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盛墊的馬家一樣，翁家亦非世代鄞州土著。其祖藉原為閩北，初祖宗行公，相傳為明末義軍、民族英雄張蒼水的部下，兵敗後逃匿至鄞州石塘，從此便以撐船擺渡為生。
宗行公一口閩北音，遇到寧波人那一口石骨鐵硬的方言，兩下裡硬碰硬，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的苦頭，總算為人忠厚老實，扶老攜幼，照顧弱小，天長日久，鄉人終於接納了這個外姓人。從此落下根來，娶妻生子，安家落戶，死心踏地地在此長做了鄞州人。
一代人逝去，一代人接上，下一代總想比上一代過得更好一些。那閩北義軍的後人雖也還在農余趁人擺渡，但稍帶著便做起水上的貿易，將鄉里釀的老酒、米醋、醬油運到城裡，再從城裡稍些日用百貨，天長地久，螞蟻壘窩，竟然也積下一份薄資，在石塘就開了一家小小的夫妻店，當起小商販來。
白駒過隙，轉眼間到了高祖開字輩，那翁家的三兄弟開明（1786-1853）開忠、開陽，已無法同時在那小小的雜貨店裡容身了。按了寧波人的習俗，老大開明乘著一艘小船，就此別了故鄉，去了尚未開埠的上海，從此蹕衣籃縷，數十年奮鬥，在上海灘竟然也就掙下了一份家業——一個名叫裕大醬園，另一個是酒米鋪。而在家鄉石塘，他還掙下了一座裕豐造酒坊，翁家殷實的底子，就此鋪下。
翁開明的長子名叫翁景和（1823-1877），他自小就跟著父親在滬上經商，耳聞目濡，心中盤算，是一把做生意的好手。鴉片戰爭之後，他看準了洋布生意好做，便抓住商機，投下血本。
1877年，對翁家，實乃是悲喜交集的一年，那一年，翁景和在今天的上海南京路開設了大豐洋布店，人稱翁大豐；同樣是那一年，他的父親翁開明去世。他是帶著對長子的無限希望和深切的祝願閉上眼睛的。翁景和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他是那麼樣的勤奮聰明，又是那麼樣的志向遠大。不出幾年，在上海、杭州、天津、寧波、衢州都開出了自家的分號，包括的產業五花八門，從打錫箔到開銀樓，從南貨店到養漁塘。翁家的財產積累到了200餘萬銀兩，而翁景和也由此成為早期寧波幫的代表人物。
中國人發財總是要衣錦還鄉的，翁景和也不例外，就在石塘村大興木土，在翁氏宗祠的西首建造了新宅，並由其已經當了內閣中書的長子翁運高題額：枕山居。這位翁運高（1839-1889），便是翁文灝的祖父。
原來這翁運高運氣的確是高，因為幾代人的經濟積累，到他這一代，家族資產已經非常殷實，足以供他讀書。這富貴二字，富雖在前，但中國人從來是「貴」字當頭的，既然已經有了錢，自然便要去博得功名了。翁運高走了科舉之路，1855年，他才16歲，便考取了舉人。到1862年，又中了副貢，1865年，他獲授了內閣中書。一個26歲的商人之子，就這麼憑藉著自己的能力，考上了朝廷的命官。
真是富也不過三代，也許是錢看多了，翁運高對金錢已無熱情與慾望，當了朝廷命官，更覺「士農工商」裡，商人錢雖最多，地位卻是最低的，故絕不沾「銅臭」。如此，翁景和一死，翁家那下世的光景就顯出來了，連大豐洋布店的招牌都讓給了原本是布店經理的「通家之好」許春榮。上海灘上人，從前叫它翁大豐，現在叫它許大豐了。
許大豐冉冉升起，翁運高江河日下，到翁運高的長子翁傳洙（1872-1961）時，家族的盛衰完全就維繫在這個公子哥兒手裡。這位翁傳洙原本也是個極聰明之人，不過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他是從不知道什麼叫治家理財過日子的。17歲那年，父親才50歲，突然一病而亡，而他自己年方17，正是需有嚴父管教的年齡，卻可以無法無天地行事。他學琴棋書畫，但樣樣不精通，他買了一艘洋式小火輪，倒居然無師自通了。他是那麼樣的大方，駕著火輪在上海灘黃浦江頭遊玩，玩夠了一揮手就送給了朋友。儘管分家時他得了20萬兩銀子和一家上海灘的店舖，但一年幾千兩銀子的收入，也還是禁不起他如此的折騰啊。
身逢末世的翁文灝（1889-1972），偏偏在這樣的年代裡出世了。在祖宅的枕山居裡，他6歲開始發蒙，年方7歲，家中遭大不幸，與父親同齡的母親余寶珠（1872-1895）自盡，年方23歲。
翁文灝的外婆家，原本也屬旅滬的「寧波幫」，翁、余二家有三代通好的歷史，故兒女親家，也算是門當戶對。余寶珠生了一對兒女，也算是安居樂業。誰知翁傳洙為人花心，在城裡又養了一個外室，這讓年輕的余寶珠十分絕望。在一次激烈的爭吵之後，余寶珠扔下一雙小兒女，自棄於世。翁文灝幼小心靈，親眼目睹這一人間慘象，在他一生中，從此烙下深深的創傷。晚年他曾有《感母》一詩，記錄了他幼小心靈的衝擊：七齡死母最堪憐，臥倒塵埃血淚濺。
看世難容悲自苦，望兒無靠恨長懸。
禍不單行，慈母前腳剛去，劫賊後腳跟進。翁文灝8歲那年，竟然有亡命之徒衝進枕山居入室搶劫，全家人不得不避難江北引仙橋，而後又遷至天封寺的三角地。
如此說來，翁文灝真正在石塘鎮度過的歲月，童年時期也就是八年。但這八年或許甚至會超過某些人的八十年。因何而言？試想，人的一生中，有幾個人在八歲之前親眼看到家庭破裂在眼前，母親自殺在眼前，又有幾個人親歷強盜的入室搶劫。人說小孩子似乎是沒有命運的，但翁文灝的悲劇命運，從童年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年少的他充分體會到一個封建大家族從盛極轉衰的無奈和滄桑，這幾乎就決定了翁文灝一生的走向和基調，因此，翁文灝的故居，是一個至關重要之地。
我走出翁家故居，走向村口，村口給我們留下難忘印象的，不是中國村落中常見的大樹，而是一座正在修復的古廟。大門緊閉，一打聽，是座清代就有的石塘古廟。想到這座古廟一定曾經留下兒童時期的小翁文灝的身影笑聲，不禁意上心頭，一定要進去看一看。
真是心誠則靈，廟旁竟然還有虛掩的邊門，進去方才發現，是座修建一新的廟宇，廟裡供著的則是石塘的地方之神，原來卻是唐時鄮縣令王元瑋。
我們知道，在中國泱泱兩千年封建王朝中，曾出現過眾多優秀的清官能吏，光是在鄞州一地，就有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在冊。因此上，同為王姓的王元瑋就在國史上排不上號了。然而一方百姓自有一方百姓心中的豐碑，鄞州的百姓之所以把這塊豐碑樹給了王元瑋，正是因為他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建造了它山堰。
它山堰位於鄞江鎮西南，樟溪集山區七百里之水迤東而來。魏峴在他的《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中說：「溪通大江，潮汐上下，清甘之流釃洩出海，瀉鹵之水沖接入溪，來則溝澮皆盈，去則河港俱涸。」當時的鄞州還叫鄮縣，縣治設置在光溪，也就是今天的鄞江鎮，縣令王元瑋為了改變治內「田不可稼，人渴於飲」的局面，主持興建了它山堰水利工程。作為阻鹹引淡的渠首工程，它山堰建成後，江河終於始得分流，樟溪也因此「澇得七分入江，三分入溪，以洩暴流，旱則七分入溪，三分入江，有供灌溉（《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後來的人，稱王元瑋的這一功績「功俟鬼神」。為此，石塘的百姓們為他建造了此廟。
相傳廟前的這條石塘河，實乃一條神龍經過之地，神龍欲奔東海，卻又捨不得離開江河，一路奔去，一路回頭，竟然回了九次，每回一次，留下一個灘頭。而這個石塘村，正是它回頭的地方。
廟宇很新，楹聯也尚未掛滿，有一條聯撰得很有情懷：有目登高橋莫論春秋冬夏，是風入石塘不分南北東西。
我在重修此石塘廟的碑記中瞭解了這座廟的修廟過程，原來該廟始建於清嘉慶十九年，座落在石塘山月塘灣處，光緒34年重修，確定每年十月初十為神誕。這位神正是王元瑋，因王元瑋造福百姓，故當地百姓造廟為他祭祀。
每個幼小的心靈，都會有他願意追隨的成人世界的榜樣或楷模吧，我想，這位唐代的王縣令或許正是翁文灝童年時代第一個崇拜對象。翁文灝以一代大學者的身份，最後同意從政，甚至當到中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行政院長之位，不能不說是與他童年時代接受的事功思想有著深切關係的。
翁文灝離開故鄉，來到了不遠的寧波城中，就是在這裡，他遇到了兩個他一生中影響非常重大的人物。一個是他的繼母葉秀芬（1872-1932），後來的人們都稱乎她為二師母。葉秀芬出生於書香門第，知書達禮，視翁文灝如同己出，也為翁文灝以後的人生之路做出了很大的鋪墊。另一個是比他大8歲的表哥大才子李思浩（1881-1969）。表哥十分器重這位小表弟，對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指點幫助，效果驚人。1902年，鄞縣開童子試，翁文灝一炮打響，成為13歲的小秀才。可惜第二年到杭州去考舉人時就不行了，那一年，李思浩高中，翁文灝落第。
家中諸人張羅著翁文灝再考，翁文灝心卻已不在此。1905年清廷宣佈廢除科舉，多少孔乙已從此走上絕路一條，少年翁文灝全無此念。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忙。15歲的小大人此時已奉父母大人之命，和同縣的比他大二歲的林韻秋小姐結成連理。1906年，他心無旁鶩地考上了上海震旦學院。臨行前，17歲的翁文灝登上了家門前的天封塔。
天封塔，就在今天的海曙區大沙泥街。因為是公元695年至696年間建造的，正是唐武後「天冊萬歲」和「萬歲登封」之際，所以命名為「天封」。
天封塔為我國江南特有典型的仿宋閣樓式磚木結構塔，具有宋塔玲瓏精巧、古樸莊重之特點，是古代明州港江海通航的水運航標，港城的重要標誌。唐以來，明州港崛起並成為中國著名的三大對外貿易港口之一。外國使節、留學生與商旅由明州港入口岸，經浙東運河、京杭大運河直達京都。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耿升教授講到法國人在中國的貿易行為時，在《中國出口貿易實地考察》中描述到：「中國最美的寧波城……具有大量的歷史古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名為敕封塔（即天封塔）……在塔壁上發現了法國三帆阿爾克梅納號上多名海員題畫的名字，該船曾於前一年訪問過寧波。」因此，天封塔是歷史的見證，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文化遺存。
翁文灝是個小個子，身高不過一米六零，可是他一口氣會當臨絕頂，放眼寧波城，江流滔滔，海波在前。正是在此故鄉的高塔之上，翁文灝下了發出了這樣感懷：我雖少年知自勉，須扶衰弱佐中心。
17歲的少年就已經立下了「須扶衰弱佐中心」的遠大志向，他雖然只是一介書生，但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書生，他是有經世致用情懷的，因此一遇機會，他便脫穎而出，一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