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陪我去買了唱片機和二十多張唱片，每張都有其獨特之處：爵士樂的標誌性作品，或者是某位大師的經典。我用了幾年的時間才領會到這是一套多麼完美的收藏。沒有一個沉浸在真正的爵士樂和藍調中的人，他（她）的感性不會發生一些變化。克蘭西知道這一點。他最擅長的就是當老師。他把改造、重塑他沿途遇到的每個有缺陷的靈魂視為己任。他帶我進入了爵士樂、藍調音樂的歷史，教我怎樣聆聽不同的樂器，怎樣分辨真偽，怎樣欣賞樂隊合奏的匠心，教我認識樂器的家族。他堅持認為，我應該像他一樣，只擁有最純正的趣味。後來，他不再指導我了，我不再用那麼苛刻的標準要求自己，也許會帶著一點負疚感去聽艾靈頓公爵、艾薩·凱特。
我聽爵士樂，尤其是藍調音樂，聽了四年之久。它對我有什麼影響？如果說戰爭年代那種思戀、盼望、渴念、「你遠在他鄉」的音樂——《我含淚起舞》、《煙霧瀰漫你的眼》——讓我們每個人感染上浪漫愛情的傾向（其核心是不可企及的愛）；那麼爵士樂，尤其是藍調音樂，則讓我們傾向於受苦，去領略失落的痛苦帶來的歡樂。我把事情過於簡單化了，對我而言，我聽比利·赫麗黛，貝西·史密斯，或者是大鳥[大鳥：查爾斯·帕克（CharlesParker）綽號。]那讓人心碎的薩克斯風的斷斷續續的抽噎，音樂伴隨著我的痛苦的時光，兩者在互相加強。青春期那豐富的、讓人沉醉的傷感有可能逐漸加深，最終變成危險的東西，變成毒藥。
克蘭西向我傳授了一套美國工人階級關於榮譽的法則，但它一定是受到了俄國、東歐和猶太小鎮的工人的影響，不是嗎？克蘭西永遠確切地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我從未聽說過這麼僵硬的行為法則。
第一，如果一個朋友——即便只是一個熟人，甚至只是你聽說過的人——失業了，那麼幫他（或她）找工作就是你的首要義務。它高於一切，你要把它放在你的所有個人利益的前面。這是三十年代的失業留下的遺產。
第二，無論何時何地，你都理所當然地恨警察。你永遠在警察面前維護你的朋友或同伴，關於警察的一切謊言都是好的，因為警察總是編造關於工人和窮人的謊言。克蘭西在美國南部各州遊蕩，從城鎮到城鎮，有時徒步，有時搭車，曾經被警察當成氓流逐出鎮子，載著他開出市區，把他扔下，或者把他關進監獄，把他當成各種罪行的嫌疑人。你只要說一句為警察辯護的話就證明你是中產階級，是敵人。
第三，如果你的朋友、同志、妻子或朋友的女友到了窮途末路，你就要四處為他（或她）籌集錢和食物。
第四，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一個人只要在逃亡、藏匿，你都要庇護他，幫助他藏身，不問他為什麼逃亡（當然，政治上的敵人不享受這樣的待遇）。我想這條原則一定是奴隸制時期的遺留——藏匿逃亡的奴隸。
克蘭西對我的教育還包括他對倫敦的探索——倫敦那些骯髒貧苦的街區，因為他的本能把他引向那裡，彷彿只有在更低的深處，才能找到真理。比如，我從來不知道，在蘇荷區的一個街角每天都有人在那裡玩撲克，就在警察的鼻子底下。克蘭西缺錢的時候經常會去那裡碰運氣。他經常跟妓女們聊天。他對妓女的態度讓我十分惱怒——他把罪惡和貧困愈發地浪漫化，光輝化。當時的美國人全都對妓女著了迷，就彷彿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一個妓女也沒有。那時候，來見我的每一個美國人都會立即向我打聽哪裡可以找到姑娘們。我指點他們去蘇荷，姑娘們每天晚上成群結隊地在街上，要麼就是貝斯沃特。但沒過多久，賣淫不合法了，於是我指點他們去報刊亭。
克蘭西很快跟艾利克斯·雅各布斯交上了朋友，艾利克斯是個身材魁梧、很友善的年輕人，讓人一看就喜歡，他是將來組成新左派那些人中的一員，新左派當時還在誕生的過程當中。他說，他曾經有幾個月被迫躺在床上，什麼也不能幹，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妙的事情。我不止聽到一個人這樣說。艾利克斯躺在床上是因為肺結核。他躺在療養院，每時每刻都在讀書，出院時已經在以憐憫的目光來回望自己無知的少年歲月。他是個記者，立志要寫作。這兩個年輕人在伯爵府、諾丁山門、蘇荷一帶轉悠，哪裡有事情去哪裡——犯罪、醜聞、抗議、「示威」——他們出入酒館、咖啡館、巴士站台、便宜的餐廳和正在四處開張的咖啡廳，他們看著穿梭的人群，不停地說話，傾聽，向權力部門報告一些小小的不平事件。
他們都是局外人，置身這條不成文的法律之外：英國社會的兩大階層應該互不往來。克蘭西的美國口音和艾利克斯的工人階級口音（他每逢出去探險就故意誇張這種口音）讓他們能夠被我們所說的「平民」所接受。他們可以去像我這樣的人不能去的地方。當我還帶著羅得西亞口音時，我也可以去那裡，因為那種口音把我置於這個體系之外，但後來我的口音沒有了，按照英倫三島的規矩，人們開始按照我怎樣說話來判斷我。我在一個很意外的情境下發現我失去了我剛來英國時的自由。那是在德文郡，我朝著一家五金店走過去，看到店主在打量我。他站在過道裡，手放在髖部兩側，無疑在捉摸：她看上去像是他們，她的衣服……但又有點什麼東西看出不是完全像……他等著我開口。「你這裡有……」，不管我說了什麼，他的姿勢起了微妙的變化，他放下胳膊，然後說：「是的，夫人，如果你願意進來。」
克蘭西和艾利克斯經常在一番巡遊之後像一陣風一樣回來，情緒高昂，一邊喝著咖啡，或者吃著飯，一邊把他們經歷的事情一股腦地告訴我。一些男孩和年輕人的圈子接受了他們，把他們兩人視為圈子裡的榮譽成員，這與他們的身份相符，因為他們倆已經離開了學校。當時孩子們離開中學的年齡是十五歲。這兩個男人跟這些「孩子們」互相認同，這些孩子都只受過一點教育，或者沒受過教育。除了在街上遊蕩之外，這些孩子跟他們毫無共同之處。他們身上洋溢著想要保護被欺凌的人的激情：我知道我正在目睹的是什麼，好吧——應該說是，我知道他們在邀請我分享什麼。一天晚上，他們帶來了一個年輕人，他在我這裡坐了兩個小時，在艾利克斯和克蘭西的鼓勵下講述自己的生活。他平時總會擔心自己說話纏夾不清，但他們對他的處境的理解讓他的表達比平常條理清晰得多。他對自己的父母沒有意見，但他不希望將來像他的父母一樣。
他的教育是通過電影獲得的——電視的影響還沒有那麼大——電影拓寬了他的視野，他不想將就著（這是克蘭西常用的字眼，意思是勉強接受次好的東西）去過跟他父母一樣的生活。但他知道，他受到的教育不足以讓他進入更好的環境。他說他沒有工作，因為他不想接受現狀。但不久他就要找份活幹，因為他不想靠父母養活，然後他會結婚，娶一個像妹妹這樣的姑娘，一結婚，他就落入了陷阱。現在是他一生中僅有的一點自由時光，他趁現在還能享受的時候享受著它。一結婚，事情就這樣了，就結束了。
換言之，他的想法跟他妹妹正好相反，他妹妹盼望婚禮，婚禮之後生活才開始——他是這樣說的。一周後，爆發了諾丁山門種族騷亂，年輕白人毆打黑人。在我這裡那麼明智地談論自己的生活的年輕人被捕了，很快就在老貝利法院接受庭審，我和克蘭西、艾利克斯一起去旁聽。他們確切地知道那天晚上的情況，因為他們當時就在那裡，一邊四處閃避，一邊觀看。我知道那天晚上的情況，因為他們把經過告訴我了。我們坐在擁擠的法庭裡，眼睜睜地看著警察說謊，證人說謊，辯護律師說謊，當然，被告為了保全自己也在說謊，但沒有用：他們被判入獄。我坐在那裡，看著陪審團，心想幸虧我不是陪審員，如果不是已經知情，我不可能分辨得出誰在說謊，誰沒有。
克蘭西和艾利克斯繼續進行他們的研究，即便是在新左派成為一個社會單體、一個部落、其成員基本上只跟內部人打交道之後。一天，他們說他們發現了一個年輕姑娘，她被一個希臘餐館的老闆關了起來，他們要去營救她，然後把她送到我的公寓裡來。她是個亮麗豐滿、又有些體弱的美人，有一雙淒迷的藍眼睛。她十八歲，是那個希臘人的情婦。她說她的父母不喜歡她。希臘人有老婆和孩子。他白天把她關在一間屋子裡，不讓她出來。她覺得無聊，她說。她怕他，她說。
克蘭西和艾利克斯似乎相信，我要做的只是對她說：「現在好了，姑娘，振作起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因為無論我說什麼，無論怎麼說，我的話在她聽來都是這個意思。雖然她不是特別聰明，不像那個正在什麼地方服刑的年輕人，但她確實明白這一點：她不會嫁給一個像她爸爸那樣乏味的男人，一輩子給他當奴隸。但她現在又在做什麼，不是在給希臘人當奴隸嗎？我這樣問她，但她只是微笑——她那慵懶的、近乎無知的微笑。我看得一清二楚，她之所以同意跟這兩位青年英雄逃出來，是因為在她聽來，他們在向她允諾一個未來。
散發著迷人光彩的未來，時髦優雅的人，跟這位著名作家（他們是這樣向她說起我的）一起度過激動人心的時光。她向我暗示她想成為模特，成為電影明星。我讓她失望了。她指著那些印著我的名字的書，問這些書是不是我寫的。我說是，她盯著我，滿腹疑惑：既然這樣，你的日子怎麼會是這樣，為什麼沒有住在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種地方？克蘭西和艾利克斯到底答應了她什麼？好像是生活的全面改善、提高和啟蒙。他們會躥到我這裡來，看看事情的進展，看到我們在廚房一起喝著茶，閒聊。我們有時喝烈性一點的東西——她喜歡喝點杜松子酒，或者是甜酒。她習慣於晚上跟希臘人出去，跟他和他的朋友們一起喝酒。
她隨便穿我的衣服，因為她一件衣服也沒帶。她把她考慮要穿的衣服推到衣櫃一邊，看不上其他的，然後把自己打扮起來。那時候我經常穿黑衣服。「你的行頭為什麼全是黑的？」克蘭西問過同樣的問題，我當時的回答時：「顯然，我在哀悼我的生活。」但是對她，我說：「因為黑色適合我。」她給我穿上一件紅襯衫，一件白的，試了一件又一件，她說我說的沒錯，我應該穿黑的，但她覺得我的口紅……她用她的化妝品給我化了妝，然後搖了搖頭說，是的，我應該保持原樣。她對我和我的衣服的進行檢閱時絕對全神貫注。但檢閱沒有持續多長時間，她覺得乏味了。她等著有什麼事情發生。
克蘭西和艾利克斯來了，她——有些難為情地——問他們，他們把她帶到這裡來是為了什麼，他們說，她沒有想過要去上學，獲得這種或那種證書，甚至也許能去上大學嗎？他們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當女人發現男人連顯而易見的事情都看不出來時的那種不可思議。她坐在那裡，穿著我的櫻桃紅的長禮服——她跟我在一起的那十天，那身禮服幾乎從不離身——抽著煙，他們欣賞著她的胸部，因為她讓禮服敞開到腰際，白皙的膝蓋從櫻桃紅的褶皺中露出來。她說她沒想過去學校，沒有。那麼，他們說，多麗絲會去打聽一下當髮型師的事情。「她們掙多少錢？」她沒精打采地問，漂亮的藍眼睛因為厭倦而變深了。
她個子太矮，當不了模特，差了幾英吋。問她想不想當文胸和內衣模特。她說，她覺得她的迪米特裡是不會允許她這樣的。她不想讓他不高興。他說他最近就會娶她的。好吧，也許他會的；奇跡也是有的。是的，她確實喜歡他。她喜歡稍稍地挨點打——「他從來不會打出印子來，萊辛太太。不要以為他會那樣」——然後被扔到床上。有一天，她沒有從她的房間裡下來，她平時都是大約中午下來，當我上樓時，我發現我的禮服長裙放在床上，她已經把床整整齊齊地理好了，像個好姑娘一樣，枕頭上有一張紙條：「很感謝。不會做任何我不願意做的事情。哈哈。」就這樣，她回她的希臘人那裡去了，以後怎麼樣，沒有人知道。現在她一定是個肥胖的染了頭髮的老女人，沒準是個酒鬼，想到這些讓人覺得刺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