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翼的這個層面上，最重要的東西總是戲劇性的壯舉，更確切地講是通俗、成套路的戲劇性的壯舉，從來不是冷靜的、不起眼的小事情和小小的努力。左翼（和其他領域）中有一些人用畢生的時間去努力改善人們生活中的某個細小的方面，但我所在的左翼中從來沒有這樣的人。克蘭西的美國史裡全是英雄的鬥爭，其中經常是跟政府的血腥對抗。礦工對抗冷漠無情的礦主——不，我不是在說，當時沒有冷漠無情的礦主，現在的人們已經忘了礦主經常有多麼殘忍。約翰·布朗腐爛的身體[]，克萊倫斯·丹諾為自由和真理而戰的法庭，大蕭條時代的煮湯的廚房。在克蘭西的圖景中，這些元素被放在舞台中央，排除了所有其他的東西。
還有一部充斥著英雄主義和重大事件的英國史。克蘭西對它的熟悉程度不亞於他的美利堅傳奇，這兩部歷史中都沒有這樣的故事：某個女人或男人通過多年的努力，改變了一條小小的法律條文或其他事情。
我必須把我那時候的「懷疑」——這些懷疑獨立於從蘇聯那裡不斷「洩露」出來的事情——記在這裡，儘管它們當時讓人很不自在，而且也很難自我說服。
我有時會研究自己當下的思想——其中有些思想是新出現的，帶著讓未經檢驗的思想增色的格外鮮明的輪廓，它們尚未經過事件的侵蝕和塑型，而有些思想的無禮讓它們自己也感到震驚——我會想：將來，這些思想中有哪些是我本應該聽從的，應該進一步發展的？十多年後，哪些思想會顯得荒謬，甚至可悲？
克蘭西來到我這裡時，病得很厲害，幾乎快要散架。他從巴黎來，那裡住著他的一位好友，一個美國女人，她說他瘋了。多年來，人們一直這樣對他說。「克蘭西，你不得不面對這一點。」他剛剛斷定，他們的話也許有些道理。他毫不掩飾這一點：他發現我是心理醫生的很好的替代品。他比我年輕。
按照我用來衡量傑克、戈特弗裡德和其他人的冷冰冰的、但又很好用的標準，克蘭西和我在感情上很不合適——這是最要緊的——在性關係上也不合適，但這是因為當時很多美國人對感情都抱著冰冷的界線分明、保持距離的態度，讓人望而卻步。但我們在心智上般配，好吧，在一段時間裡面般配。首先，他博覽群書。他媽媽是移民到美國的俄國人，非常窮，她——還有克蘭西的爸爸——把自己看作那場世界性偉大革命運動的繼承人，她繼承的東西裡面當然包括了文學。他的父母都是工人的發動者和工會組織者，經常丟工作，而被迫換地方。撫養孩子的任務始終排在革命後面。簡而言之，克蘭西是個倖存兒，他是我所知道的極端例子之一。「怪不得你這麼慘。」我經常這樣對他說。而他說；「夫人，我不慘，其他人才慘。」
他是托洛茨基主義者。這讓他成了雙料的不法分子。首先，在陷入紅色恐懼症的美國，他是個革命者。其次，他又是共產主義的叛徒，也是共產黨的叛徒。這意味著他是少數派中的少數派。一開始這是他媽媽的決定：如果蘇聯奉行斯大林主義者，那麼她就追隨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大學裡，他被斯大林主義者痛斥、辱罵了幾年。現在他自己決定要做一個托派分子。而用不了多久，英國和歐洲各地的革命青年都會稱自己是托派分子。
我要提一下這場古老的分裂，因為人們正在將它快速遺忘。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都曾是斯大林主義者，而托洛茨基是個叛徒和異端。但新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相信，在蘇聯的權力鬥爭中如果是托洛茨基獲勝，而不是斯大林，那麼共產主義就能成為它原本所設想的烏托邦。研究蘇聯革命的歷史學家伊薩克·多伊徹寫了兩本關於托洛茨基的書：《武裝的先知》和《繳械的先知》[伊薩克·多伊徹撰寫的關於托洛茨基的《先知》系列共有三本，中譯本由中央編譯局於1999年出版，標題為《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被解除武裝的先知》和《流放的先知》。]。我推薦這兩本書。多伊徹在書中從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角逐的角度描寫了那個時代的政治鬥爭。讀者很容易看出，這兩個人經常交換位置，一個人不久前還在指責對方奸詐虛偽，轉眼間自己也採取同樣的立場。就像觀看木偶們在跳舞。這些稻草扎的小人被傾瀉而下的大瀑布沖走。布爾什維克們研究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之後，一致同意他們不會像法國革命者那樣內鬥，不會相互反目、相互指責、相互屠殺。然而他們後來卻不折不扣地做了這些事情。
伊薩克·多伊徹認為列寧——歷史上最殘忍的劊子手之一——是個完人。很有意思，因為「完人」這個概念來自靈性傳統。
列寧對人類幸福的一大貢獻是「革命警惕性」這個概念。它在實踐中的意思是：必須持續地、定期地對共產黨員進行謀殺、折磨、監禁、發配勞改營，這樣才能讓黨員們時刻小心翼翼。斯大林是這一政策最忠實的執行者。
當我把克蘭西·西加爾介紹給魯本·席普、泰德·阿蘭和那個圈子裡的其他人時，我稍微領略了托派分子在美國的待遇。圈子裡的人都曾經是斯大林主義者。他們見面時帶著挖苦的、或者說嘲諷的語氣，立即展開了怨毒的辯論。但他們畢竟還相互說話，就在不久前，沒有哪個斯大林主義者覺得托派分子配得上他們的一聲招呼——更確切地說，他們覺得，就連用碎冰錐往對方腦子上扎一下，這些托派分子都不配。
我回想起索爾茲伯裡的托洛茨基小組。我私下裡曾覺得他們比我們更活潑、更有趣。托洛茨基分子有些氣質上的特點：無政府主義、易怒、極愛挑釁、有趣。
五十年代黨內有個玩笑：斯大林主義者和弗洛伊德主義者是同一種材料，他們喜歡一致性，傾向於保守；榮格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很類似，都是反叛者。現在已經時過境遷，很難向讀者解釋弗洛伊德主義者當時在人們眼中的形象：他們是一個教會，他們是教士，是已經揭示出來的真理的擁有者；他們迫害反對者，或者是偏離他們的道路的人。他們沒有幽默感。他們是恐懼症妄想狂。我不能說，我覺得弗洛伊德是最可愛的人，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比馬克思好，但他（他們兩個）不是肯定會厭惡自己的這些繼承人嗎？開創新思想、掀起新運動的人知道將來注定會發生的情況，將來的景像一定在他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他們會催生一代人，這些人咆哮著狂咬他們的殘屍，把他們變成偶像，這些人會變成狂熱分子和偏執的人。
我發現，我跟托派分子克蘭西的政治觀點相一致，當時我還是黨員，但已經在想著如何脫黨才能不驚動別人。我對克蘭西的政治觀點的認同當然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因為黨對托洛茨基的官方路線依然沒有改變。在左派當中，每個人總會花上很多時間來確定認識上的確切立場。個人的「路線」沒有必要符合黨的路線——事實上也很少符合。克蘭西和我會花上幾小時來討論：你怎麼看這個問題……這個呢？你覺得這個是真的，還是那個是真的？一定要有一場革命——嗯，這是當然的——但現有的各國共產黨，英國的和歐洲的，確實不可能領導這樣一場革命，他們太妥協了。
克蘭西對女人有一種直接的、聰明的理解，他對女人的理解並不是對女性的理解，而是對我們的處境和困難的理解。這是因為他目睹了他母親的漫長苦境：撫養他，非常窮困，沒有他父親的協助——他父親離開了他母親，建立了另一個家庭。女人很容易回應他。我在《金色筆記》中稱之為「命名」。他「命名」我們。他把自己遇到的每個女人帶上床，或者說，他總會試著這樣做，這是他的原則。獨行俠的風格。他告訴我，在他周遊美國的旅程中，從北到南，從東到西，他很少獨自過夜。我不覺得這些女人遭受了損失，即便是在他生病的時候，因為當他第二天早晨離去時，這些女人都會覺得自己得到了支持，就因為他理解她們。
我懷著羞愧回憶起當時的愚蠢：當克蘭西來到我床上時——我記得那是他到我公寓裡來的第一個晚上——我覺得，傑克離開後一直籠罩著我的孤獨從此結束了。當一個女人需要男人，需要一個可以擁有、可以懷抱的男人時，再沒有誰比她更蠢了。
沒有，我的愚蠢沒有持續很久。這又是一個毫不掩飾自己的「過客」態度的男人。傑克和克蘭西都出現在《金色筆記》裡。《金色筆記》中寫的並不一定是真正發生的事情，但情感上的真實狀況完全反映在裡面。《與虎嬉戲》裡面也有他們。後來克蘭西寫了一本小說，把我寫了進去，但我沒有去讀。我通常不讀關於自己的書，除非是一些資料性的書籍，我必須查證裡面關於我的事實性陳述。我不讀關於我的書，因為抗議和爭吵的誘惑可能是無法抵擋的：一個人有可能會把一輩子的時間花這在上面。
「我沒說過這話。」「噢，你說過。」
「我告訴你，我沒有。」「但我告訴你，你說過。」
「沒有。」「有。」「沒有。」「有。」
「從來沒有那麼回事。」「我知道有。」
「我知道沒有。」「就是有」。「沒有。」「有。」「沒有。」「有。」
這類爭吵大多數不會高於這種水平。對你來說真實的東西對我來說未必是。
克蘭西現在住在加利福尼亞，新娶了一位年輕的妻子，他們有個小孩。他有過一任妻子，沿途和很多女人在一起過。我認識他的時候，家庭生活、親密關係等等對我來說變得輕鬆自如，但對他來說只意味著陷阱，年輕人都很容易這樣想——尤其是在當時。居家的生活狀態就是對純粹、善和高尚的背叛，就是對布爾喬亞道德的屈服，當然再也沒有什麼比這個更糟了。他經常告訴我，他在美國如何離開了一個朋友的房子，因為那個男人結婚了——最終的屈服——他家的浴室櫥櫃裡面居然放著避孕嗜喱。這就是證據，證明了他的朋友對他們立志要成為年輕騎士的標準的最噁心的道德淪陷。在他周遊美國的道別之旅中，他發現他年輕時代的朋友有一半都結了婚，他們的浴室裡有個表明他們的墮落的櫥櫃。「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明白事情就是這樣，我必須離開。」居家的污濁——他走進一座房子就會聞到。
我們在一起——如果可以用這個詞來描述我們的關係的話——有三年多。
關於克蘭西對倫敦的敘述，我確實沒有什麼要說的，除了一點：他聲稱，他在倫敦時，總是被迫在廉價的漢堡包店裡吃飯。而事實上，倫敦的一些最好的業餘廚師在幫他做吃的。如果他真的去了漢堡包店，那也是某次懷舊之旅，去緬懷自己年輕時代的不可思議的貧困。倫敦對克蘭西極其友善。
他，克蘭西，是個浪漫的人。當時的左派都是浪漫的、英雄主義的，頭頂上盤旋著英雄的幽靈。這種浪漫和英雄主義的陰暗面要到晚些時候才顯露出來。
現在，我遇到了克蘭西，當時正是左派的浪漫——濫情——渲染開始讓我感到震驚的時候。多年來，它們是我賴以為生的東西，曾是我的燃料，是我向著更好的事物前進的動力。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一個人舒舒服服地順著浪漫和英雄主義走下去，但有一點不自在，一開始最多只有一點點，然後越來越不舒服，再後來，當眼中的白翳散去，突然爆發出對自己的厭惡，對曾經的自己的厭惡。接下來，你對過去的自己的厭惡遠遠超過了它應得的，但你不得不這樣，因為它對你仍然是一種威脅。
作為二十八九歲的男人，克蘭西在情感上比他的年齡年輕；而我在經驗上比自己的實際年齡年長。所以，從一開始這個問題就存在於我們之間，當他說我太務實、太實際、太「有理智」時，他不是在稱讚我。
克蘭西使我對自己的看法產生了有生以來最劇烈的紊亂。我一直被人們看成是特立獨行的人——不圓滑，不遷就，「難說話」——但現在，突然有人指責我是位英國太太。任何一個真正的英國太太只要看上我一眼，就會當即拒絕承認我這個冒牌的姐妹——但跟克蘭西說這些是沒有用的。在他看來，我這位英國太太對生活的嚴酷現實和窮人的掙扎一無所知。克蘭西從來就不是一個會保留自己對事物的負面評價的人，他劈頭蓋臉地斥責我，但我盡我所能給予最有力的反擊。我剛剛學會了不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的藝術，馬上就發現自己要投入戰鬥，在這位野蠻、憤怒的社會批評家面前捍衛自己好不容易習得的社交優雅。
「耶穌啊，你這個英國人要了我的命了。你為什麼不能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他立即擔當起對我進行現實生活教育的任務。他從爵士樂入手，為此我一直感謝他。到那時為止，爵士樂對我來說無非是索爾茲伯裡的體育俱樂部裡面的那些「孩子」，在醉酒狂舞的時候模仿起書包嘴[書包嘴（Scathmo）：書包嘴大叔，爵士樂大師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綽號。]，或者就是科爾·波特的舒緩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