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喜歡坐我車的女人，沒一個不是二嫂的親友團，她們在二嫂的帶動下，都參與到許妹娜婚事的忙碌中，風暴的中心往往是平靜的，她們身在喜慶的現場，除了感受小老闆的好，就是小老闆的有錢，他西服是如何板正，他給許妹娜戴了多大的戒指，他轎車是多麼閃亮，我的二嫂說：「吉寬哪，咱費勁巴力在鎮上打那些被套，人家堅決不讓往車上拿，好像拿上去就弄髒了人家轎車，咱多虧沒趕馬車去，要是去了，可臊死了。」
她們可以不提小老闆蹲過監獄，可是她們不可以點名道姓拿他和我比，尤其不能提到我的馬車。可見讓女人們搭車，是多麼愚蠢的行為，這無異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然而，正是這些有毒的話，使我一點點明白，這年頭只要有錢，別的什麼都是次要的，沒準，所有人，包括許妹娜，都瞭解小老闆蹲過監獄的真相，只是已經沒有人在乎罷了。因為有一天二嫂突然說：「找對象就是要找有真本事的，沒本事再好都沒用。」
明白了這樣的道理，我終止了我的不懷好意，再也不拉鹼泥了。甚至，那之後好多天，我不想見村裡任何女人，包括二嫂。
在歇馬山莊，除了母親和二嫂，鞠廣大家的，厚運成家的，成子媳婦，她們是我現實生活最重要的構成，其實每個人都一樣，只有一小部分人構成你的生活，比如大姐的生活裡只有倒置房裡的三嬸和吉成大嫂。然而我想說的是，除了她們，我還有我的另一部分生活，它們跟人無關，卻《昆蟲記》有關，跟土地、時光、視線有關，它們是懶惰的財富。我因為一小就讀這本書，常常把人想成昆蟲，我覺得人就是螞蟻，就是蟬，就是螳螂，可是不知為什麼更願意跟著法布爾進到書裡，去觀察歐洲昆蟲的習性，在那裡，蟬在自己挖掘的地洞裡一呆就是四年，一隻蝗蟲最後從幼蟲的軀殼鑽出來，三個小時就可展開帆狀的翅膀，讓你覺得昆蟲的生命有著無限的奧秘。有時，撇開書，腦袋枕著泛著泥土氣息的草坪，仰望藍天，看著那行蹤不定、散了聚聚了又散的雲，來去無影、息了生生了又息的風，會覺得一下子就遠離了現實的人間，沉進一個浩瀚的世界。那世界是立體的，一切都漫無目的，沒有固定的形態，一切都自由自在，沒有固定的軌跡，天地間充滿了隱秘的玄機，那首歌的旋律，就是在這隱秘的玄機中誕生的。
林裡的鳥兒，
叫在夢中；
吉寬的馬車，
跑在雲空；
早起，在日頭的光芒裡呦，
看浩蕩河水；
晚歸，在月亮的影子裡喲，
聽原野來風。
我一直相信，我的勤快的哥哥們，我的那些想改變什麼而奔著某個目標的鄉親們，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生活，一個人的生活裡，會有這樣立體的面貌，不會知道一個懶人在寂靜的時光裡能感受到什麼。然而，那個冬天，就是前邊說過的特別想遠離女人們的那個冬天，我卻覺得有什麼東西從我身上抽走了，或者說，有什麼東西在我身上甦醒了，因為我再也看不進《昆蟲記》了，再也體會不到那由聲音做成的立體的世界了。
那個東西，顯然不是女人們抽走的，也不是那個小老闆，而是許妹娜。因為當我穿著棉衣躺在河套裡的馬車上，我看不到無邊的遠處，我的眼前不但有了邊界，而且在這伸手可及的邊界裡，許妹娜的面孔真實而又清晰。她站在殘淡的冬日的日光下，臉上的表情倔強而羞澀，她的臉很白，如同河面上冰的顏色，但她的嘴唇一直在哆嗦，就像那天看我卸鹼泥時的哆嗦一樣。然而正是她的哆嗦，讓我的身體再也不能安靜，我感到曾經被她喚醒的某種衝動，再一次甦醒開來，它們在我的意識裡蔓延，在我的身體裡蔓延，使我一次又一次從河套站起，朝著某個邊界撲去。
身體醒了，那個由身體做成的邊界根本就不存在。那個邊界不在，我卻再也聽不到那浩瀚的立體的聲音了。我視線裡看到的，內心裡感受到的，只是一種從未有過的空落，虛無，還有，就是冰層下面汩汩流淌的痛苦。
在那個冬天，一個懶人以往慵懶、平靜的生活，塌陷了地基的房子似的，徹底塌陷下來。因為這不設防的塌陷，歇馬山莊，坐落在歇馬山莊後街上的家，統統變成了一個黑洞。潮濕的空氣無處不在，無處不是冰冷的、空蕩蕩的感覺。我的被窩，從來就沒睡過女人，可是每天夜裡，我都覺得一個女人剛剛從這裡走開，留下了無限的溫存和思念。
我的生活有了邊界，我在想一個具體的女人。這是我從未有過的體驗，我丟了魂兒似的，沒精打采吊兒郎當。為了排解對一個女人的思念，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不趕車上鎮也不趕車上河套了，而是到黑牡丹的父親老程頭那裡打發時光。
老程頭，比我的母親大兩歲，七十七了。村裡人都知道，在他三十歲那年，他的女人扔下他們的女兒黑牡丹，跟一個鹽販子跑了。他一個人帶著黑牡丹過，終生未娶。不是我想從同病相連的命運中尋找尉籍，而是他空落落的家更適合我在那躺著坐著看書看電視。我覺得，我更像是他的兒子，他從來不急不躁，不會因為別人的改變而心動，他的女兒黑牡丹開小店掙了錢，進城時一定要帶他走，他卻堅決不走。他一個人擺弄著院子裡的菜園和院外的地，餘下的時間，就是放蠶養蠶。在他家門前，有一棵又粗又大的桑樹，一到春天，桑樹返綠，就把蠶卵放到樹葉上，到蠶作了繭，再把它們收回來，年年如此。因為他年歲已高，又沒人給他洗洗漿漿，他的屋子像個狗窩，充滿了蠶繭的臊味和汗泥混淆的臭味。一年中，除了我，沒有人願意到他家裡坐，因為在我看來，任何味道都比母親的歎息好受，要是大姐之類還要偶爾回家嘮叨，這臊味臭味就是心裡最想要的了，至少，它讓你覺得還有一些屬於光棍的空間。
老程頭很少跟我講他的女人，據說她是他從大東港海邊領回來的，她是一個戲班子裡的旦角，父母被小日本打死後，她流落街頭，被一個掌鞋的收養。她怎麼就變成了他的老婆他從來不說，村裡也沒有任何人知道。母親倒是講過那女人的故事，說她一天要上河套洗三遍衣服，無論冬夏，頭上都戴一朵花，冬天裡沒有野花，就用棉花染上雞血戴在頭上，讓全村男人都不得安生。但她正派，從來不跟村裡的男人說話，她打扮，不過是上台唱戲打扮慣了。可是有一天下來一個挑擔子的鹽販子，用鹽換各家的大米，那鹽販子走的第二天，這女人就不見了。一九五七年的一天，居然有人抬著棺材把那女人送了回來。那個鹽販子，曾經是她的戀人、老師，他扮一個鹽販子把她從鄉下找了回去，不久趕上反右被揪鬥，他的老師居然第一個站出來揭發她，使她在臨死之前，告訴人們她要回歇馬山莊。不知道這個故事裡埋藏了什麼樣的東西，老程頭跟我在一起，只重複說一句話：「螞蟻為什麼要上樹，不為什麼，就是為了活著。」我儘管不知道這句話的真正含意，可我喜歡它，因為我常覺得我就是一個螞蟻，一個懶得只能在家門口爬來爬去的螞蟻。
有時，他這麼說，會讓我想起他的女兒黑牡丹，她有一句著名的話：「一條懶蟲只吃一棵樹上的葉子，吃光了不把自己瘦成肉乾。」她可是一條勤快的蟲子，吃過三棵樹，往家招過三個男人。第三個男人跟她離婚之後，她又把小賣店賣掉去了城裡。她在村子的時候，小賣店裡最招男人，買一包煙一盒火柴的由頭，會讓男人在那裡呆上半天，因此在歇馬山莊她是女人們的天敵。她繼承了她母親的名聲，人們暗中也指望她繼承她母親的命運，常聽女人私下裡嘁嚓，說，沒準哪一天，就會有人抬著棺材把黑牡丹從城裡弄回來。言外之意，是說她媽臨死還有男人要，她死了連要她的男人都沒有，只有送給她爹。我不喜歡樹上樹下爬來爬去的人，我嫌累，可是，那天，在想念許妹娜的時候想起她的話，想離開歇馬山莊這棵老樹的想法在一點點冒頭，關鍵是，我的壓在肚皮上的手已經感到我身體的消瘦。
我在消瘦，這是誰都能看出來的，我原來的寬臉瘦成了窄窄一條，我的眼窩在深深下陷，村長劉大頭大街上看到我居然說：「你怎麼像抽了大煙。」氣得我恨不能上前給他一拳。他從來不屑和我說話，我也從來不想正經看他一眼。他，還有三嬸家的吉成大哥，我和他們，壓根就不是一塊地裡的谷子，我們同在鄉下，卻屬於兩個世界。一個被權力和金錢充斥的人，永遠不會為情憔悴。我只能錯過身去，看都不看一眼。可是我的二嫂我卻不能不看，她大街上見到我，老遠就喊：「吉寬怎麼啦？是不是覺得二嫂不心疼你？」
我可愛的二嫂，冬天一到，她基本就貓在家裡不怎麼出屋，因為再有個八月，二哥就回來了，她需要提前積攢熱情，打掃衛生，飼養年豬，磨各種米面。她把我的消瘦歸結到她轉移了熱情，我忍不住想笑。因為許妹娜的介入，我跟二嫂曾經的默契已經不在了。不過，臘月將近的時候，我還是去了一趟二嫂的家。
我上二嫂家，是因為在此之前，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呂素娥家裡來了一幫郵電局的人，為她家裝電話。在歇馬山莊，電話已經有了兩部，兒子是鎮汽車修配廠廠長的倒置房三嬸家，再就是村長劉大頭家。呂素娥雖然不是廠長也不是村長，可人家女兒嫁了有錢的小老闆，幫她裝台電話實在不算什麼。說意想不到，是說那個下午，當我的二嫂在大街上大呼小叫，說電話通了，她都聽到許妹娜嬌滴滴的聲音了，我感到了心口受到了劇烈震動，彷彿那裝在許家的電話線，一下子爬在了我的心裡，而就在這之後不到半小時，我的大姐和呂素娥又吵了起來。
事情大概是這樣的，關於小老闆蹲過監獄的事，大姐一直沒有傳播出去，心裡有些不甘，見興師動眾地裝什麼電話，她終於按捺不住脫口而出。看光景的人中，迅速就有人把話傳給了呂素娥，呂素娥就在郵電局的人走了之後找到大姐。呂素娥找到大姐，不是強調她的女婿沒蹲過監獄，而是十分肯定地說：「對，俺女婿蹲過監獄，可是又怎麼樣？他有錢！他比你強，你嫁個窩囊廢倒是老實，還不是急得你一趟趟往人家裡跑？」
一向低聲低調的呂素娥，可是和從前截然不同，她仰著頭，手掐著腰，高亢的聲音彷彿坐監獄是多麼榮耀的事。我知道呂素娥所說的窩囊廢不是指我，而是指我的姐夫，可是守矬子不能說矮話，尤其在我心裡響著她女兒嬌滴滴聲音的時候。我幾乎想都沒想，一高跳過牆頭，跳到大姐的院子，大聲沖呂素娥喊道：「窩囊也比蹲監獄光彩！」
我的瘋狂完全出乎我的預料，要知道我從來就沒想站到大姐的立場上。我被自己驚呆了，愣愣地站在那裡。我愣住，不光是我喊出了那樣的話，而是在那句話喊出之後，我發現有一個念頭，一個在此之前從未有過的念頭，順著電話線爬上了我的心窩：我要讓許妹娜看看，我不是窩囊廢。
二嫂家住在東山崗最後邊的山坡上，獨門獨院。我們家第一次分家，還是文革後的人民公社時期，把大嫂和二嫂分出來，父親分文沒給，只用趕馬車的特權給他們在東山崗上拉了五十車黃泥，讓他們聯手蓋了這把泥房。大哥娶的是知青媳婦，八十年代知青返城，大哥跟著一起進城，三間草房就獨屬二嫂。二嫂見我，臉腮一下子紅了，她的臉上，無論冬夏，永遠包著一條花圍巾，好像那是她在大地舞台上永遠的妝束。我能猜到她為什麼臉紅，她以為，我會把傳話的事想到她身上，我來她家，是為了指責她不該成為這樣的人。
二嫂錯了，我當時最關心的不是她成為什麼樣的人，而是我自己。我剛剛坐下，就開門見山：「二嫂，過了年俺想出去，俺想，想到外面去幹點什麼。」
二嫂的驚訝是可以想見的，她挑了挑眉頭，那上邊有一圈一圈深灰的斑點。
「俺想讓你照顧媽，還有那匹老馬。」
這是一句至關重要的話，這話之所以重要，是說，關於我的母親，是一個焦點，這涉及到養老和房子的關係，二嫂照顧老人，自然不會要我和老人的房子，可是不管怎樣，都要得罪四嫂。還有，我走了，扔下那匹老馬，也等於扔下了上鎮趕集的女人們，扔下了二嫂。
二嫂眉頭耷拉下來，甚至頭也一點點低下來，用手絞著懷裡的圍裙。絞了很長時間，才開始說話。二嫂說：「俺知道俺錯了，俺不該告訴呂素娥那句話，俺是覺得，咱家大姐不能破壞許家名聲，你想呂素娥熬到這一天容易嗎？就是不好，人也嫁出去了，說又有什麼用？」
我曾經的判斷真是沒錯，二嫂早就知道小老闆蹲過監獄，她不說，不是覺得這不算什麼，而是覺得說也沒有用，也沒法改變。她話的意思，是說即使知道前面是個火坑，也只有往下跳。在此之前，我來找二嫂，確實因為受了呂淑娥刺激，萌生了想進城的想法，可是此時，在二嫂說出那句話之後，這想法居然突然上升，變成不可動搖的決心。我說：「二嫂，就這麼定了，過了年俺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