟，中式仿古建築風格的帝國樞密院會議室裡，日本廣田弘毅首相主持召開了首相、外相、海相、陸相和藏相「五相會議」。在這一會議前，日本軍令部在南進與北進戰略議定過程中陸、海軍發生激烈爭執，最後形成了折中方案。
戰略是刀鋒上的哲學。從軍事上來說，戰略就是將敵人打成朋友，從而使戰爭轉化為和平的工作。智慧的戰略是對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在歷史中，有一些標誌性事件，它們的出現總是顯出某種徵兆，這一方案日本制定出控制東亞大陸和西太平洋，最後征服世界的龐大戰略計劃，同時使日本軍人野心空前膨脹。根據這個方案，陸軍軍備以實施北進戰略為目標，準備同蘇聯作戰；海軍軍備以實施南進戰略為目標，準備同美國、英國等國作戰。會議決定了《基本國策綱要》。它的方針就是「外交與國防互相配合，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同時也向南海擴展」；「帝國要真正成為東亞的安全勢力，為確保此地位，須充實國防軍備」；「日本要排除列強在東亞的霸道政策」。從地緣上看，日本的目的就是以本國為中心劃圓，將美國趕出太平洋，接著就是從西面鎖死馬六甲海峽，最終實現與德國從東西兩面分割印度洋的戰略目標。
「上帝欲使之滅亡,必先使之瘋狂」，這句話是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所說，其本意是：上帝要使一個人遭難，總是讓他忘乎所以。1936年的日本，走的正是這一條不歸路。
日本人中原茂敏在《大東亞補給戰》一書中指出，事實上，日本非常清楚，由於國力的原因，不可能進行長期的消耗戰，在戰前日本的經濟秩序就已經受到了軍事生產的嚴重影響，1937年想一舉拿下中國，即希望能靠對中國的掠奪，來支撐其經濟，在英美還沒有參戰之前，日本的經濟已經揭不開鍋了。
東京都立大學教授小倉庫次曾任昭和天皇的侍從，他在二戰時期寫了長達600頁筆記，其中記載了昭和天皇裕仁自1939年至1945年期間，未曾發表的言論，日本1937年全面侵華的3年後，即1940年，天皇已開始暗地埋怨日本的軍事專家，低估了中國的軍力：」每個人都對戰爭判斷錯誤……特別是陸軍的專責部門……應盡快結束戰事，並在未來10年重整國防軍力。」但全面戰爭一旦打起來，已一發不可收拾。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以陣地戰，消耗戰為主，第二次世界大戰則閃電戰與大縱深包圍戰。綜合國力是衡量戰爭實力的標誌之一，發動戰爭的國家必須有能力保證戰爭的供給。即解決士兵的衣食住行，及所使用的戰爭武器，運輸、耗損等一系列問題。包括物資及運輸等。對日本來說，如果將軍隊從40萬人擴大到400萬人，增加10倍。以人為單位的消耗品也就增加了10倍。但軍事預算則很難增長10倍。這就導致了其維繫400萬人投入戰爭的時間不能太長，否則軍事預算就會超支。另一方面，彈藥和武器消耗會量隨時間大量增加。只有靠加大生產規模來補充。要想解決物資保障問題，日本一方面需要在戰爭中將戰線不斷推進，佔領區不斷擴大，利用佔領區的物資來充實軍備，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其次是戰爭不能拖的太久，以使後勤保障恢復到可維繫的正常水平。
侵華戰爭爆發後,僅在1937年9月日本即編製了25億日元的臨時軍費預算,從侵華戰爭爆發後至1941年止,特別軍費用支達268億日元,其中大部分用於侵華戰事,軍械預算大部分用於生產彈藥，彈藥費1937年度占軍械費56％，1938年度實際上佔軍械費的76％，為了籌措軍費,日本不停增加稅收,濫發公債及紙幣,其貨幣流通量則由1936年的26億日元猛增至1941年的79億日元,結果導致物價上漲一倍以上,日本國家財政面臨崩潰。
日本經濟力的不足,在1939年到1940年間到了無法支撐的地步。首先出現的是糧食供應不足,1939年的日本本土之大米需求量為8千萬石,比1936年上升了近1千萬石,而在侵華戰爭爆發前,日本本土每年需從中國台灣等地輸入1300至1400萬石大米,由於戰爭的因素,自中國台灣等地輸入大米輸入額逐年下降,1940年僅有48萬噸,日本為此想盡了辦法,下令實行糧食配給,禁止普通飯店,餐館出售米飯,大力宣傳食用代用食品,規定早飯不能超過1日元,中飯2.5日元,晚飯5日元,即便如此,仍有900萬石的缺口,為此,日本不得不拿出外匯向法屬印度支那及泰國進口大米。
據日本戰史記載，1937年「七七」事變時日本「儲備的黃金，包括發行紙幣的準備金，全部只不過十三億五千萬日元」；「而對日來說，對戰爭規模起著制約作用的，實際上還是它的黃金儲備量。它意味著日本的正幣儲備量從最初就限定了這場戰爭。日本發動了戰爭，卻又千方百計地「謀求早期解決」，為了維持侵華戰爭，「昭和十二年(1937年)從海外輸入的軍需物資總額達到九億六千萬日元」。到1938年的6月，為了進行武漢會戰，「連學校教練用的步槍都被收回」，用於裝備擴編的軍隊。武漢會戰結束後的1939年，日本軍費的支出已遠遠超出了日本國家能負擔的財力，以至其參謀總長和陸相自稱：「外強中乾是我國今日的寫照，時間一長就維持不住了」。日軍在會戰中雙方苦戰4個半月，並未實現其殲滅國民黨主力部隊的計劃，同時自身傷亡慘重，武漢會戰以後，日軍無力再組織像淞滬、徐州和武漢會戰這樣大規模的、以攻城略地為目標的戰略進攻，而被迫轉為戰略防守，雙方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對日本來說,對其侵華戰爭影響最大的是資源危機,日本的戰線越長消耗就越大，而佔領地消化成國力是需要時間的。時間拖得越久越對日本不利，只有速戰速決才對日本有利。至1941年,日本各類戰略資源除都極其匱乏，包括石油、橡膠、鐵礦石、銅、鋁、鉛、鋅等，要得到這些資源,主要憑借的是其黃金外匯的儲備量,它決定了日本戰爭能持續多久,在侵華戰爭的巨大消耗下,日本在1936至1941年的國際收支逆差達50億日元,黃金外匯所剩無幾。
日本的「北進」與「南進」戰略很早就有。日本與俄國的糾葛源遠流長，「北進」戰略早在「日俄戰爭」時就有了。1907年，日本國會通過的《帝國之國防方針》中，就將俄國視為敵國，作為第一個進攻目標。1918年6月，又把蘇聯稱作「假想之敵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