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是基督教徒，馬鑑在文化上卻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傳統學者和教育家，一向信奉孔夫子的「述而不作」，歐美大學所謂「不出版就完蛋」的說法，在他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周作人晚年所著《知堂回想錄》中對此亦有評敘，他能準確地指出馬氏兄弟共同具有的兩點特性：一為待人謙虛，「雖然熟識朋友，也總是稱某某先生」；二為治學嚴謹，「用功勤，所為札記甚多，然平素過於謙遜不肯發表」。照今天的評價，馬鑑就是把全部心思放在教書上了。他認為教學必須使學生徹底明白了，不可敷衍塞責，尤其不可講解錯誤，給學生留下不正確的觀念或印象。所以他一有空閒，也是翻書本，找資料，青燈黃卷，孜孜不倦，目的卻只為了編好講義，上好課。不管這課文是否講過，每次上課前夕，他都要認真仔細的準備，直到深夜，夫人鄭心如則是「紅袖添香」，必定坐在一旁陪著他。學生向他借書看，發現裡面夾了許多紙條，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註解、心得。
馬鑑的次女馬彰曾經回憶說：「那時我還在小學讀書，經常看到大學生們來我家與父親討論問題，或向他求教，他們在書房裡一坐就是半天。我覺得父親好管閒事，來者不拒，浪費了不少時間，何必呢？以後才知道，父親除教中文外，還兼任輔導委員會主席，所以學生有任何問題都來找馬教授。而父親始終和言語悅色，不厭其煩地盡量幫助他們，解決了許多困難。那些受益的學生，也是衷心感激。當我們離開北京遷居香港後，常有父親的舊友登門拜訪，道及往事。」
這是一個多麼艱難困苦的時代，無論對祖國還是對個人。馬鑑的教育救國理想一次次面臨嚴峻的考驗。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深重，高等學府無法再保持昔日的寧靜。燕園裡人人戴上了寫有「恥」字的黑布臂章。燕大學生，首先以臥軌行動獲得乘車權，第一批南下請願，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救亡。馬鑑和一批具有正義感的愛國教授雷潔瓊、鄭振鐸、顧頡剛、高君珊、容庚等人，組織成立「燕京大學中國教職員抗日救國會」。
國家國家，國與家密不可分。正是在那段歲月，馬家也屢遭災難。先是1934年8月，馬鑑的母親與世長辭，然後是僅隔半年，他的九弟馬廉，也因腦溢血而英年早逝。此時二哥身體不好，四哥正在主持國家西遷工作，七弟尚自顧不暇，家中唯一能挑起家事大梁的也只有他。是年4月，馬鑑向學校請假，護送母親和九弟的靈柩，運回寧波，安葬在父親的墳墓旁邊。
真是揪心的事一件連一件，剛辦完喪事返回燕大，沒想到又有一件非常辣手的額外任務等著他——校方要他負責「百萬基金」捐款事宜。
原來燕大是一所私立學校，財政上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完全依靠教會和個人的資助。司徒雷登主管該校後，大部分時間是在美國度過的，其主要工作便是向有錢人募捐。他承認：「要經常巴結未來的捐款人，而且要向他們乞求。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我從來沒有經受過這種使人緊張而疲勞的事情。我甚至得了一種神經性的消化不良症，這一症狀，每次總是在我旅程完結時就消失。」他曾深有體會地感歎：「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這一類。」
這和十二年後毛澤東的對美國政府白皮書《別了，司徒雷登》中的那個美國駐華大使有多麼大的區別啊。30年代前期，美國發生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募集捐款更趨困難。司徒雷登的目光，不得不轉向中國人的錢袋，因此提出了「百萬基金」的口號。毋庸置疑，要實現這一目標，比在美國艱巨百倍，可是司徒雷登卻偏偏讓毫無經驗的馬鑑教授來負責。馬鑑半輩子教書育人，從來不和達官貴人、富商巨賈打交道，他在中國大地上到處奔忙籌錢，募捐之事，簡直是無從下手。幸虧他人緣好，有學生幫他結識了「山西王」閻錫山。閻錫山以綏靖主任名義，捐款一萬元，馬鑑此行，總算不辱使命。
望著馬鑑先生那張溫文爾雅書卷氣十足的面容，我感歎萬分地想：如果不是那次與他氣質與學養風馬牛不相及的籌款活動，他會離開燕園嗎？馬氏兄弟似乎都有同樣的心理特質，那就是表面看去波瀾不驚，卻已在不動聲色中做下了重大作為。事實上馬鑑下的正是一個跨度極大的決心，離開北京，南下香港。
回首往事，上一次他在協和醫學院待了整整八年之後離開，這次在燕京則度過整整十年。馬鑑畢竟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個年頭，要他遽然告別相依為命的兄弟，無話不談的友朋，畢業未畢業的學生，立刻到這舉目無親，生活習慣和環境氣候都迥異北地的香港工作，委實是太不容易了。有誰知道他內心的驚濤駭浪呢？馬家兄弟，是一群把自己的內心控制在道德文章中的地道的君子，那些痛苦的抉擇過程，馬鑑是不會對人言的。
匆匆完成籌款任務後，他就義無反顧地立刻離開了燕京，接受香港大學文學院的聘用，擔任該校中文系教授。由於行前匆忙，他啟程赴港時同行者只有一個兒子，其餘眷屬都還暫時留在學校。
整整十年的燕京歲月就此結束了。在此之前，他的同事許地山和鄭振鐸已經辭職，而他的前輩周作人、沈尹默等人則早就離去了。
坐落於香港島西部薄扶林道旁的香港大學，始建於1911年，港大中文系則於1927年成立，雖然如此，中文學院還是以英文為全部科目之最，中文專業知識，則與封建社會八股時代一脈相承，「五四」以來的白話文、新文學，更是完全被抨諸課堂之外。1935年1月，胡適替香港大學爭取到中英庚款基金撥助款項，校方特邀他來香港講學並授予名譽學位。這位首先倡導白話文的新文化運動之干將，自然對港大的文化氣候非常不滿，趁勢提議請燕京大學教授許地山來主持中文學院的改革計劃。當時的許地山用「落花生」的筆名撰寫問題小說從而名噪一時，港大自然歡迎。然而，主持改革的人最需要的便是管理才幹，而詩人氣質極濃的許地山在這方面恰恰又是弱項，恰在這時，馬鑑為募集「百萬基金」到了香港。老朋友異地相逢，自然是格外親切。許地山便提請這位燕京大學多年的國文系主任，到香港大學來再度共事。
馬鑑南下香港，是偶然因素促成的必然之行。此時，浙東文化中那種事功精神從溫文爾雅的馬鑑先生骨子裡便迸發了出來，呈現為敢於超凡脫俗的膽識和善於審時度勢的識見，他當機立斷，接受聘請。博雅的馬先生的到來，為香港創造了一個中國式的沙龍，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馬鑑頗有語言天才，寧波話、揚州話、北京話和英語都講得相當流利。來港不久，他又能粗通粵語了。上好的龍井茶奉上，是為了熱情接待香港文化新聞界人士，與學生的關係更是一以貫之的融洽。師生互答，如沐春風。上課時態度和藹，有問必答，課間休息時，便拿出從家裡帶來的花生米之類的零食，請同學們品嚐，一面繼續交談。座中學生大有成才之士，其中便包括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張愛玲。
然而，也有深切的痛苦伴隨著他的香港生涯。首先便是恩師蔡元培先生的去逝。晚年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先生於1937年底舉家來港，給孤身南下的馬鑑心靈以巨大的慰藉。蔡元培是馬鑑的啟蒙恩師，四十年前正是在他的指引下，馬鑑走上了教育救國的道路。在港期間，馬鑑常去問候，看到先生生活清苦，想在經濟上提供些許幫助，蔡元培說什麼也不同意。相反對於馬鑑所請卻有求必應，曾為他的書房親筆撰寫一副對聯：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種木長風煙。字裡行間，洋溢著對馬鑑教書育人的親切嘉許。馬鑑本以為能夠與恩師在香港長此相守，誰知1940年3月突聞蔡元培逝世的噩耗，其悲傷真是無法形容。蔡元培靈柩舉殯，他親往執紼，步行送殯。祭奠之後，馬鑑哀思未盡，打破自己「述而不作」的習慣，破例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紀念蔡孑民先生》一文。深情回憶師生之情。蔡元培的道德品格，早已融入馬鑑的血液中了。誠如其子馬蒙在他去世後所指出的「先生生前極為景仰蔡孑民先生，雖屆晚年，仍不忘以蔡先生之一言一行為典範。」
是的，母親，這正是我要告訴您的一個重要的心得，這些年來，我漸漸悟出了一種人格模式——蔡式人格。那正是以蔡元培先生為人格楷模的一種模式。通儒學養，大師氣象，家國情懷，中和格局。這樣的人格模式貌似絕不極端，處事接物，恬淡從容，日常性情溫和，從不疾言厲色，偶有批評也總是留有餘地，猶如冬日之陽。但一遇大事，則立見其剛強之性，發言行事，不肯苟同。舉凡歷史關口，他們實際上是真正有破必有立的歷史的創造者。這樣的人格模式，難道不是我們今天的國人真正應該大樹特樹的嗎！
這些年來，中國人孜孜不倦以求於胡雪巖，曾國蕃，乾隆、雍正皇帝……，總想從他們身上得到精神營養，為什麼不從蔡元培這樣的人格中去提取我們可以效防的精神品相呢？都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無怪乎蔡元培逝世的消息傳到北京，馬裕藻聞之哀慟有加，馬氏兄弟們，正是蔡元培人格模式的忠實實踐者啊。
又不到一年半，馬鑑痛失摯友許地山。馬鑑與許地山稱得上是無話不談，互相信賴的莫逆之交。他們氣質相近，志趣相投。本想彼此攜手，為香港教育扎扎實實做一番貢獻，誰知天不假年，許地山的英年早逝，使馬鑑再次打破「述而不作」的慣例，他義不容辭地為特刊寫下了《許地山先生對於香港教育之貢獻》。
太平洋戰爭的猝然爆發，使馬鑑無法繼續許地山的未竟之志。直至四十年後，他的兒子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以「兼讀學位」和「校外課程」的方式，終於完成了父輩的遺願。
1941年12月8日，日本悍然發動太平洋戰爭。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豎起白旗，向日軍統帥簽字投降，英國對香港的百年統治由日本取而代之。馬鑑的又一個重大抉擇在這歷史的關頭完成，他要離開香港，到沒有侵略者的地方去。
歷史竟然會有著如此相似的重複，馬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抉擇，實乃遭遇了與其兄馬裕藻同樣的經歷。馬裕藻留守北京時，周作人曾一再上門拉其下水，被馬裕藻斷然拒絕。馬鑑留守香港，亦被原港英政府首席華人代表所糾纏，此人在香港淪陷後第一個接受日軍司令官邀請，在宴會上發表諂媚的致詞，續而又自恃與馬鑑是老相識，親自出馬，勸其共事，還派了一個馬鑑過去的學生，天天來家裡糾纏不清。馬鑑讀了一輩子的聖賢書，深明大義，又生長於浙東報仇雪恥之鄉，視氣節為生命，豈肯屈膝事敵，充當遺臭萬年的漢奸？他斷然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馬鑑之於香港，並非一無牽掛，最讓他放心不下的是他置存在「老學齋」中的藏書。
「老學齋」藏書，肇始於1916年去北京任教。馬鑑一生別無嗜好，唯對書籍愛之如命，讀書備課，就是他平生最大的樂趣。在京二十年，他去得最勤的地方，便是東西琉璃廠。當時的馬鑑，雖僻處西郊海甸，不可能像他的其餘弟兄那麼方便，但每逢周未，常常進城，一方面看望母親和兄弟，另一方面，就是到琉璃廠淘金。
馬鑑購書，有與眾不同之處。他一生信仰教育救國，總是以「教書匠」自許，因而購書準則，不僅僅是合乎個人興趣，更主要為了滿足教學參考的需要。同時，馬鑑教書，也有與眾不同之處。他不像那些「專家」教師，一輩子只教某一門或二門課，他是「博而無所歸」，講授過中國文學史領域內的許多專題，因此，不光是筆記與小說，舉凡唐宋以來的詩、詞、曲、散文以及歷代名家的詩文集，全都屬於他收集的範圍。當時書價頗合市場經濟規律，漲落全看顧客購買的行情。大家都搶購的書，價格一哄而高，無人顧問的書則十分便宜。馬鑑掌握了這個規律，不趕時髦，專挑價格回落的書買，天長日久，居然也蔚成大觀，藏書多達一萬一千餘冊。離京去港後，他志趣不減，繼續收集不輟，至1941年底，又增加了四千餘冊。
馬鑑把自己的書房取名為「老學齋」。其含義有二：一是學無止境，「做到老，學到老」，這是他的生活信條；二是偉大的愛國詩人陸放翁，曾名其居除曰「老學齋」，晚年又輯成專門記錄軼聞舊典的《老學庵筆記》，他對筆記文學情有獨鍾，乃想傚法陸游，在這間「老學齋」記錄平時見聞所得，將來編成一冊《老學齋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