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比這種兄弟紐帶更強有力的是關於不列顛（或者我應該說是「英格蘭」）的古老印象：英格蘭是高尚、公平和榮譽（請原諒我使用這個過時的詞）的體現。對非洲人而言，榮譽不是（或者說當時不是）一個過時的概念。當北羅得西亞的黑人開始暴動、扔石塊的時候，當尼亞薩蘭的黑人們開始採用暴力的時候，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遭到了背叛：維多利亞女王曾經向他們的酋長承諾過，但現在英國人違背了這些承諾。同樣，查爾斯·米奇格爾和他的夥伴們無法相信，英國居然不打算尊崇他們在白紙黑字的條款中做出的承諾：南羅得西亞不得通過任何損害黑人的法律。我心中的某個地方一定也曾經相信過「榮譽」這個過時的概念，因為，在我意識到這些人——英國唯一一個關心殖民地的組織的成員們——根本不不在乎南羅得西亞和英國人的責任的那一刻，我心中的某樣東西死去了。大英帝國多麼漠不關心，多麼懶惰，多麼無動於衷，她對那些廣袤的國家和幾百萬人民的處置是多麼的輕描淡寫，甚至根本不打算知道他們的情況。
是的，我當然早就知道了這一點；是的，我曾經以我的微薄之力與這種冷漠抗爭。然而此時此刻，在下院的地下室裡，我才懂得——冰冷地、尖銳地、徹徹底底地懂得——英國到底可以是多麼無所謂、多麼不負責任。我心裡的閘門關閉了。正是這種殘忍，這種不可思議，讓我關閉了閘門：查爾斯·米奇格爾一直在希望，「等我們在英格蘭的兄弟們知道了……」，與他遙遙相望的，卻是房間裡這些人的無動於衷。我憤怒地回到家中——不，我已經出離憤怒。我本來可以為查爾斯·米奇格爾、為他錯置的希望和被「兄弟們」辜負的信任而哭泣，但我的憤怒已經超越了淚水。也許就是在那個時刻，我不再相信政治有正直可言。從此我再也不參加任何會議。到此為止。這就是受到理想主義或信念鼓舞的人看到理想和信念破滅時，轉向暴力或「直接行動」的那一刻。可是對我和很多人來說，「直接行動」已經變味兒了。不久後，當南羅得西亞的黑人們讓「騷亂」升級成戰爭，正是因為到達了那一刻，他們關閉了心裡的閘門：到此為止。
我無法相信，我曾經非常珍惜我對自己的國家抱有的那種柔情蜜意的期待。
1956年是高潮迭起的一年，是蘇共二十大召開、蘇伊士運河危機爆發的一年。1956年行將結束之際，我捲入了當時的「騷亂」，甚至出現在特拉法加廣場的示威現場，但我只是個旁觀者。我對人群——他們總處在演變為暴民的邊緣——的厭惡隨著我參加的每一次「示威」而逐漸加深。我跟那一年的另一件大事——蘇聯入侵匈牙利[我給蘇聯作協寫了一封激烈的信，抗議入侵，收了一封安撫性的回信。我當然沒指望會改變什麼。——原注]——毫無關聯。我驚訝地注意到，我們這裡有那麼多年輕的活動家衝向布達佩斯，享受這一事件帶來的刺激。我當時為自己這種尖酸的看法感到很羞愧，但這的確是我對革命興奮的另一種迥然不同的評價眼光的開始。退黨成為一種風潮。不久，一群「修正主義知識分子」（按照蘇聯的說法）分裂出來，創辦了一份相當有吸引力的雜誌——《新理性人》。愛德華·湯姆森（歷史學家E.P.湯姆森）和約翰·薩維爾是這場短暫的背水一戰的領軍人物：因為現在回過頭來看，很容易看出這場行動不像我們每個人當時以為的那樣，是個新的開始，而是英國共產黨的一次垂死掙扎。
寫這部傳記的時候，我收到多蘿西·湯姆森的一封信：我願不願意拿到我當時寫給愛德華的信的副本？我已經忘了自己當時給他寫過信。我饒有興致地把它們讀完，看看當時的我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因為隨著激情耗盡，我現在對黨進行的成熟的、理性的反思並非不正確，但卻無法再現當時的情感。
首先，一切事物的矛盾性。
在我現在看來，龐大統一的政治運動，或者是擁有國家宗教或信條的國家，它們最有趣的地方不在於它們的統一性，這種統一隻是表面現象。我年輕的時候，看到德國納粹分子走路昂首闊步，見面就舉手「勝利萬歲！」，彷彿受到同一個頭腦的指揮。但現在歷史對這種現象的看法已經變了，那段時期就像一場長達十三年之久的爆炸。而讓我們感到恐懼的納粹黨，看到他們就像看到一群被催眠的人，結成了同一個大腦；而事實上完全不是如此，他們其實是一個充滿了不和、暗算和陰謀的群體。還有蘇聯，很容易把它看成一個集體的頭腦，一個堅不可摧的頭腦，一小撮「異見分子」對它來說幾乎不痛不癢，但事實上，裡面同樣充滿了暗算、陰謀、小規模的徒勞反叛和對反對者的大規模屠殺。從龐然大物到一隻小麻雀：在英國共產黨內部，同質性也只是徒有其表。
我指的還不是黨從一開始就有成員流失這個事實；黨員的流動率非常高，直到最近，人們還在講這句玩笑：「每個人都入過黨，但沒有人還是黨員。」在黨內，爭議和調整一直在穩定地演進。黨的路線就像測震儀在一次地震中劃出的歪歪扭扭的曲線。
1956年，因為我跟黨的分歧，我已經不再把自己當成「真正的」黨員，但我仍然在想怎樣挽救「國王大街」使它不至於自我毀滅，仍然認為可以通過改革把英國共產黨從蘇聯的險惡影響中解救出來。如果為我的觀點畫一張映射圖，我更應該被描繪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而如果我把我百分之一的想法說出來，在任何共產主義國家都會被槍斃。
現在看著這些「龐大統一的」瘋狂運動，我在想的是：那麼，那些運動內部真正發生的是什麼？
沃裡克路58號
倫敦SW5
10月19日
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圈子對蘇共二十大的反應都表達在「個人崇拜」這個字眼裡。人們居然選出這樣的字眼作為一面旗幟，認為我們應該高舉它，同黨內的錯誤做鬥爭。在我看來，這種做法是我們的思維能力已經敗壞的標誌。因為他們在暗示：讓黨內民主崩潰的是過度的個人主義。但事實恰恰相反。糟糕的並不是一個人是暴君，而是蘇聯內外成百上千、成千上萬的黨員放棄了他們的個人良知，允許那個人成為暴君。
我們現在在討論，應該在黨內建立什麼樣的規範，才能防止官僚主義和獨裁的出現。很多憂慮不安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章程上面，希望能通過某種章程來杜絕暴君的出現，但規則和章程都取決於人如何制定它。蘇聯憲法是一部讓人景仰的憲法，但它的頒布恰恰伴隨著最為恐怖的暴政時期。世界各地的共產黨的黨內規範（我相信）都是大同小異的，但各黨的發展卻千差萬別。
我認為，關於修改規範的這些討論是一種徵候，反映了我們每個人想要放棄個人責任的慾望，想要把個人責任推卸到外在於我們的事物上，這樣，一旦出了問題，我們就可以指責這些外部的東西。對一位敬愛的領袖懷抱著朦朧的信任，這種感覺是讓人愉快的；僅僅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衛士」就相信它一定是好的，這讓人感到既愉快又舒適；只要在會上通過了決議就以為所有的事情都會好起來，這同樣也讓人感覺很好。
但不存在一個簡單的、可以一勞永逸地確保我們永遠正確的決議。也不存在一套規則，可以讓我們再也不需要每天重新做出決定，決定我們把多少個人責任交付給一個中央組織——無論這個組織是共產黨，還是我們所生活的國家的政府；無論是共產主義政府，還是資本主義政府。
在我看來，過去的三十年已經告訴我們，共產黨的成員除非是一些始終在多疑地捍衛著自己的獨立判斷的個體，否則共產黨組織必定退化為一群唯唯諾諾的人。
因此，防止暴政的武器一向都是突出個體性，強化個體責任，而不是把個體責任托付出去。
多麗絲·萊辛
這封信的語調平靜、不帶感情色彩、謹慎明智，這跟當時所有私下裡的談話差異極大。
它寫於1956年，發表在《新理性人》上。黨組織立刻通過莫裡斯·康福斯做出回應，他對愛德華說，這一定是一封私人信件，不應該發表出來。他們居然這樣想，這證明他們對普通黨員中正在憤怒蔓延的情緒幾乎一無所知。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各種會議、電話和來自國王大街的威脅圍繞著我，我手上的這批信一定會讓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讀起來覺得引人入勝，但沒經歷過的人會覺得它們枯燥無味。
第二封信：我本來打算寫一部諷刺的小長篇，題目叫《我生病時原諒我》，取笑新湧現出來的不折不扣的偶像攻擊者金斯利·艾米斯等人（約翰·韋恩後來成了我的好朋友。），但我對那部小說又失去了興趣。
沃裡克路58號
倫敦SW5
1957年2月21日
親愛的愛德華：
先談幾點現實問題。
（a）《我生病時原諒我》。不要因為你的負面評價讓我難過而自己覺得不高興。反正我對它已經失去興趣了。我認為，如果我真的把它寫完，它會是一部很有趣的小長篇，會有一些人喜歡；但很顯然，它的基調跟一大批本應是它的自然讀者的感受很不合拍。這樣一本書是一種智力玩笑，其價值在於反對被人普遍接受的道德價值背景。如果沒有這樣的背景，也許還是放棄為好。但我認為，從某個方面講，這本書不能寫完仍然是一種遺憾。但一篇措辭激烈的作品——即便表面上看起來不夠嚴肅——能為雜誌撐起半壁江山，但顯然《新理性人》不是這樣的雜誌。
當然，我們對它的不同態度反映了我們之間更深入的分歧，這也是為什麼這封信讓我如此難以提筆……
不過讓我先談談你（我記得是）第二封信裡面的提議。我喜歡艾利克斯·沃思提到的那篇文章。我對哈維的文章很感興趣，很希望能讀上一段《僅有麵包不夠》，但你一定要先確認這本書的完整譯本還沒有出版過——如果譯本沒有很快在英國出現，我會覺得很驚訝。他們出版這類書總是很快，《解凍》就是這樣。《訪客》也很快搬上了廣播。
我認為自傳是一個很好的想法。真正誠實地寫下自己在風雲突變的時刻的黨內經歷，那將是無比珍貴的文獻。但如果說人們已經準備好了，可以成為誠實的作者和讀者，我會感到十分驚訝。人們對誠實的本能抗拒現在依然很強烈。
我認為，由金斯利·艾米斯這樣的人來認真寫下他跟共產黨打交道的經歷會很有意思[金斯利·艾米斯不是黨員。——原注]。那將是成千上萬反對英國共產黨的人的典型經歷。但這些憤怒的年輕人說不出任何有哲學意義的話。可是他們為什麼要說出有哲學意義的話？他們都是藝術家，不是哲學家。
但是，親愛的愛德華——你的信的中間部分尤其提到很多要點。
《為遭人痛恨的死去女人申辯》[發表於《新理性人》。——原注]這首詩是十年前寫的，跟最近的政治境況沒有任何關係，是我在憎恨我母親的狀態下寫的。
至於我最近的小說《回歸純真》[我沒有讓這本小說發表。——原注]，我認為那是一部壞作品，因為我沒有面對任何實質問題——我沒有真實地面對自己，儘管我想像我做到了。因此這本書缺少堅實的內核，過於多愁善感。我受不了它，儘管書裡也有些不錯的片段。
但我想說的東西比上面所有這些都複雜得多：
你看，我讀著你的信，我覺得你像是在向我索要某種結論性的話或陳述，彷彿想要從我這裡獲得什麼，於是我問自己：為什麼？這是什麼？
首先，我們的狀態大不相同。
我清楚地知道，我現在所有的反應都是因為（如果我可以用這個我十分痛恨的詞的話）我是個藝術家，過去，充當一個共產主義者耗盡了我身上對「藝術家的我」有用的全部體驗和情感。有人說，人們離開共產黨是因為他們覺得膩味了。這種說法非常輕浮。你知道，弗蘭克·皮特克恩總是會忘記自己的真名，但他說這是因為他是個藝術家。
如果我不能從禁錮我們的思想和感受的緊身衣中擺脫出來，我就會枯萎、死去，再也寫不出一個字。它禁錮了我們所有的人，禁錮了很久了。
但我的態度不是一種政治態度。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你不應該要求我加以澄清的原因。
而且按照我的猜測，你也是個藝術家，如果是這樣，你應該通過動筆寫去發現你的想法。
那天下午，我覺得你和蘭德爾的態度是一致的：如果你不再能像過去的十五年（無論多少年）那樣，出現在眾人面前，證明自己所持的正義性，你就會讓自己極度失望。是這樣嗎？但我們每個人都捲入了這件非常腐敗的事情，而且沒有什麼能夠為捲入其中的人獲得的好處辯解。你們，愛德華·湯普森和蘭德爾·斯溫格勒並不因為你們現在的解釋而屹立或傾覆……如果你認為，把你的要求視為對哲學上的澄清的要求，這太感情用事，我會反駁說，你的態度的深處根本不是在要求一種哲學，而是你極度需要對自己進行的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