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之後，黃汲清院士說：「中國官辦的科學事業，最早的而且具有國際水平的，地質調查所無疑是獨一無二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評選首屆院士，地學界占6人，其中出自兵馬司9號的，就有翁文灝、謝家榮、黃汲清、楊鍾健等四位。1949年後，曾先後在地質調查所工作過的百餘位科學家中，就有近50位先後當選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其中如尹贊勳、裴文中、賈蘭坡、李春昱等人的名字，都是人們所熟知的。
如今，「兵馬司15號院」已經成了三棟筒子樓。儘管院門口掛的藍色標牌上寫著「保護院落」，但院子裡看不出當年印記。自行車隨意停放著，三棟樓外牆開裂，顏色深淺不一，其中南樓的坡頂變成了平頂，院落中一架隆冬季節的絲瓜架，掛著一些已經封干的絲瓜筋。面對正門，坐北朝南的那幢西式洋樓，應該就是中國最早的地質圖書館吧。雖然經歷了八十多年的歲月，樓房倒還依舊保留著其破而不敗，衰而不頹的氣勢。院中幾位老太太，正在曬衣，聽說我是從遙遠的江南翁文灝家鄉來的，熱情地請我自便上樓尋蹤。
走上樓去，支離破碎的玻璃，咯吱作響的樓梯，蛛網橫生的牆壁，還有在簡易廚房裡做飯的居民……圖書室變成了雜物間，樓外樓內情景大相逕庭。樓下住著72家房客，樓上已經成了倉庫。整個樓房內部確實已經到了近乎於危房的地步了。
雖然，這三幢樓白天進入走廊無一不需要開燈方能看清。雖然，聖殿似乎看上去已經成了蝸居。然而，沿著那雖然衰敗卻還依舊結實的木樓梯拾級而上，我依然似乎還可以看到當年學界前輩們辛勤的身影，聽到他們熱烈的討論。那感覺還完好地保留在塵封的夾道裡。真的，不信你去走一走。
回到樓下，一位老先生恰巧出的門來，熱情地給我指點牆上一塊石刻銘碑，說這就是當年的故跡。這塊石碑被雜物遮蔽，離我站的地方又較遠，我怎麼看也看不清楚，只知道這是一塊當年出資者的名單。
回頭問老人們，當年翁文灝的辦公室在何處，他們指點我說，就在隔壁西樓。踏進西樓，樓道裡充斥著一股發霉的味道。裡面煙熏火燎，牆壁上積滿灰塵，蛛網橫生。這裡住著30餘戶人家，不少居民就在樓道裡搭起簡易廚房，燒火做飯。雖然如此，那由紅藍二色構成的六角形圖形拼成的馬塞克的地板依舊還在，我踩著吱吱作響的木樓梯來到二樓。不到20米的木樓道裡，昏黑一片，擺滿了各種生活雜物。好在天窗很高，一束光射下來，一位老人從一扇門中出來，警惕地問我一個人站在樓道裡幹什麼。我一說翁文灝三個字，他很客氣地指了指他出來的那個房間，說這就是當年翁文灝的辦公室，也是他現在的臥室。
老人姓楊，我走進他的屋子，他的老伴正坐在沙發上，家俱把屋子塞得滿滿，紅漆地板已經被磨出了原色，白鐵皮的暖氣片和窗架也是當年的原物。老人指著窗口，告訴我，當年翁文灝就在這裡放著辦公桌辦公。屋子不大，但有兩扇門，一扇前門是讓秘書出入的，帶著一個袖珍型的門廳。另一扇後門是翁文灝的專用門，坐在窗前，可以看到窗外內斂而又蕭索的北國的天空。
此時我的心被深深地暗湧激動了起來。1927年2月9日，由所長翁文灝任副會長的中國礦冶工程學會，正是在這個院落中成立的。當時的學會聚集了跨部門的中國冶金、採礦冶金和地質行業的學者，他們篤信實業救國，並身體力行。學會疏通了一脈活水，對推動科技進步、活躍學術園地起了積極的作用。近80年之後的2004年6月，台灣礦冶工程學會學員藉來京開會之機，專程到兵馬司9號尋根。老秘書長帶著他們，沿著樓前的空地慢慢地走，並不斷彎腰致敬。他們是一邊鞠躬一邊參觀完這個破舊而又神聖的院落的。直到此時，我站在他們深深致意的地方，方能夠理解這些來自寶島的地質專家們的心境。
關於翁文灝，我好像再也找不到其餘的蛛絲馬跡了，依依不捨地走到大院門口，心裡終究還是不甘，重新折了回去，再到那石碑上找。這塊石碑，正是當年捐資者的功德碑。所謂樹碑立傳，意義全在後人矣。我踮起腳來，一遍一遍，伸出手去，抹去歲月的塵埃，突然我的眼睛就亮了起來，在眾多的捐資人名字中，我終於找到了那個名字，在鑒修人、技正丁文江名字的旁邊是技正章鴻釗，在章鴻釗旁邊的正是僉事翁文灝——我正是為這個名字而來的啊！
從兵馬司胡同出來，我專程又去了地質博物館。心裡是抱有很大的希冀，想從中再多知道一些有關翁文灝等一代人的情況。地質博物館離兵馬司胡同不遠，是一座佔地面積很大且十分宏偉的建築物。進了博物館大院，正門迎頭所見便是李四光的大型半身雕像。雕像後面則擺放著一些形狀和色澤各異的岩石標本。走進博物館，想瞭解一些地質學家的資料，問不出所以然，向工作人員問及兵馬司胡同，倒是聽說過數年前有關兵馬司胡同9號展，不過早就撤展了。好消息也是有的，早就有20幾位院士聯名給中央寫信，要求重修兵馬司胡同9號，溫家寶總理也有批示。早晚，這中國現代史上科學的聖殿會重現光芒。
母親，我想您多少比我更應該知曉這位大人物的。1948年秋天，當您從鄞州正始中學剛剛畢業時，這位同樣也是鄞州人氏的翁文灝先生，也恰恰經歷了國民黨政府的金融危機，從國民黨行政院長的位置上辭職下台。六十年前的金融券風暴，我只是聽說，您想必卻是經歷過的。而此刻，要想真正瞭解那個把理想的家國之書寫在蔚藍色天空上的翁文灝，還是先從你們共同的故鄉東海之濱的寧波開始吧。
二：從鄞州石塘駛向海洋
中國人，從來就相信一句話，叫做「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中國人又相信另一句話，叫做「落葉歸根」。曾經擔任過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翁文灝，他的根究竟在哪條河邊，哪座山下，哪株樹旁呢？正是憑著這樣強烈的尋根意識，我前往翁文灝的生地——鄞州高橋鎮石塘村。
行前閱讀翁文灝的詩集，知曉晚年居住在北京的翁文灝對故鄉有著濃濃思念，他寫於1965年的詩行《山下莊》此時就在我的心裡反覆吟誦：鄰集地名山下莊，農村仙境美無雙；
瀕河田富憑耕耘，足食人耕種稻糧。
坡不峻高風物麗，水能浸灌獲收良；
至今尚憶鄉居趣，轉眼遷移劫後桑。
而他寫於1966年的另一首詩、也是翁文灝在77歲時寫的《石塘》裡的詩句，完全正面描寫故鄉，抒發他對出生之地的無比思念：鄞西秀麗石塘村，臨水倚山生地存。
灌稻清波橋楔保，映窗霽色景光吞
登科兄弟祖留額，隔戶鄉農舊有痕。
初學之乎親訓導，得承教養沐深恩。
如果以鄞州的區政府所在地鍾公廟為中心，那麼，翁、馬二家正好就在中心的兩翼。如若我坐北朝南，那麼，鄞州就像一隻展翅的蝴蝶，石塘正在鄞州的右翅，鄞州的西北面。此處位於鄞西北四明山麓，屬於半山區，西南依山，北傍姚江，距寧波市10公里，從前陸路不便的時候，行船便可直達。今天已經沒有人舟行石塘了，我們坐車近半小時就到了目的地。
從市區驅車往鄞西方向行駛，依石塘河曲折前行，直奔翁家，至一曬穀場前停車，抬頭所見，正是翁文灝出生的故居。
高橋鎮石塘村翁文灝故居前，是一條碧波蕩漾的河流，而故居背後，則是山勢不高卻清秀蔥鬱的石塘山。依山傍水，人傑地靈，石塘翁氏在當地是商貿世家，從開設銷售醬醋、酒米的店舖，一點點將家業壯大，到翁文灝高祖及曾祖父期間，達到鼎盛，翁氏家族遂以經商致富而崛起於19世紀中葉。20世紀以來，傳統的紳商世家與時俱進，形成崇尚科學文化的現代家族之風，湧現出一個科技人才群體，其中輩出教授、學者、醫生、銀行家、技術專家……等高級科技專家，其層次和密度之高，舉世罕見。
屈指一算，現當代史上，翁氏家族中出現了中國現代地質學、地理學、地震學創始人之一的翁文灝；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球勘探之父」、自然災害預測大師翁文波；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控煙之父」醫學家翁心植；曾任石油部工程師、「中國輸油第一人」的翁心源；曾任美國總統顧問、著名鈦金屬專家的翁心梓等。
而在翁氏家族從紳商人家進入科技人家的關鍵時刻，實行現代轉型的核心人物，毫無疑問，非翁文灝莫屬。正是翁文灝，以他的輝煌成就和獻身精神，將其科教救國、實業救國、文人從政的思想，納入了其家族成員的人生軌道，構成了翁氏家族的傳統精神。
翁文灝出生時的晚清，石塘翁家的風光已今非昔比，但展現在我們眼前的翁氏故居，氣勢依然不弱，總面積達800平方米，四周圍牆高大，起防火、防盜的作用。整個庭院坐北朝南，正屋和後屋均為面闊五間的兩弄樓房，前後有過街樓相通，左右有經堂、花園等附屬建築，房子是磚木結構。而一些石雕、木雕等，至今依然保存得比較完整。庭院的石板地乾乾淨淨的，整個院落很開闊，這個大院裡如今居住著約20戶村民，過著各自柴米油鹽的生活。而翁文灝這一脈的人，早就離開石塘，一些後人如今都旅居海外。大門口一塊院牌端端正正地寫著：翁文灝故居。這正是目前翁文灝在故鄉的唯一故居。
由於年代久遠，已經找不到翁文灝曾經在此出生、居住的蛛絲馬跡。一位周姓老伯對我們講述了翁文灝舊居往事，多少描繪了上世紀翁家的景況。舊居依托石塘河而建，近處是一座楔閘，潺潺流水經久不息，翁文灝的青少年時代就在這漿聲燈影的江南水鄉度過。故居1949年之後經歷了土改，分給了當地村民居住，一度又成為公社所在地。我繞樓參觀，登樓眺望，住房既已分給村民，自然不便進入，所幸那位周姓大伯乃烈士家屬，專門在此迎候我們，他做為廳堂的屋子牆上掛著一張青年軍人的遺照，這位海軍戰士名叫周文良，是在國防前線犧牲的烈士。遺像的旁邊寫著一幅對聯：日月共輝功臣府，春光永駐軍人門。
我瞻仰著遺容，想起了翁文灝，他有三個兒子，其中兩個是他這個白髮人送的黑髮人。大兒子在文革中死於非命，小兒子和這位周文良一樣是位烈士，作為抗日軍人，國軍飛行員，犧牲在抗戰前線中國的天空。但是母親，我要告訴您，在這幢院落裡，我最想瞭解的是另一個人，那個給予翁文灝生命的女人，那個年輕的母親。我樓下樓下地尋覓，明知不可能有這個只活了23歲的女人的蹤影，依舊不甘心就放棄了尋覓。且用這種方式來憑弔那因絕望在這幢院落裡自殺而亡的女人吧。她被迎進這幢翁家大院，歡樂與幸福卻是如此的短暫，八年之後，她就死在這裡，和她的大孫子一樣的終結，一樣的命運。
1889年7月26日，一個男孩子出生在石塘枕山居的翁家。翁氏大家族第十一代長孫呱呱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