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學雙兼的事功學派
現在，翁文灝來到了他的人生中途，1930年，翁文灝的專著《錐指集》出版，四十不惑，前半生研究成果，可用輝煌二字形容。他人生的又一個階段，悄悄地似乎是不動聲色的轉軌開始了。
一年之後，翁文灝受命，暫行代理清華大學校務。這是在兩位好友陳佈雷、錢昌照的一再敦請下出山的，翁文灝自己開出的條件是半年為限。代理校務期間，他一概不曾享受校長待遇，卻在這承上啟下的接骨眼上做了兩件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一是創造條件，讓一個家境清貧的學生進校讀書，這就是三十年後當了北京市副市長又在文革中含冤而死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另一件事情是慧眼識英雄，推薦梅貽琦聘任清華大學校長；正是在梅貽琦手裡，清華躋身進入了世界名校。
1931年12月3日，不折不扣的半年之後，翁文灝半年任期已滿，當即向當局提出辭呈告別。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當頭，中國的大好河山，已經快要放不下一張讀書人的桌子了。
清華掌校雖為半年，對翁文灝一生的影響卻十分深遠。因為正是在清華的半年之中，他得以有機會進入了以胡適為中心的文化名人圈。翁文灝告別清華之際，這十來位北大、清華的教授決定辦一個雜誌，起名為《獨立週刊》。
在《獨立週刊》上翁文灝發表的文章，已經顯現出今後的政治主張。他說：講到政治，我對於各種深奧的主義從未用心研究，各種特別的制度也不十分明白，當然只好老實的守愚闇的態度，請學生們不必問我。我只相信無論信仰什麼主義或採取什麼制度，都要用好好的人去好好地做。政者正也。
瞧，他就是那麼低調，好像真的不懂政治，對政治也不感興趣，可最後卻來了一句：政者正也。他對政治的全部認識，就都在這四個字裡面了。而前面那一句：好好的人去好好地做，正是他後半生對政治的態度。大科學家的話就是那麼樸素，又是那麼一以貫之。
翁文灝對南京政府的政治態度也非常明確，他反對拆台，主張補台，因為在他看來，拆來拆去，政府就是那麼一回事，最倒霉的到頭來永遠還是老百姓。他的這一立場，無疑是當局希望看到的，他被納入蔣介石的視野，應該說就此便開始了。
中青年時代的大學者翁文灝埋頭建設，並不關心當時的武人政治，但政治卻在這國難當頭的歷史時刻，分外地關心起翁文灝來。當書生意氣獨立評論之際，武人也開始了他們新一輪的政治活動，一個蔣介石親自掌控的高層智囊團——國防設計委員正在籌劃當中，它的策劃者正是翁文灝的朋友錢昌照。在草擬這個委員會的名單之際，翁文灝是首選人物。而蔣介石最看中的，亦正是他的寧波大同鄉翁文灝。
翁文灝與蔣介石，一文一武，翁在鄞州，蔣在奉化，兩縣比鄰，雖同為寧波人，但從無交往。1932年夏天，蔣介石數電邀翁文灝上廬山策問，說要用三天時間聽翁文灝講學理。從蔣介石而言，這的確是難得的躬虛前席之態；而對翁文灝而言，這的確又是讓他頗生士遇知已之感的人生遭遇。
儘管如此，翁文灝作為一介受過西方教育的自由知識分子，並沒有傳統中國儒生的感激涕零。翁文灝是最講建設的人，趁此機會進言老蔣，舉國上下，不論政界異同，當此國難之際，都要團結，不要內戰。而蔣介石此時正在對共產黨進行反圍剿，在這個問題上，他豈會聽從翁文灝的一介書生之言。
雖然如此，他還是一眼選中了翁文灝，認為他是一個十分忠誠的國士，對中國現實與未來的建設，亦是一個總理型的人才。因此，他向翁提出了一個建議：由蔣自己擔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長，由翁文灝出任秘書長。
這個突如其來的建議使當時的翁文灝大為吃驚：一個主持發現了周口店頭蓋骨的翁文灝，一個畫出中國第一張地質圖的翁文灝，竟然當了蔣委員長的秘書長。這之間的跨度，也實在是太大了。
由一位中國當時頂尖級的大科學家、大學者來出任位置如此之高、責任如此之重、事務如此之龐大的國之要位，也足見蔣介石的用人之道。可以說，當年的翁文灝給蔣介石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他正是那種讓蔣介石最欣賞的以樸拙堅毅的精神，勤勞刻苦的功夫，從學問和經驗中艱難磨煉出來的人。想來翁文灝絕非單純書生，他的治國理念一定是建立在蔣介石以為可操作的基礎之上的。這兩個寧波老鄉最初的相會看樣子比較成功，彼此亦較為認可，翁文灝對蔣介石亦已經留下較好的印象。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突然從天上掉下這樣一個機會，可以在國家層面上實現自己的經國抱負，翁文灝已經動心了。但他又不願意離開自己安身立命的學術之本，因此提出，自己留在北京遙控，由錢昌照出任副秘書長，在南京坐陣。蔣介石當即答應了他的要求。翁文灝的人生就此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就像坐了火箭似地一下子就被發射到了中國政壇的天空，不過兩個月，他就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又過一個月，他就出任了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
可是，這樣一步登天，平步青雲，讓一直篳路藍縷的翁文灝實在是不能接受，他決定趕到南京去辭推教育部長。恰在此時，他的繼母猝然而亡，翁文灝以「丁憂」之名通電蔣介石辭職，蔣介石同意了，但秘書長一職他還是應承了下來。
我們可以從翁文灝的知已和朋友們對他的從政態度中，看出他們對他能夠從政的欣慰心情，他們無疑是把翁文灝作為知識分子在政府中的代表性人物來認可的。翁文灝的好朋友胡適1932年給《東方雜誌》寫他的新年夢想時，其中的一個夢想就是有關翁文灝的：「話說中華民國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雙十節，是這位八十歲大總統翁文灝先生就職二十年的紀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資格參預那盛大的祝典，聽翁大總統的演說，題目是《二十年的回顧》。他老人家指出中華民國的改造史，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統一時期』，其中最大的事件是：（一）全國軍人聯合通電奉還政權（三十七年）（二）元老院的成立容納」（《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576頁）。
按照胡適對翁文灝玩笑般的政治設計，到1948年，翁文灝就當上總統了，再過20年是1968年，當了20年總統的翁文灝已經完成了對中華民國的初期階段性改造。胡適的這一夢想雖然口吻調侃，但此調侃卻是深深寄托著他們那一代人的真誠希望的。
翁文灝屬於實業救國派的知識分子，他既然擔任了國防設計委員會的秘書長，便全力投入了這項工作。就在他擔任秘書長的第二年，孫越崎留學從國外回來。雖然在穆稜一別，至今已5年了，但是翁文灝對他在穆稜煤礦所表現的卓越才能和實幹精神記憶猶新。他立刻把這個難得的人才推薦給國防設計委員會。孫越崎聽後連連推辭說：南京我不去，那是個當官的地方，我是去做什麼？
翁文灝解釋說：我不是讓你去做官，我自己都不肯做官。我是只肯做教授和所長，不肯做官的，所以你放心。我是要你去找石油，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石油，怎麼在世界上自立呢？又怎麼能夠外抗敵侮呢？
孫越崎剛從歐美回來，深知石油對一個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有多麼重要，找石油對他產生了很強的吸引力，他答應了翁文灝的要求，從此做了翁文灝最有力的助手。
命運啊命運，翁文灝並非一個戲劇化的秀場人物，但在他身上發生的事情，實在是太戲劇化了。1934年元月，翁文灝在他一手建立起來的地質調查所做了一次重要的學術報告：《中國石油地質問題》，然後便趕往浙江長興，瞭解長興地下有否石油。誰知車過武康，出了車禍，翁文灝嚴重受傷。這時，翁文灝的好朋友、也是寧波老鄉、被稱之為國民黨「文膽」的陳佈雷，正在浙江省擔任教育廳廳長，聽聞此訊，火速派人星夜把翁文灝接到杭州，他的好友丁文江亦趕往杭州。蔣介石緊急下令，一定要救活翁文灝，同時又派宋子文到杭州專門搶救，還從北平、上海請了三名專家來杭會診。翁文灝數次死裡逃生，大報小報追蹤報道，這個如沙漠駱駝般工作的書生一時被抄得如當紅明星。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受到中國一號人物嚴重關注的知識分子，其生死攸關之際每日被人放到報上爆炒的情景，想不遭人非議，難上加難。
為了廓清大眾的誤解，丁文江專門寫了一文《我所知道的翁詠霓》，並說：青年的讀者，有人告訴你，社會是萬惡的，世上沒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為翁先生就是一個極好的反證。
翁文灝整整昏迷了一個月，終於甦醒復原，在家人陪同下返回北平。車禍一週年之後，翁文灝寫了一詩《追記京杭公路之行》：艱難崖石落深陂，振作方能判險夷。
海不揚波賴障護，途多坦蕩仗良規。
救時誓作終身志，拚死願回舊國危。
自古和平憑奮鬥，決心用力莫遲疑。
後來的人們評說翁文灝時，說翁文灝之所以入蔣介石之閣，正是因為蔣對翁有救命之恩。這當然是不全面的，但也不是全無道理的。有誰會不感謝救命恩人呢？有誰逃得過最基本的人之常情呢？哪怕是翁文灝這樣的理性而智慧的大學者。
死裡逃生的翁文灝此後的功績，在中華民國的建設史上實謂可圈可點。1934年8月，蔣介石再點他的名，讓他二上廬山，命他出任在河南焦作中英聯合開發的中福煤礦公司整理專員，要他把一個瀕臨倒閉的大型煤礦在短短兩年中整理出新。
蔣介石這一舉措有著重大的政治意義。1934年7月，英國中福公司董事長吳德羅夫，專程從倫敦來到中國，在英國駐華大使的陪同下，登上廬山去見蔣介石，懇請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中福公司，對中福公開進行徹底整頓。吳德羅夫為了表示誠意，甚至提出「自願放棄特權，對整理礦務不加干涉。」他們的要求，正中蔣介石的下懷，當時他正想借助英美的勢力來牽制日本，英大使的請求恰好給了他一個向英國政府表示友好的機會。蔣介石馬上答應下來，下令中福公司由國防設計委員會煤業部主抓，而首先想到的掛帥之人，正是翁文灝。
翁文灝也由此從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真正走上了實業救國的道路。
翁文灝受命於危難之中，給自己立下了軍令狀：此次行動如果失敗便當自請辭職，開出的條件則是請派孫越崎為中福煤礦總工程師，在他不在礦上的時候，由孫越崎代理整理專員。
翁文灝果然大有王安石作風，他一到煤礦就召開了高中級職員會議，宣佈解散原來的公司董事部，停止總經理、協理和中原公司董、監各員的職權和待遇，對原來聘請的那些什麼「參議」、「咨議」、「顧問」等一律裁汰，停發薪水。
這番開場白話剛一落地，在座的中高級人員全被震住了，頓時就對小個子的翁文灝肅然起敬。中福董事會得以恢復、並還政於中福公司股東，董事們一定要聘孫越崎為中福公司總經理，推翁文灝為董事長，其實他們倆人都沒有一文錢的股票。
翁文灝另外一個舉措也足以讓在座中國人陡生志氣，那就是明確了中方和外方在公司裡的關係：由中方主持全公司的業務。翁文灝的第三個舉措是穩定人心，以公司財產做抵押借了30萬大洋，給職工發放拖欠已久的工資。
如此，翁文灝的治理能力立刻就顯現了出來。其中萬千苦辛，不為人道。兩年之後的1936年，公司盈利即達170萬元。中福公司的洋人原先看不起中國人，總顧問道格態度傲慢，頤指氣使，半年後真誠地對翁文灝說：「你們中國有這麼好的工程師，我可以回去了。」他果然就回去了。
中福公司的發展不但在國內引起了注意，在國外也產生了影響。英國倫敦《泰晤士報》發表文章，詳細地報道了中福公司整理的情況，介紹了翁文灝和孫越崎治礦有方，特別讚揚了他們在防止貪污上做出的成績，使中福煤礦的管理水平達到了以往從未達到的高度。這篇文章一發，出現了數十年所未有的現象，中福公司的股票在倫敦股票市場上大漲，創下歷史新高。
六：受命於民族存亡的危難之秋
1935年，翁文灝46歲了，那一年他的人生又經歷了一次重大的磨難。他最好的莫逆之交，知已丁文江突然去世了。而自己亦面臨著再一次的人生抉擇：蔣介石再次命他從政。
翁、蔣二人的政治生涯，非常奇特地與他們個人的命運轉折發生著重大關係。我們可以設想，如果1935年1月，沒有愛國志士對汪精衛的突然暗殺行動，那麼蔣介石也就不可能在此時取代汪精衛，成為行政院長。而他如果沒有擔當行政院長，那麼也就不可能邀請翁文灝擔任行政院秘書長。蔣介石對翁文灝說：日本內侵愈急，你在南京政府受一官位，以便隨時面商。這一次，翁文灝坦然接受了秘書長之職，唯一提出的要求就是再兼一段時間的地質調查所所長，將他看中的地質學家黃汲清扶上馬再送一程。蔣介石當然答應了，對他而言，可以說是找到了最合適最得力的秘書長，亦是政府的最好的門面。故當時有友人陳毓華賦詩一首相贈：第一人居第一官，倚霄梧竹翥朝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