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6年，日本的孩子們在街頭巷尾都流行做一種遊戲，他們一邊唱《文明拍球歌》，一邊按著歌曲的韻律拍球。《文明拍球歌》歌詞中列出了日本人最想要的幾種西方物品，包括蒸汽機、煤氣燈、相機、電報機、機車、報紙、學校、郵政、蒸汽船等等。
「鹿鳴館」，日本櫻州山人中井弘取「鹿鳴，燕群臣嘉賓也」之義命名。這是日本人請了的英國建築師喬賽亞·康德在1883年設計建造一座大舞廳，工程歷時3年，耗資18萬日元（約合現在40億日元），在當時算是一筆巨額經費。日本專門開通從橫濱至東京的專列，客人到列車終點新橋站後，再乘人力車到鹿鳴館。每到晚上，一些西裝革履的紳士和一些帽上插羽毛、拖拽著長裙的歐美婦人出出進進；館內歌舞喧天，徹夜不停，演繹出一段段複雜的歷史插曲。
「鹿鳴館」也定格為日本明治維新的一個標誌性畫面。
每個時代都有些不適應社會的人，或封閉保守或落後，而只有識時務者才能為俊傑，識時務就意味著隨波逐流，跟著歷史趨勢走，國家也是這樣。早在1901年,晚清重臣李鴻章逝世時，日本人對李鴻章有一句重要的評價即「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傚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借這一評價，就可知日本人100多年前就有這類民族認知，即日本人知道「西來」是「大勢」，倣傚「西方文明」，就能實現「強大」。
1868年，日本所實行的「明治維新」，很識時務地迎合歐洲強權制訂的秩序。「明治維新」效果驚人。至1872年，一位英國領事館工作人員提道：「基本在每條街都有許多家出售外國貨的店舖。」
日本宮廷率先開始模仿歐洲，皇宮最先通電，日本宮廷女人被要求要像西方女人那樣大膽說話，而不是過去用手捂著嘴低頭小聲說話。宮廷皇族努力模仿西方人的穿著，雖然日本人穿上這些衣著總被歐洲人嘲笑。日本天皇向歐洲派人去學習歐洲憲政制度，其中包括明治重臣伊籐博文。伊籐博文在德國遇到「鐵血宰相」俾斯麥，對他非常佩服，並將主要時間都用在學習德國上。伊籐博文將普魯士憲法作為日本的樣板，並於1901年9月獲贈美國耶魯大學名譽學位，伊籐博文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相信我已經為日本做了一項重要工作，我從內心裡感覺將來可含笑九泉。」
與清王朝相比，日本的明治大臣更認識到國家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教育。1860年，日本的絕大多數人口是文盲，到了19、20世紀之交，日本已經轉變為亞洲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公民中讀寫率達到95%。中國一些有知識的人也看到這一點，十九世紀初，一位署名「雲窩」的作者曾在《江蘇》雜誌提到：「地球列國，權利之得失，事勢之盛衰，變幻紛紜，莫可究詰。自表面觀之，鮮不謂兵戰、商戰、農戰、工戰之足以興人國亡人國也；自內部審之，則此兵戰、商戰、農戰、工戰之所以勝所以敗者，無一不以學戰為總樞紐。」，「雲窩」在當時就已認識到，在國家的競爭中，有人才的因素，教育就是「學戰」，是戰爭的「總樞紐」。
西方國家對於日本的明治維新產生各種不同看法。西方外交官對於明治維新多持肯定態度，但是在民間階層，包括貴族或普通百姓，對日本人普遍帶有歧視。「日本猴子」則是當時在西方社會對日本的稱呼，除取笑日本除了是黃種人外，另一方面暗指日本人像猴子一樣學習「白種人」的舉動。但日本並沒有動搖，反而更賣力的去學習模仿。後來，日本崛起為製造業和軍事強國，令列強為之側目。
和殖民時代其他列強一樣，日本的發跡史就是殖民國家的發跡史，即在國際間形成的規則邊緣來獲取利益，由於日本當時財政收入大多靠擴大土地稅獲得，依靠這一有限的資源，日本政府很艱難地建立並經營著自己的工廠。為了實現崛起，日本靠劫掠身陷困境、遙遙欲墜的大清帝國完成其初期積累。日本工業起步時，建設的重點都放生產戰略性的軍需品方面，目的就是發動戰爭。日本通過「甲午戰爭」攫取中國2.3億兩庫平銀，一舉跨入「國際金本位」的行列。
戰敗中國後，日本經過「日俄戰爭」打敗俄國，崛起為東亞第一大國，取得與「列強」並列的資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與英國聯合，把德國勢力從東亞趕了出去。東亞的列強勢力便只剩下了英國，美國，法國，荷蘭等。
明治維新前，日本軍隊大多使用冷兵器裝備，而到了1940年代，日本已經能夠設計、製造和裝配先進的戰艦和航空母艦等現代化武器。並憑僅佔全球GDP約2.6%到3.8%之間的國力，取得一度控制了幾乎整個東半球的地位。
隨著各國競爭的加劇，國家間利益分配失衡，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地緣優勢發生轉移，由單純的島國轉移到了具有地理縱深的海陸大國。1937到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時期，日軍從東向西而逆水進攻，最終陷入全面戰爭。日本又企圖將英、法、美、荷都驅逐出去，獨霸東亞，戰爭時期日本本土備受美軍的轟炸並受到原子彈攻擊，這意味著日本的優勢已不在，日本的地緣變成絕對劣勢，並最終一敗塗地。
1946年，日本東京的上野公園，大學教授提著袋子在公園垃圾桶裡尋找食物，大學生們在路邊撿美國士兵吃剩的零食。戰敗對於日本來說，就是一場噩夢，上野公園的人行道邊掛著醒目的牌子，「禁止自殺」。因為遍地都是活不下去的人，日本投降時，經濟已全面崩潰，由於美軍從1943年開始對日本全國不間斷的轟炸，日本有119個城市夷為廢墟。例如名古屋和仙台，當時除了火車站附近外，整個城市都夷為平地。1946年日本鋼產量僅為80萬噸，相當於其1941年15%；煤產量是6330萬噸，相當於1941年21%；石油庫存量為494萬桶，是1941年的10%。而從1945年底到1946年，日本的海外軍隊和海外移民，有360萬人回國，隨軍家屬約350萬人，都被拋擲到社會上流浪。日本本土同時有駐守軍和警察250萬人也被解散，加起來有1800萬人以上無家可歸，而日本這時總人口不過五千餘萬人。
對於日本來說，如果實力不濟，妥協是最好的戰爭手段，而不是暴力反抗。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日本開始其產業復興，二十年後，日本位列發達國家，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再過二十年，日本經濟實力依然強勁。
回顧歷史上的任何民族和國家的發展過程，民族、國家的特殊品格是關乎其崛起的關鍵原因。美國智庫「新美國基金會」專家喬爾·科特金認為，近代崛起之後，日本民族仍然堅信，他們才能將傳統與西方科技結合在一起，就會產生一種全新的、輝煌的社會方式。
日本作家村上龍曾指出，「日本社會從成長期一直發展到現在，其實本質上並沒有變化，還是那麼注重大多數人意見，還是那麼保守」如果說有哪些國家的族群容易受群體思維的影響，首推兩個國家，一個是德國，另一個是日本。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人一致地站在日本軍隊後面；接著在七八十年代，他們又為日本大工業合併勤奮工作。日本人的核心就是德國人強調的「團結」，日本人稱之為「和」。意思是所有日本人都必須朝一個方向走。
自二十一世紀開始，日本朝野希望將戰後「屈辱」打包封存，展開新的「週期」，走「正常大國」即「政治崛起」之路。日本悄悄地發展軍事實力，修訂「憲法」，突破海外派兵後，又將「防衛廳」升級為「防衛省」，構建整體「國防體制」，同時，給予「首相一元化主導的國家安全政策控制權」，獨自承擔情報、外交、安全戰略制定權等。日本實際已經進行「第三次崛起」之路，與二戰後的「和平發展」的特徵完全不同。
2010年，韓國漢陽大學教授金慶敏就曾在韓國《中央日報》撰文明確指出：日本軍事實力近年來發生悄無聲息的巨變，其軍事技術「超美時代已經來臨」。戰後50年，日本已經建成「軍事技術大國」，只是在「表面上保持較小的軍備體制規模，但實際軍事力量則僅次於美國；在特定領域還與美國相平或超出」！
日本在近代歷史上，一直在韜光養晦，而其戰略機謀總是深藏不露，等待機會。美國政治家、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就曾指出，日本已靜悄悄地走上了「第三次崛起」之路，並對其崛起的屬性、方向及「國際貢獻」表示深切關注。美國學者、日本問題專家肯尼思·B·派爾也在《日本崛起：日本實力和意志的復甦》一書中指出，當前的日本已經再度歸來，正在重新崛起。作為島國，日本人的危機感自古就有，很少有日本人提到「盛世」。而日本的發展，依然是堅決按照強國強軍的路子在走，並真實地把自己打造成為地地道道的軍事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