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是純粹的、有著很高的道德立場的共產主義者，直到最近仍然不願意接受共產主義中的邪惡。你的理想主義受到了傷害，你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也遭到毀壞。
讓自己坐到打字機前，親愛的愛德華。你可以在藝術中交流你的經歷，交流可以這樣實現。但你失卻的感受與哲學何干？
我們生活的時代，我相信，任何哲學都不會對它保持忠誠。馬克思主義不再是一種哲學，而是一種政府體系，隨國家的不同而不同。
這是件好事。任何延續了五十年的哲學一定是壞哲學，因為每件事情都變得飛快。
我知道我是個社會主義者，而且我相信，適當的時機出現時，革命是必要的。但肯和約翰這樣的經濟學家或歷史學家是否像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正確，我不知道。一個人怎麼會知道？在我看來，很多被我們稱作「馬克思主義」而且非馬克思主義者也贊同的概念，只是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的壓力的反映。
我不想再製造更多的概念——我指的是為我自己。
我想讓自己浸潤在某種知識當中，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除了在極少數人眼裡，「成為共產主義者」從來都不是一個智識立場的問題，而是是否具有同樣的道德狂熱的問題。——對於這樣一種看法，你是否想說些什麼？
我身上的道德狂熱已經消失殆盡。任何一個感到自己應該對過去三十年來的血洗和憤世嫉俗負有責任的人，都無法再對資本主義的殘忍懷有道德義憤了，是不是？無論如何，我做不到了。
我感覺到的是巨大的歡樂和滿足：世界正在飛快地前進；中國的農民不再挨餓；世界各地的人關心自己的同胞，為他們時下所認可的正義而奮鬥。我感到自己是一股複雜的運動洪流的一部分，我從中獲得了深深的滿足。但這跟政治態度有什麼關係？
我想寫很多書。
三十年間沒有生命的政治話語的腐臭氣味讓我覺得噁心。
我很清楚，既然你希望從我這裡找到些什麼，這封信一定會讓你失望。但我不得不如此。你不應該向我這樣的人尋找確定的回答。
我覺得自己像是從監獄裡釋放了出來。
但最重要的，我相信你應該坐到打字機前面，問問自己在想些什麼。
愛你的，
多麗絲
這些信的背景是這樣一個議題：愛德·華湯普森、約翰·薩維爾還有其他一些人，他們應該把自己從黨內除名嗎？顯然我認為不應該。但整個事件進行的過程中，我跟克蘭西和其他人之間的對話都屬於純粹的「托洛茨基主義」。我們這些「修正主義者」心中的某個地方仍然相信，黨可以被淨化、被改造。愛德華要求開會——召開跟領導層的公開會議，把「所有的事情都擺到檯面上」，這是那個時期的主調。現在很難相信，一直到1956、1957年，這些聰明人才發現「國王大街」在說謊、控制會議、操縱選舉。各種各樣的人湧向國王大街，要求真相，只要真相。這些人當中有哈伊米·利維，他去過蘇聯，去之前對國王大街說，無論他們反對與否，他都要去。他在蘇聯見到了臭名昭著的蘇洛夫。哈伊米想討論猶太人在蘇聯遭受的對待——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謀殺、折磨和迫害。而蘇洛夫在接受採訪的整個過程中不斷重複著：蘇聯沒有猶太問題，因為蘇聯沒有猶太人。哈伊米回到倫敦，要求黨向公眾「和盤托出」真相，遭到拒絕後，加入了愛德·華湯普森、約翰·薩維爾和其他人的行列。
我明確希望「修正主義者」不要把自己放在會被驅逐出黨的位置上，因為沒有了「修正主義者」的黨會變得更糟。
多蘿西·湯普森把這些信送給我之前，我已經忘了我去見過高蘭。現在我記起來了，我發現他平淡無奇。約翰·高蘭繼哈里·波利特之後成為共產黨的領導人。波利特是個踏實的人，在可能的範圍內做到了誠實，在黨外也受人尊敬。他是英國的工人階級運動和它在二三十年代跟艱難歲月做鬥爭的產物。而高蘭是共產黨的產物——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我從未遇到過一個不敬重哈里·波利特的人，但大家對高蘭都不耐煩。
但隨著這些事情的進行，我一直在想，我怎樣退黨才不會引起大驚小怪。因為記者一直埋伏在那裡，一有脫黨分子，報紙上就會登出頭條：某某某揭露共產主義地獄（指的是英國共產黨）的真相。如果能做得到的話，我不打算為這類標題貢獻素材。那麼，我為什麼在這裡到處管閒事，去見強尼·高蘭，寫信給愛德華·湯普森，有些信至少在語調上像個充滿感情、但又愛指手畫腳的大姐姐呢？唉，真相一定是這樣的：政治謀劃的嗜好，享受居於中心的那種感覺——簡而言之——對權力的享受，哪怕只是最微末的形式。
若幹事實：在我公寓裡開過幾次會，我的住處對外地來的人很方便。我清楚記得的人有愛德華·湯普森、約翰·薩維爾、哈伊米·利維和蘭德爾·斯溫格勒
那些激烈辯論的內容我已經完全忘了，但當時的氣氛記憶猶新：精力充沛，經常尖酸刻薄，當然也充滿了政治鬥爭的樂趣。我們當然討論過入侵匈牙利事件，但隨著歲月的流逝，匈牙利事件成了人們記住的唯一事件。但在我們這些過來人看來，匈牙利事件只是一系列醜行的頂點，那些醜行包括蘇聯對東柏林起義的鎮壓——我記得是1953年。
我病了，因所有這些緊張而生病的人不止我一個。
我為《新理性人》寫了短篇小說《他們趾間的太陽》，我認為這個短篇屬於我寫的比較好的故事。我當時把這篇小說看作我對共產主義失敗的評論，但現在看來，它更像是對人類希望之虛妄的評論。
雜誌的苦心經營跟我沒有關係，因為這些工作大部分都交給了愛德華和約翰。
革命仍然是我們的信條[讀者會回問：什麼革命？反對誰或反對什麼？為什麼？什麼時候？但我們在這裡討論是一種群體性的社會精神病。]。
1956年的戲劇引發了一場洶湧的變化……一陣狂風……一陣颶風。或者更確切地講，原來基本上發生在人們的視野之外（絕對在公眾視野之外）的迅速變化，現在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年輕人回來了。我們這些曾經抱怨年輕人不關心政治的人，現在發現到處都是吵吵嚷嚷的年輕人，他們經常來敲（不，是砸）我們的門，讓我們支持一百項美妙絕倫的政治計劃。他們指責你缺少熱情，你也許會嘀咕著說：「你瞧，我很久以前就覺醒了——抱歉，但我已經學會不再相信狂熱。」這是一種不討人喜歡的姿態，就像我所熟悉的，因為我只要回想一下自己最初的覺醒就知道了——那不可能只是十五年前吧？我可以看到自己的閃閃發光的眼睛，燃燒的信念，討厭那些不溫不火、隨遇而安、神情詼諧的長者們。
「他們都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你知道。」我們中的一個也許會這樣對另一個說，也許是在電話裡，向對方（前斯大林主義者）宣告這個消息。「好，很不錯。」他或她也許會語氣堅定地說，「這年頭他們畢竟不太可能成為斯大林分子了。」「他們幹嘛非得成為什麼『主義者』？」但這個話題就太遠了。
但對有些人來說，這段時期根本不是狂喜與重生。比如哈伊米·利維，他就猶太問題前往「莫斯科跟黨自己」對證。他是來自東區的窮苦猶太人。對於他和很多像他一樣的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和當時的共產黨就是一切——大學、教育和解救——把他們從各種貧苦中解救出來，那種貧苦在如今英國的任何角落都不存在了。他有個哥哥，跟他一樣聰明。他們家只供得起一個人上大學，兄弟倆擲硬幣決定。哈伊米上了大學，成為帝國理工學院一名出色的受人尊敬的數學教授；而他哥哥進入了商業領域，幹得也很不錯，不僅在財力上支持哈伊米，還在其他方面精心照顧他。兄弟兩人彼此照顧了一輩子。共產主義的崩潰對哈伊米來說絕不只是一場臨時的打擊。他後來很快就去世了。我相信他死於幻滅的痛苦。還有一些人跟他一樣，傷心欲絕。
一次集會
戴高樂將軍在限製法國媒體的自由。倫敦舉行了一次抗議集會，抗議戴高樂正在變成獨裁者。集會的時間是下午，我之所以記得這次集會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在那裡瞥見了往日的重現。當時輪到伊薩克·多伊徹講話。他穿著軍人的服裝，大步走上講台，目光堅定地望著未來。他站在那裡用誇張的修辭發表演說，右手握成拳頭，有節奏地揮向空中。——列寧再現！我們每個人都在想：老衛士附體了。他說了些什麼？我不知道。這次集會仍然保留在我的腦海裡的另一個原因：當我站上講台，發表捍衛民主的講話時，聽眾裡有個男人喊，「你剛起床嗎？」聽眾報以同情的笑聲。我感到憤怒，我已經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一整個上午。但我穿著一條紅裙子，一件黑襯衫，無疑很符合某個模子。啊，熱情之花[熱情之花：西班牙共產黨領袖伊巴路裡的化名。]。啊，羅莎·盧森堡。她們和類似的女人的幽靈如何盤旋在這些左翼男人的腦海裡！（但只是她們的幽靈，而不是作為女人的她們。）然而，我們的那些英雄主義的想像、那些無畏的姿態在當時已經讓我越來越不自在。
上台發言的還有誰？我只記得斯派克·米利甘。如果說多伊徹是夜晚，他就是白天，他的演講幽默、溫和、入情入理，形成了對誇張的駁斥。我對他深感同情，因為我知道他厭惡政治，但還是出席了。當我們這些發言人朝門口走去時，斯派克·米利甘走在我身邊，因為《傻瓜秀》，我跟其他人一樣把他視為英雄。當他看到我正要開口說一些可能侵犯他的私人空間的話時，他迅速伸出一隻手，嘴裡說：「現在我們又見面了」——又飛快地收回去——「有生以來第一次。」這個舉動一下子讓我的心智系統陷入紊亂，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當即決定，將來等我遇到書迷的襲擊時，也採用這種技巧，但只有斯派克·米利甘才能讓這種技巧奏效。關鍵是，他的做法一點也不讓人覺得受到羞辱，不像我剛來倫敦時的一次經歷：我在一次筆會的活動上發現埃莉諾·法傑恩正高高地走在我身邊，我告訴她，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的故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她低聲說：「你看，我是專門為你而寫的。」我當時發誓，我將來一定不會對那些值得尊敬的書迷這麼不友好。我希望我確實沒有對他們不友好，儘管我也受到了誘惑。
另一次集會
新創立的《新左評論》組織了一次集會，幾乎明確地採用了這樣的標題：「英國到哪裡去」或「十字路口上的英國」。我跟另外一些人在講台上。當我陳述我的觀點時，一個男人從觀眾席中站出來，問道：「當你和你們那夥人在每件事情上都大錯特錯之後，你還有資格站在這裡向我們發表意見嗎？」
很好的問題。回答可以是：「你為什麼會坐在這裡聽我們講？」或者「但在很多事情上我們是對的」，或者「但每個人都曾是共產主義者」。
但我們每個人都是目擊者。為什麼呢？只可能因為我們覺得我們代表著他人。「這是我和其他很多人的親身體驗。」難道我們不相信自己的體驗，只有知道別人也有同樣的感受，我們才敢相信自己嗎？這一定是因為我們生活在跌宕起伏、瞬息萬變的時代。現在你總想知道你的朋友們怎麼想，因為他們的想法跟你們上次見面時不一樣了，這是不言而喻的。（「你現在怎麼看？」）然而有人告訴我們，曾經有過一些社會，那裡的人的想法幾百年如一日。現在也許仍然留存著這樣的社會。我有個美國朋友是烏茲別克族後裔，像我們每個人一樣有尋根的衝動。她找到了她的曾祖父母離開的那個族群或部落，他們的生活跟當年一模一樣，他們是買賣人、店主，他們的生活跟馬密切相關。他們的生活中心就是族群人在一起吃飯，一頓飯吃上很長時間，濟濟一堂，談天說地。這種一種很放鬆的生活，肯定對人有益處，否則不會延續這麼久。但她，這個從族群中濺出來的小碎片，曾經像現代人的漩渦中的一片樹葉，身邊卻沒有什麼東西能保持上五分鐘。
現在有些公眾人物，他們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為他們經常會徹底改變對所有事情的看法。「變幻的風襲擊了我的大腦，看看移位的傢俱就知道了。」我們是目擊者，「我以前那樣想，現在這樣想了」，好像想法不過是船錨。
束之高閣
約翰·韋恩和我想起我們曾經很喜歡伴著《當我們年輕時》的曲子起舞。不用說，我們覺得自己跟年輕人差不了很多。我還不到四十歲，我想他大概四十左右。我們去了牛津街的爵士俱樂部，漢弗萊·利德頓在那裡跟他的樂隊一起演奏薩克斯風，我們發現那裡的年輕人對這些年齡大點的人都非常友善，我們確實沒有權利待在這裡。我們不聲不響地慢慢挪動著舞步，年輕人寬容又詼諧的注視讓我們縮手縮腳，我們邁著舞步移動到舞池邊緣——離開俱樂部去喝咖啡，舔我們的傷口。
有益的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