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文·瓊斯問我願不願意去北威爾士走一趟，見見羅素，求他不要發表這項聲明。我們應該竭力避免讓這場運動的兩位泰斗公開起衝突，因為——這才是關鍵——那些滿懷激情地投身呼籲核裁軍運動的人（其中有些人非常年輕）根本不在乎這些泰斗、大人物、主角。這是一次民主運動，領袖內鬥的消息一經傳出，大家會覺得噁心。至少那些（或者是他們的父母）剛剛經歷過共產主義內部可怕的個人鬥爭的人會歎口氣「噢，又來了」，然後轉身離開，幻覺破滅。參加這場新運動的幾十萬人裡面大多數是年輕人，他們最動人的地方在於一掃往日的憤世嫉俗的、幻滅的陰霾，對自己充滿了煥然一新的光明的興趣和信心。因此一定要阻止這場公開的爭執。但困難的地方在於這兩位鬥士和他們的追隨者們早就把那幾十萬單純的人拋在腦後——當你每一天、每一分鐘都在執迷於捉摸對手的惡行時，這種情況就會發生。
那時候的我不像現在這樣經得起吹捧。但即便是現在，我也有理由不必苛責自己：我真的很關心那些無辜的年輕人——他們現在當然都是中年人了，早已喪失了對政治的幻想。但在當時，讓他們盡可能久地保持天真似乎很重要。我說，我會去。我沒有車，那時候離我擁有自己的車還有四年之遙。一個年輕的澳大利亞女人說願意開車送我，她叫珍妮特·哈澤，是《新左評論》圈子裡的人。旅途並不愉快。她有輛小車，我們不認識路，而且一路上都在下雨，灰濛濛的連綿不絕的冷雨——英格蘭最擅長的那種讓你傷感的雨。雨刮一成不變地把冰冷渾濁的雨水從擋風玻璃的一邊推向另一邊，我們這兩個來自殖民地的人都處在「無法想像我們為什麼會來這兒」的情緒裡。寬闊的高速路還沒有建成。珍妮特一路上都在抱怨：這次新革命運動的男人們把女人當成苦力，這讓她覺得厭惡。她想給他們寫一篇《金色筆記》書評，但他們不允許。他們只對理論和學術理念感興趣。
我們不斷地迷路，等我們到達北威爾士和普拉斯彭林時已經很晚了，比我們事先說好的時間晚了幾個小時。伯蘭特·羅素和羅素夫人用冷冰冰的正式禮節接待了我們。他們當然已經詢問過斯格曼，斯格曼告訴他們不要相信我們。羅素一開口就用輕慢的語氣說，他從倫敦到這裡只要兩個小時，他很驚訝我們這麼差勁，在路上居然花了那麼長時間。我們去了休息室。羅素夫人警惕地看著我們，彷彿我們是刺客或者是來投毒的。羅素就像精力充沛的、上了年紀的地精。事實上，這匹在政治戰場上身經百戰的老戰馬認為我也是一匹戰馬，一副開玩笑似的好辯姿態立刻顯露了出來。說到底，我此行的任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我不能說：「你被一個年輕的不擇手段的政客利用了，他在倫敦逢人便說，他讓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我不能說：「沒有人跟你說實話。」我也不知道羅素夫人在這些事情中究竟扮演著什麼角色。我不能說：「有人懷疑你妻子（她正坐在一邊，微笑中帶著怒氣）跟斯格曼串通起來欺騙你，但也有人認為她也被操縱了。有人相信，她像很多年輕的妻子一樣，想要保護自己年邁的丈夫。」我想用開玩笑的口吻把這些全說出來，我想說，呼籲單邊核裁軍運動的分支機構裡面有很多年輕無知的新人，他們對卡農·科林斯和羅素幾乎一無所知，滿腦子都是愚蠢的理想主義，跟我們當年一樣少不更事、不諳政治，百人委員會和它所發源的組織之間的鬥爭如果讓他們知道了，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終於，我鼓起勇氣說，羅素和卡農·科林斯誤讀了這場新運動的情緒、基調和做事風格，而這場運動的參與者並不在乎誰是領袖，也不在乎這些領袖。
我進入了正題：如果他——伯蘭特·羅素——指責卡農·科林斯的聲明真的出現在下週日的《觀察家》報上，將會造成巨大的破壞，讓幾十萬核裁軍運動的支持者幻滅，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很年輕。我驅車而來就是為了求他撤回這項聲明，確保它不會出現在《觀察家》上。羅素馬上變得極其粗魯，說我聽到的消息是假的，根本沒有這項聲明，他根本不知道有任何聲明。羅素夫人也說，他們根本沒有草擬什麼聲明，也沒打算這樣做，但她相信，等到特定的時機，應該向大家揭露卡農·科林斯是怎樣一個人。
我們一邊談話，一邊吃三文治，喝咖啡。羅素說，他覺得沒有必要繼續討論了，他想我們一定很累了。明天早晨他不會見我們，但會讓管家為我們準備早餐。羅素夫人和他一起護送我們去臥室，因為考慮到當時的氣氛，所以當我們發現我們被鎖在房間裡時，一點也沒覺得驚訝。那是晚上九點。
可憐的珍妮特·哈澤不應該遭受這種不快的待遇，她駕車送我過來完全是出於好心。我可以肯定，這一切讓她非常沮喪。如果是這段不快的短途旅行促使她下定決心盡快離開英國，那麼我一點也不怪她。
第二天，我們駕車緩慢地回到倫敦，我向默文·瓊斯報告：我的努力失敗了。那時候我為自己居然做了這件事情而生自己的氣，因為它沒起到任何作用。
第二個星期天，《觀察家》應該會登出兩份聲明，伯蘭特·羅素指控卡農·科林斯，卡農·科林斯指控伯蘭特·羅素。至少單純的大眾會以這樣的眼光看待這種現象。但事情並沒有發生。那些聲明不見了，消失了。於是單純的人永遠也不知道這些卑劣的伎倆和領袖間的爭奪。那種骯髒在我腦海中留下了很深的記憶，直到現在，當我說出我的看法時，我仍然覺得緊張，擔心喚醒那些年深日久的沉睡的狗。我認為，卡農·科林斯更應該是罪惡的受害者，而不是犯下罪惡的人，他犯的錯誤不是兩面三刀和骯髒伎倆，他的錯誤很簡單，他不理解普通人對領袖和領導權是多麼的不感興趣。我為他感到難過。
百人委員會蓬勃發展，吸引了很多像他們一樣尋求「直接行動」（也就是跟警察對抗）的人，但它脫胎於其中的CND[即呼籲核裁軍運動。]卻日漸勢微。奧爾德瑪斯頓遊行繼續進行，人數增長，慢慢失控，繼而衰減。雖然一方面我們可以很輕易地說，一場大規模運動因為這個或那個原因而減弱或消退了，但我認為，我們並不真的理解其中的動力機制，不理解一場群眾運動為什麼興起、發展、然後又衰落。如果你對支持過百人委員會的人說，你認為百人委員會起到了壞的影響，他們往往會回答，「但它催生了反對越南戰爭的暴動和美國的遊行。」一場運動確實會對另一場運動產生影響，但如果說美國人沒有能力推動本國的反戰運動，在我看來很荒唐。
我有時會遇到經歷過「直接行動」時期的人，我向他們問起對拉爾夫·斯格曼的看法。有人說很仰慕他，有人說他讓他們覺得不自在。總的來說，仰慕他的都是那些經由他第一次體驗到政治的滋味的人。斯格曼當然很瘋狂；即便他整個人沒有發瘋，你至少可以說他的行為是瘋狂的——這是一種重要的區分，對待政治領域中那些有號召力的人，我們必須要進行這種區分[這樣的政治聖人當時在全世界有多少？幾十萬、幾百萬？他們堅定、無情，有軍人作風，列寧——那個完美的人——的魂靈縈繞著他們，每個人都在革命戲劇中扮演著主角，扮演英勇的殉難，腦海中日日夜夜上演著革命的戲劇，一遍又一遍，像無法停止的磁帶。我有時會想，這些人現在怎樣了？他們會說「我不知道自己當時怎麼了」嗎？——原注]。
問題是，那些渾身沸騰著瘋狂的泡沫的人，如果處在政治或宗教的背景中，人們就不覺得他們是瘋狂的。同樣是這些人，如果換了背景，人們會立刻發現他們是瘋子。但有些瘋子會向政治或宗教運動靠攏，在這些運動中，他們的瘋狂不會被識破；他們這樣做是有意識地還是無意識地，這個確實無關緊要。有些人完全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比如希特勒和斯大林。而另外一些人——我認為——則幾乎是無意識地受到內心深處的傾向和湧動的驅使，這種傾向在彼此同情的氛圍中迅速滋長，連他們自己也感到驚恐：我完全相信，很多出於理想主義而參加百人委員會的年輕人，他們後來發現的東西（無論是在自己身上，還是在別人身上）讓他們不寒而慄。我們已經忘掉了那種有毒的氣氛和氛圍——正如我們已經忘掉了強大的理想主義。現在我們恰好處在人類故事中一個溫和的、沒有黨派之爭、相對理智的間歇期。要想正確地裁斷當年蔓延在百人委員會內部和周圍的狂熱和指控，就意味著重新喚起那個時代，那是不可能的。
怎樣解釋伯蘭特·羅素的現象：一個以勇敢堅定地反對一戰的軍國主義為起點、終生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一個經驗豐富、深諳各種政客行徑的人，居然沒有識破拉爾夫·斯格曼？即便有人提醒他，告訴他千真萬確的實情，告訴他如何被利用了，他為什麼仍然拒絕去瞭解真相？羅素就是不肯聽，這種情況雖然沒有持續很久，但等到他肯聽時，已經太晚了。大家都在問：拉爾夫·斯格曼在拿美國中情局的錢嗎？在拿蘇聯克格勃的錢嗎？之所以會這樣問，是因為他造成了很大的破壞。這種說法現在聽起來很瘋狂，但當時人們不覺得。幾乎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指控「拿中情局或克格勃的錢」，當然，有些根本不可能被收買的人也遭到了指控。
年老伴隨著各種各樣的危害和危險，有一種危險我認為有可能是最嚴重的，但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那就是當一個老人遇到了年輕的自己的幻影——一個依稀的影子，業已喪失的各種可能性的回聲——從而喪失了一切獨立道德判斷的時候。
托爾斯泰在切科夫面前喪失了驕傲和平衡，而切科夫是個二流的人，他稱自己為這位老人的弟子，實際上卻在操縱老人的想法，告訴他應該親近誰，疏遠誰。
瑪克西姆·高爾基有好多年讓彼得·克留奇科夫掌管自己的生活。克留奇科夫拿著克格勃的錢，也許參與了殺害高爾基的陰謀。到了最後，高爾基似乎也開始懷疑他，但問題是，為什麼一開始會向這樣一個人屈服？
讓-保羅·薩特在最後的日子裡把自己交給了皮埃爾·維克多（也叫本尼·利維），一個年輕人，他滑稽地模仿薩特的所有特點，以至於薩特的優點也變得很可怕。法國人說：我們偉大的薩特在重蹈羅素和拉爾夫·斯格曼的覆轍，一定要阻止這件事情。但他們沒能阻止。
這條可悲的法則有一個例外，但這也許是因為他們不是一老一少兩個男人，而是一個年老的女人和一個年輕的男人。女演員路易絲·布魯克斯在遲暮之年結識了來看望她的年輕人肯尼思·泰南，他們發展出最迷人的友誼：溫柔細膩，知道自己在異想天開，充滿對不可能實現的愛的思戀之情。
老朋友們，老同志們——總而言之，老人們——當眼睛閃閃發亮的年輕人出現在你面前，告訴你「我一直很崇拜您」時，一定要警醒。接下來幾乎沒有好結果。
除了跟拉爾夫·斯格曼的關係，伯蘭特·羅素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他已經被奉為聖徒，成了人們眼中的和藹可親的老人，年高德劭，智慧超群。人們對聖徒、聖女、大師、智慧女人和智慧男人的胃口是永遠無法滿足的。這意味著，最不可信的材料也會被神聖化。我自己也必須跟這種傾向做鬥爭：人們想把我變成「年邁智慧的女人」。事情總是這樣：幻覺破滅的追星族和弟子們總會過分抨擊他們曾經不明智地尊崇的人。這也是羅素的遭遇。
我在朗廷路住了四年，那段記憶栩栩如生，跟在沃裡克路的感覺完全不一樣，我努力不去想沃裡克路的生活。這不僅是因為我的日子過得較為寬鬆了，多了些錢，少了些憂慮，情感開始變得自由，還因為整個社會的氛圍開始明亮起來。被戰爭摧毀的黑暗的英國已經成為昨天，要花點力氣才能回想起來。這是十年的成效，新一代已經成長起來，當你說起轟炸現場、炸開的牆面、沒有粉刷的難看建築，說起實用的衣服、糟糕的食物、難以下嚥的咖啡、人們晚上十點鐘上床，他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咖啡館裡面擠滿了要讓世界改天換日的年輕人，街上出現了最早的物美價廉的餐館，人們的衣服都顯得朝氣勃勃、新穎別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