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此長別香港之際，馬鑑只得忍痛捨棄「老學齋」，隨身攜帶僅日常披閱書籍三五十冊而已。好在那一萬五千餘冊藏書他還是托附給了一位靠得住的學生。萬卷藏書有所托之後，馬鑑再無牽掛了。1942年3月，馬鑑六十歲生日過後，他開始積極籌備潛遁。4月，他率領全家——夫人鄭心如、女兒馬彬、馬彥與兒子馬臨，以及二十名港大學生，自澳門乘白銀丸號輪船，到達法屬廣州灣（即今之湛江）。港口不遠處有一座「寸金橋」，中國士兵守衛在橋的那頭。當他們跨過「寸金橋」時，年輕人熱血沸騰，不由自主，跪下來親吻這神聖的國土。馬鑑雖飽經風霜，此時此刻，也禁不住讓熱淚模糊了雙眼。……
重獲自由的興奮，很快被義不容辭的重任抑制，平安到達桂林的馬鑑接到了老朋友梅寶琦發來電告，燕京大學將在成都復校，籌備處特聘他為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平地起家，困難叢集，望他能速赴蓉城，共創大業。
馬鑑在未名湖畔執教十載，把一生中最成熟的歲月獻給了燕京大學，感情實在是非常深厚的，何況事關復校大計，抗戰大業，一個篤信教育救國的老知識分子，無任如何是義不容辭的。於是全家又啟程，逕獨山，至貴陽，轉重慶。是年11月，馬鑑抵達成都，立刻投入教學。
在成都燕大，馬鑑是全校年齡最大的知名學者，也是一位工作最忙的行政領導。四年中，他自始至終擔任著中文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訓導委員會主席。「馬先生就像一位老家長，什麼都要管，從辦公室到課堂，到會議室，很難坐下來休息一會兒。」據中文系助教高長山的觀察，「他對工作從不表現出疲勞和厭煩，樣樣自己動手，不要別人幫忙。他一進辦公室就走向正面南窗的座位，坐下後立即帶上眼鏡，細心地在寫什麼。上課鈴一響，就急忙取下眼鏡，拿出書本和講義匆匆地走去。平時找他的人多，有的便在過道上跟他一路談，一路走；也有人因急事找他，等他一下課便迎上去，一路談著跟他走進辦公室。……
抗戰時期，成都生活非常艱苦，而且是愈來愈苦，有所謂「吃一頓飯是解決一個難題，洗一個澡是面對一個危機」的說法。馬鑑一份薪水，要養活二老四少六口之家：四個孩子，三個上大學，一個上中學，其家累為全校教師之最。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事，這位年齡最大、工作最忙、家累最重的馬鑑，抗窮的體力根底，也是全體教師最紮實的。在人們的印象中，「他每天早出晚歸，四年如一日，不記得他曾否請過一天假」。
國文系一位同學在多年後回憶道：「生活相當艱苦，但讀書空氣依然是那麼濃厚，除國文、英語基礎課有學校編印的講義，師生都沒有教科書，都是憑授課提綱講述。學生一邊聽，一邊做筆記，老師講得認真，學生學得專注，記得文學院馬鑑先生講中國文學史，不帶書本，隨口闡述，條理明晰，材料豐富，知識淵博，給同學們留下深刻影響。」
1945年8月的一天，馬鑑到華西壩參加校長聯席會議。忽然，消息傳來，日本鬼子投降了！頓時，連這些老成持重的大學校長也坐不住了。馬鑑立刻趕回陝西街，將路上買的兩串幾丈長的鞭炮交給門房燃放。校園裡的師生，圍著鞭炮歡呼雀躍。一會兒，蓉城就被狂歡的浪潮淹沒。人們湧上街頭，盡情宣洩鬱結了八年之久的感情，有的放聲大笑，有的喜極而泣，有的引吭高歌，有的手舞足蹈，而酒量不錯的馬鑑，這天晚上喝醉了。……
抗戰勝利，華夏重光，「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馬鑑一回香港，行裝甫卸，風塵不洗，首先就去視察他的「老學齋」。真是大喜過望啊，書房安然無恙，藏書十九完好。四年來他的學生夜間就與書同睡，萬卷藏書在漫長的等待中，基本上完好無損。馬鑑欣喜，特請友人篆刻一枚「馬氏老學齋劫餘文物」的圖章，以紀念這個夢想不到的奇跡。
又一次重大的抉擇出現在馬鑑面前，這次抉擇與他的下一輩有關。還記得當年馬鑑先行赴港時所帶的兒子嗎，他便是三公子馬豫。1940年，他考取西南聯大化學系，遠赴昆明。1942年，空軍來大學徵兵，其時香港淪陷，聯繫中斷，父母生死不明，他身受國破家亡的打擊，獨自應徵入伍。馬豫至今還記得，受訓的航校門口，大書著「陞官發財請走別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的對聯，不久他又赴美深造一年，回國後，成為轟炸機飛行員，多次執行戰鬥任務，駕機摧毀日軍的地面設施。
抗戰勝利後，馬鑑親眼目睹蔣介石倒行逆施，喪失民心，而內戰又迫在眉睫，因而勸誡馬豫千萬不要捲入內戰。馬豫深明大義，聽從父親的忠告，借口探親，來到香港後就不再歸隊，脫離空軍。但他與飛機已結束了不解之緣，所以新中國誕生不久，便決定參加「兩航」起義，回國從事民航工作。
1950年初，馬豫夫婦決定啟程，徵求父親的意見時，馬鑑完全同意，堅決支持。他說：「縱觀歷史，中國經歷過幾次等於亡國的時代，但我們的國家、民族、文化，不但沒有亡掉，相反，每經過一次歷史的災難，猶如鳳凰涅槃，更加輝煌而強盛。你此去應當好好為祖國效勞。」他還主動提出，留下尚在牙牙學語的孫子芳蔭，由爺爺奶奶來撫養，以便讓馬豫夫婦能集中精力報效祖國。
受馬鑑影響而返回祖國的，還有他的侄子馬文沖。１９４９年，馬文沖隨當時的國民黨國防部南撤廣州，再轉台灣。後來，馬文衝到香港來看望叔父，馬鑑便向他詳細轉告上述情況，又說：國民黨在抗戰後的所作所為，無一不是違背民意，徒逞私心，結果把自己逼上絕路，短短四年，就被趕出大陸。這樣的黨國，還有什麼必要為其效忠盡節呢？自古朝代屢有更迭，而祖國山河與炎黃子孫，卻是一脈相承，永遠不變的。你應當棄暗投明，隨同父兄為振興中華而效忠。這些話也是你父親的意思。於是，在父輩的民族大義和愛國思想的指點下，馬文衝下定決心，偕妻兒回到北京。
此時的馬氏兄弟九人，只剩下他和四哥馬衡，他盼望著同回寧波，尋訪月湖畔的故居，拜祭盛墊橋的祖墳。萬沒想到，1952年，馬衡卻在運動中莫名其妙地受到嚴厲批判。年逾古稀的愛國老人，無法承受這莫大屈辱，不久便去世了。馬文沖則在緊接著的「肅反」運動中，就被當作「台灣潛特」嫌疑，勞動改造二十年。消息傳到香港，馬鑑的震驚真是無可比擬。回家的打算，只得暫時作罷。
不過，相比於他的二哥與四哥，馬鑑應當說還是幸運的。1958年國慶節，中國政府邀請馬鑑以香港知名人士的身份赴京觀禮時，馬鑑不僅欣然答應，還以七十五歲高齡，親自擔任了觀禮團的團長。
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理解馬鑑先生的那份百感交集的家國情懷吧。想一想，一門五馬之中，如今活著的，唯有他老五了。自抗戰勝利之後，他就不曾再回到祖國內地，錦繡河山，長江黃河，怎麼能不日思夜想呢。觀禮團由武漢溯長江而上，穿越舉世聞名的三峽，盤行於上青天的蜀道，渡秦關，轉洛陽，年過古稀，體弱多病，致使他剛抵洛陽，就不幸病倒了。馬鑑被送往北京協和醫院，這正是當年他從南方北上時的第一站，他在這裡經歷了整整八年歲月啊。那闊別二十二年的北京，他曾詳細計劃過，要重遊哪些舊地，要會晤哪些親友，如今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觀禮歸來半年後，1959年5月23日，馬鑑在昏迷中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六歲。老人的心境非常平靜，覺得自己死而無憾了。在事業的終端，已有兩個兒子克紹箕裘。——馬蒙步父親之後塵，成為香港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馬臨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成為著名的愛國教育家。
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叱吒風雲的經歷，腰纏萬貫的財富，只管盡其所學，竭其所能，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走完這漫漫人生路，仰不愧於天，俯無怍於地。母親，如今我亦身為一名教師，我想成為馬鑑先生這樣的人。
六：馬准——梁祝文化研究的先驅
馬家老七馬准，是我認識最不清晰的一位先生。他研究梁祝，研究有關愛情的故事，他還有些神秘，他是馬家兄弟中有過明顯缺憾的人，他甚至出過家。當我想到他的時候，眼前飄過了一對蝴蝶，因此，我用「浪漫」來形容這個早逝的先生。
說到蝴蝶，這真是一種奇妙的巧合，今天鄞州的地形，就像一隻展翅的蝴蝶，而梁祝公園，就在鄞州高橋，彩蝶的左翅膀上。
愛情總是叫人無限地想往，此刻，我站在鄞州高橋鎮梁祝公園的正大門入口處，想起了寧波鄉諺：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廟到一到。此時，一曲纏綿緋側的鄉音繚繞在我的耳邊：梁哥哥，我想你，三餐茶飯無滋味，賢妹妹，我想你，衣冠不整無心理，梁哥哥，我想你，懶對菱花不梳洗，賢妹妹，我想你，提起筆來字忘記；
梁哥哥，我想你，東邊插針尋往西，賢妹妹，我想你，哪日不想到夜裡，梁哥哥，我想你，哪夜不想到雞啼，你想我，我想你，今生料難成連理……
想起孩提時代，就想起了童年時代我的保姆。母親，您一定不會忘記我們的新昌阿姨，這位愛唱越劇的保姆在牆上用毛筆描上兩句戲詞，翻來覆去地哼唱：梁山伯來祝英台，前世姻緣分不開。久而久之，我們這些才三、四歲的孩子也會跟著唱了。可我們並不知曉這其中的情事。
夏天的雨後，站在屋後的花園裡，看見一對黑底大花蝴蝶上下翻飛，保姆告訴我們，這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變成的蝴蝶啊。我們喜歡和追遂著它們，但我們不知道，這故事是從哪裡來的，是誰先開始訴說的，是如何開始流布的。
一百年前的一門五馬兄弟之中，是不是也有一位與我的童年一樣呢？他是不是也在雨後的田野上追逐過那一對對的彩蝶呢？
從圖片上看，馬准和他的二哥馬裕藻長得最像，圓圓的腦袋，戴一副圓眼鏡，大大的前額，頭髮稀少整齊地從左掃向右邊。面容和其餘幾位兄弟有些不一樣的地方，是他的下巴堅實，頸項略側，以示對生活的某一種疏離。他的表情也顯得略有些古怪，彷彿有什麼難言之隱不便道來。在馬氏排行中他行七，因為六哥早夭，他上面就是五哥馬鑑，他比五哥只小四歲，宗教信仰上卻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五哥信了基督，他卻是個佛教徒，一度還曾出家為僧。馬氏兄弟中關於他的記載最少，但關於他的想像空間卻又彷彿是最多。出世入世，出家還俗，聊聊數語便已經勾劃出他激烈而極至的人生。
據後人記載，馬准本是一個很善言談、又很風趣的人，但曾有某種嗜好，影響了他的一生。是什麼嗜好呢？我站在梁祝公園巨大的梁祝塑像前猜測，在那個舊時代裡，或許就應該是吸服鴉片吧。那個時代此一嗜好也並不算特別出格，嚴復、劉文典、包括吳昌碩這些大文化人當時也都吸食鴉片。但馬氏一族不同，他們是一門君子，在兄弟仲伯之間，馬准便略顯其瑕。
對佛學的興趣貫穿了馬准的一生。他本字太玄，便自號太玄居士。與馬氏一門兄弟的治學同出一門，他對書籍、文字、目錄學有著強烈的興趣，這也正是馬家的強項，曾在京師圖書館工作6年，1913年起先後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擔任教授。後到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為圖書館的發展作出了因有的貢獻。
中山大學圖書館創辦於1924年，1926年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同年，傅斯年從國外留學回來後去了中山大學，受聘於文學院院長，他自然就要招兵買馬。而他的北大同學、最好的朋友顧頡剛，則是他首選人物。顧一到中山大學，他們便共同創立了民俗學會。而馬准正是他們當年在北大從事民俗學運動時的一名猛將，因顧頡剛邀請，1927年的馬准來到了廣州中山大學，專門負責圖書館工作。
但馬准先生真正的卓越貢獻，則在於他的民俗學研究上。他對文化的一大貢獻與他的家鄉有關——馬準被後人稱之為梁祝文化研究的先驅，應是當之無愧愧的。而關於這一個特殊的貢獻，我們如果不曾親臨梁祝公園來感同身受，又是幾乎有可能會忽略的。是啊，人們是很容易這樣比較的：相對於十三年北大國文系主任的二哥，相對於十九年故宮博物館館長的四哥，一個關於家鄉蝴蝶愛情的民間故事的研究者，在天平上一放，究竟有著多大的可比性呢！
然而，你只要站在這裡，感受愛情，你就會深深地認識到馬准的深情與卓越，他曾經從事的是多麼深沉莊嚴的發現與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