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第一次奧爾德瑪斯頓遊行開始了，從倫敦行進到奧爾德瑪斯頓，跟後來幾次的方向相反[第一次奧爾德瑪斯頓遊行發生在1958年。]。遊行和「示威」幾乎每個週末都有，持續了幾年，有些是共產主義者發動的，有些是工黨發動的。而我始終都處在神經質的負疚感當中，因為我很少參加遊行。但這次不同，這次是關於原子彈，有這種感覺的人不止我一個。那天，離開倫敦繼續遊行的人不多，大約只有幾百人，像很多遊行和示威一樣，這些都是核心的忠誠分子，他們帶著自己的孩子繼續遊行。但這次遊行有它獨特的魅力，沿途不斷有人加入進來。每路過一個地鐵站，人就增加一些，人們跳下公交車加入遊行。到了第二天晚上，遊行人數達到了幾千人。關於遊行的消息上了報紙和電視。遊行的隊伍越來越壯大，讓組織者措手不及。當我們進入奧爾德瑪斯頓，遊行即將到達終點時，共產黨委員會的成員都站在道路兩邊，眼睜睜地看著。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呼籲核裁軍並不在他們的政治日程之列，但這項運動卻號召起這麼多市民。那天我們對同志們做出了很多的輕蔑評論，我們說他們會馬上根據事件去調整「路線」，而這最終會暴露他們的虛弱。
第一次遊行吸引了來自英國各地的人，後來幾年的遊行吸引了來自歐洲和美國的人。遊行把左派裡面各種立場的人都集結在一起，而且大大超出了左派的範圍。如果你站在那裡看上一小時，就會發現遊行的人舉的各種橫幅構成了一幅社會主義英國的地圖。甚至保守黨社團也參加了遊行。多樣性，這是遊行的基調。很多人參加遊行主要並不是因為原子彈，而是出於對英國的整體狀況的擔憂。一年又一年，遊行的隊伍越來越年輕，到了最後，你會認為這是又一個兒童十字軍。參加奧爾德瑪斯頓遊行變成了一種成年禮。我前幾天還遇到一個女人，她對我說：「我媽媽當時不讓我去，我永遠不會原諒她。」但一開始的幾次遊行裡面有各種年齡、體格、類型、膚色的人，那是一群樂觀的興高采烈的人，喜歡找樂子，甚至可以說對權威很不恭敬。湯姆·萊勒的歌和《我們將克服險阻》、《河畔》、《耶路撒冷》一起成了遊行的主題曲。克裡斯多夫·洛格做了自己的橫幅「多吃點食物」，贏得了一片嘲諷的歡呼。完全不贊成這次遊行的約翰·韋恩站在遊行隊伍經過的橋上，向下張望，朋友們向他揮手，喊著，「下來，跟我們一起走。」他悲哀地搖了搖頭。肯·泰南緩步走著，吸引了很多弟子。到了午飯時間，我們停下來野餐，戲劇界的一小群人湊在一起，順便聽聽泰南的妙語。年輕人經常圍著一位長者，聽他談論政治、市政、歷史、文學、電影，就像學術討論小組。遊行在我眼中就像大學或學校課程的延伸，一個巡迴的課堂。
所有橫幅中，最打動人、讓人愉快的是一條固定在單薄的童車頂部的小橫幅，推童車的是個漂亮的年輕女人。這幅橫幅傾注了一個勇敢的業餘人士的心血。它低低地立在工會、工黨和倡議核裁軍委員會打出的白底黑字的巨大橫幅中間。那些橫幅上寫著：「克萊德賽德[ 克萊德賽德：蘇格蘭格拉斯哥市附近的一個區]說不」……「康沃爾[ 康沃爾郡：英格蘭西南端的一個地區]說不」……「格林威治說不」……「取締原子彈」……而她的橫幅上寫著：「卡羅琳說不」。如果讓我選一幅畫面來概括那些年的遊行，我會選這一幅。或者也可以選另一副——魏蘭·楊和妻子走在隊伍當中，被他們的年幼的孩子們包圍著：孩子們在手推童車和搖籃車裡，背上背著一個，手裡抱著一個。
有一次，倫道夫·丘吉爾向遊行者致意，用留聲機給大家放愛國音樂，但喧鬧聲太大了，遊行的人以為他支持遊行。當他以憤怒的姿態表明自己的立場時，大家邀請他加入隊伍，讓他轉變了心意。
記者們加入了遊行，目的是想獲得隻言片語，加以利用，這讓整個事情顯得很荒唐。
第一年過後，當遊行在特拉法加廣場結束時，聚集在那裡的人據估計有五十多萬。有些不那麼堅定的人走到海德公園就放棄了，那裡成了一片野餐的海洋，但也有人在家裡設宴款待遊行的人。住在河邊的彼得·派珀和安娜·派珀敞開家門，為幾十人提供湯和三明治，那些人有的一路顛簸而來，在學校和市政廳的大廳裡潦草過夜。我們這些年齡大一些的人大部分晚上都回自己家裡睡覺，第二天一早坐火車趕到遊行的人頭天晚上到達的地方。我在《四門城》中描寫了奧爾德瑪斯頓現象。
與此同時，百人委員會出現了，這個委員會的目標是把這個龐大、雜亂的運動變成武器（這是他們的原話），從事直接的攻擊和破壞，千方百計地破壞核設施安裝、相關國家的大使館和試圖阻止這場運動的警察部門。顯而易見，參加遊行的幾十上百萬的人當中，大多數人有的只是比較溫和的政治傾向，根本不會投身於「直接行動」；因此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這個計劃會分裂、攪亂呼籲核裁軍運動。換言之，列寧的繼承人又跟我們在一起了。即使沒有讀過列寧寫的書，甚至從未聽說過列寧，也可以成為列寧的繼承人。
事實證明，沒過多久，呼籲核裁軍運動就發現自己的聲譽受到了損害，因為關於暴力事件的報道和傳言開始出現——很多記者都在虎視眈眈地等著這樣的機會。
百人委員會召開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三類人。第一類是像我這樣的人，曾經的共產主義者，現在已經不是了。我們出席是想看看我們最壞的猜測是不是真的。第二類是那些已經不再迷信共產主義、但仍然相信革命和暴力是「鬥爭武器」的人。第三類是一些天真的人，正在品嚐第一滴血。我最近問過其中的一個人（他多年在百人委員會中身居要職），他現在怎麼看當年那些喧囂和怒火，他認為他實現了什麼。他回答：我們把一整代人政治化了。換言之，他認為百人委員會帶來的長遠福祉是造就了更多像他這樣的人。
開會的房間很大，擠滿了人，密謀的氣氛讓我覺得再熟悉不過。領頭的又是個才能卓越、散發著迷人魅力的人，這一次是拉爾夫·斯格曼，一個年輕的美國人。他在演講，這種演講的風格已經在歷史的淬煉中變得爐火純青。他把理想主義跟冷靜清晰的精確結合在一起，充滿了對反對者的輕蔑。反對者們當然都是些懦夫和膽小鬼，都是有道德缺陷的人，因為這個房間裡的人的肩膀上承擔著全人類的未來的重任。
老衛兵坐著，聽著，早早離開了。我剛好跟雕塑家邁克爾·阿依頓一道出來。我以前從未見過他，以後也不會再見到，但憤世嫉俗的老衛兵的態度讓我們一見如故。我們在街上道別時，他說：「我覺得我們可以說，我們是過來人。唉，真無奈。」
百人委員會——那次會議的產物——不遺餘力地把自己渲染成呼籲核裁軍運動的健康、誠實、良好的組成部分，為了造勢，他們把伯蘭特·羅素推舉為運動的領航星。
參與運動的成員不斷地在各個分支和社團之間改換門庭，他們竭力想要獲得像我這樣的人的支持，因為老衛兵是有價值的，我們的名字放在信頭上可以增加份量，尤其是有助於他們籌集到更多資金。
有一本書叫《抗議發起人》，類似於對這些運動的官方記載，我被描繪成呼籲核裁軍運動和百人委員會的集會發言人，我不是。我被描繪成積極的示威者，我也不是——除非奧爾德瑪斯頓遊行算得上示威。拉爾夫·斯格曼當然四處宣揚，說我是百人委員會的支持者。
拉爾夫·斯格曼主宰著百人委員會，他沒有正式的職位，但當時大家都沒有正式職位，部分原因在於人們認為那是「舊政治習慣」，還有部分原因在於這樣一來，警察就不知該抓誰。
拉爾夫·斯格曼來找我。這聽起來像是小事一樁，但他在來訪之前已經向人們打聽過接近我的最佳方式。我們兩人坐在那個醜陋的小房間裡，窗外街市的喧鬧和汽車的噪音迫使我們關上窗，這樣才能聽清我們自己的說話聲。確切地說，當時的情景是這樣的：拉爾夫嚴肅地點著頭，神情凝重，「我認為，這樣做是可取的……」，說著他敏捷地起身關上了窗。他坐下來，身體前傾，目光堅定地注視我的眼睛，讓我想起了以前的各位列寧的化身。他們都是按照自己的原則去說謊的人；但這引發了一些有意思的問題。我一邊和顏悅色地聽著他的雄辯，一邊在心中跟自己辯論。此時，他知道我完全知道他在幹什麼。
難道不是他在跑遍倫敦，向人吹噓伯蘭特·羅素的信的落款不僅是他簽的，內容也是他口授的嗎？「我說什麼，他就做什麼。」（很多左派的人都記得這件事。）有誰不知道，如果一個人對羅素說「我幫你去拿文件……去倒杯水……去接電話」，羅素會回答，「不，讓拉爾夫幫我吧」。羅素是拉爾夫的囊中之物，拉爾夫四處向人吹噓這件事情。而現在拉爾夫就坐在我面前，繪聲繪色地把卡農·科林斯（呼籲核裁軍運動主席）說得極其不堪，他說科林斯正在用骯髒的手段和伎倆削弱羅素的影響力。那些手段其實都是共產主義的戰術軍火庫的一部分——列寧的戰術。拉爾夫知道，我肯定知道他說的不是真的，但他仍然煥發著誠摯的神情。
我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我當時就產生了這樣的疑問——當說謊的人完全知道對方知道自己在說謊時，這還算不算說謊？當言者和聽者都諳熟列寧式的「工作風格」，知道它要求說謊和各種卑劣手段，那麼說話的人還算不算在說謊？
我坐在那裡聽著，微笑著，默默思索著這個和其它相關的問題，拉爾夫則繼續著他的長篇大論。
我認為下面這個故事體現了真正純粹的、完美的說謊：七十年代，一位事業成功的電視台行政主管到了如果不要小孩就永遠沒有孩子的年齡，她決定結婚。她遇到了——終於遇到了——合適的男人，一個好男人。她非常快樂，簡直心花怒放。她驚歎不已：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居然輕而易舉地就實現了。她出其不意地給他打了個電話，結果目瞪口呆，淚如雨下。在他們戀愛的整個過程裡——有幾個月的時間——他們約好，她不要往他工作的地方或公寓裡打電話，他會打給她。但有天有件急事，她打電話去他工作的地方，但那裡的人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她往他住的那個街區的好幾個公寓打電話，沒有人認識他。她跟他當面對峙。他怒不可遏。「我們本來說好了，你永遠不要給我打電話。」這全是她的錯。實際情況是他確實有份工作，他的工作地位和薪水跟他告訴她的一樣好，但是在另一家公司裡。他也確實住在一套很好的公寓裡，在倫敦的體面街區，只是跟他告訴她的地方不一樣。他的生活、成就都跟他告訴她的程度相當，只是處在另一條平行線上。這種匪夷所思的背叛讓她十分震驚，幾乎要發瘋。「為什麼，但是為什麼要這樣？」
「我不想讓你知道我在做什麼，住在哪裡。」這個很快就要結婚、按說已經有了一些關於共同生活的打算的男人這樣回答，而且他真的威脅要起訴她，因為她違背了承諾。這肯定是一個人能找到的最完美的、純粹謊言的例子。
持續了幾個月的倒科林斯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那是一次骯髒的發酵，謠言氾濫，醜聞橫飛。百人委員會得到了它最想要的臭名遠揚。
我去卡農·科林斯的家裡參加會議，討論委員會的策略。我並不是在說，「在場的沒有一個人意識到，他們在對抗只是頂著另一個名字的斯大林主義」，因為在當時，任何一場政治聚會裡面，與會者總有些人是前共產黨員，或者曾經接近過共產黨，這樣的人可能在會上佔多數。但他們那種受傷的無助的天真讓我目瞪口呆。他們的反應也許很恰當，因為他們能做的事情其實不多。卡農·科林斯的隊伍遵循良善的民主規則：公平遊戲，誠實報道等等；但百人委員會卻來自完全不同的傳統，他們遵循著另一套規則。老衛兵們很沮喪，因為參加呼籲核裁軍運動的大眾並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但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很久。
在《觀察家》工作的默文·瓊斯打電話給我。拉爾夫·斯格曼已經說服伯蘭特·羅素簽署了一個聲明（拉爾夫起草的），指控卡農·科林斯的種種劣跡，這份聲明將刊登在下週日的《觀察家》報上。羅素也許根本沒見過這份聲明。大家都知道羅素被蒙在鼓裡，對很多重要的事情一無所知，大家認為羅素夫人也不知情。另一種可能是羅素夫人和拉爾夫·斯格曼串通起來欺瞞羅素，因為她也很崇拜拉爾夫——這真不可思議。
而卡農·科林斯和他的支持者們也在籌劃一個聲明，描述伯蘭特·羅素（毋寧說是拉爾夫·斯格曼）的所作所為，但他們的文風要冷靜得多，而且以事實為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