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是共產黨人，我就不會去做的事情還有哪些？我曾去一大片公寓街區賣《工人日報》，還在那裡為某次市政選舉散發助選傳單。那是在白天，開門的都是女人。「這類事情都是我丈夫在處理。」她們請我進門，因為她們很孤單。女人和孩子呆在家裡，關在陰暗、破敝、貧寒的房間裡，那是在社會大繁榮即將爆發之前——那場被描繪為「你從來沒過得這麼好」的繁榮。這樣的處境讓我再熟悉不過了。他們需要的是關於分期付款的建議，關於如何領取兒童津貼的指導。他們不知道按規定自己能得到什麼福利，怎麼得到這些福利。在羅得西亞，從這樣的家庭裡走出來，我只需要給什麼人打個電話：「住在32號的女人需要……」；但現在，這些相關規定我自己知道的也很少，也不知道該給誰打電話。我對黨組織說，這些人對共產主義不感興趣，他們需要的是社工。這種事情我只做過一次。跟黨有關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陰暗壓抑的，但原因並不僅僅是我像往常一樣處在錯誤的位置上。
我去赫爾大學做講座，主題是南羅得西亞。聽講的是五十來個尼日利亞學生。當時的經歷讓我學到了一些東西。他們完全不明白我在說什麼，他們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極少數的白人（大約十五萬人）統治著一百五十萬黑人。「他們為什麼不讓白人離開？」「他們為什麼要讓白人告訴他們該做什麼？」「請幫我解釋一下——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我說，南羅得西亞被武力征服了。「但我們不會聽任自己變成——你管那叫什麼來著？——劈柴挑水的人。」我從未遇到過比他們更缺乏理解力的聽眾。
我還受邀向愛爾蘭共和軍的人講過羅得西亞的情況。聽眾大約有十五人，都是年輕的男人。我瞭解到，沒有逮捕令就逮捕、不經審訊就關押、沒有判決就收監，這類事情經常發生在愛爾蘭共和軍成員身上。他們被關起來之後就沒有獲釋的希望，除非英國一時興起。愛爾蘭共和軍與英國之間的戰爭淵源比大多數人現在以為的要久遠得多。
在肯辛頓共產黨人組織的會議上，黨要求我把黨在文學領域的路線帶到會議上去。我不贊同黨的路線，從來沒有贊同過。但我還是和往常一樣去參加了會議，這部分是出於好奇心。我的位置要求我必須把格雷厄姆·格林當成反動作家來揚棄。我敬重格雷厄姆·格林。然而我很擅長闡發黨在文學領域的路線。我為什麼這樣做？我想，這種事情我在一生中只做過一次。我開始結巴，這是從未有過的。我幾乎無法完成發言。我結巴是因為我不相信自己說的話，這一點不需要薩斯曼太太來告訴我。「你不覺得，」薩斯曼太太說，「現在到了你應該學會說『不』的時候了嗎？」
所有這些事情都伴隨著薩斯曼太太、傑克的評論，還有我母親的。她狂躁，憂愁，怨恨，責備，不停地跟我說：我應該替兒子的未來著想；傑克打算什麼時候娶我？我為什麼要跟共產黨人攪在一起？這位薩斯曼太太是誰？我為什麼準備聽一個外國陌生人的話，卻不肯聽她的？
與此同時，黨的內部（至少是我所在的圈子裡）湧動著一股暗流：大家在談論來自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消息。那些消息不是報紙上的新聞，我們已經自動地把報紙上的報道貶抑為謊言；我們談的是口耳相傳的消息。談論的聲音帶著迷惑和恐懼：逮捕、失蹤、監獄、集中營，這些現象都歸結到這一點：「可惜革命沒有發生在發達國家裡，如果是那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黨公開否認有這些事情，即便有黨員獨自或兩人結伴去問，甚至有支部派代表去詢問，黨也矢口否認：「資本主義者在說謊。」私下裡……卻是另外一回事。當時流行一個詞組：「瞭解內情。」這是一種苦澀的承認。但這仍然不是全部的真相，遠遠不是。
「瞭解內情」這個字眼意味著你已經進入了政治精英的行列，熟諳政治的複雜性。
人們就英國共產黨高層的經濟腐敗談論得很多，但我認為錢是其中最小的問題。那些高層官員非常自豪地宣稱，共產黨官員的工資從來都不高於普通工人的工資——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樂意鼓吹這一點。他們是否從蘇聯手裡領取佈施，同時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沒有人能說他們過著奢侈的生活。他們當然會去蘇聯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旅行，但我相信這種優待只相當於讓他們去母校參觀。不，關鍵是權力，權力是毒品，是誘惑。有內幕消息，能直達上聽，瞭解內情，這些都是權力。我相信，很多人在早該離開共產黨的時候沒有離開，正是因為他們屬於這個「瞭解內情」的特權精英群體。渴望屬於精英群體當然是人人都有的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貴族制、無產階級專制、加裡克俱樂部[加裡克俱樂部（theGarrickClub）：倫敦的一個紳士俱樂部。]、秘密社團，全都如出一轍。
大約在這個時候，我見到了瑪格麗特舅媽和她姐姐，瑪格麗特是我舅舅的遺孀。這是我媽媽的世界，另一種精英，中上層階級，我媽媽傾慕並希望我也加入其中的階級。然而我媽媽一向不喜歡她的弟妹。我並不是不喜歡他們——這兩位太太穿著傳統服裝，頭戴精心打理過的帽子、手套和狐狸皮的披肩——只是這是一個跟我完全無關的世界。哪怕只是靠近它，我都會覺得有被監禁的危險。我覺得我幾年前就跟它告別了，但如今媽媽又開始催促我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置身「正經人」當中。
我確實曾設法要跟我父親的兄弟亨利見一面。就是他，結婚三十多年後離開了妻子多莉，宣稱自己曾經為了孩子而守著空洞的婚姻，而現在終於找到了生命中的真愛。那個女人，按照家裡人的說法，是個「紅頭髮的賤婦」。如果你長著紅頭髮，闖入一群「正經人」中間，你離獲得蔑稱就不遠了。他們說她是酒吧女招待。其實她不是，但「紅頭髮的酒吧女賤貨」這個形象太棒了，他們捨不得不用。我爸爸一直不喜歡這位兄弟，但終於發現他身上還是有值得欽佩的東西，他為他開脫，但沒有用。我寫信給亨利叔叔，說我跟其他家庭成員不一樣，我們能見一面嗎？他沒回信。我又試了一次，仍然沒回。他女兒瓊來看我，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痛斥她父親。我問：她父親因為她，幾十年來守著糟糕的婚姻，他難道不多少值得一些感謝嗎？我再也不想見到她。
其實我見的人並不多，很多人都是因為孩子的緣故才去見的。很多帶小孩的母親都是這樣。
比方說，保加利亞大使館每週都會舉辦民族舞晚會。我帶彼得去參加。參加晚會的很多家長都不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孩子才去那裡。
運河邊上有個花園叫「小威尼斯」，現在那裡已經很漂亮，當時卻陰沉破敗。人們在那裡舉行同樂會，尤恩·麥寇爾在晚會上唱歌，那裡異乎尋常地彙集了形形色色的人，這在共產黨文化圈裡很常見。那座房子的主人是昂娜·特蕾西和她丈夫艾利克斯·麥克林德爾。昂娜·特蕾西是上流社會的年輕女人，她的教育引她走上了與眾不同的生活道路。艾利克斯·麥克林德爾在《迪克·巴頓》中扮演特工喬克，《迪克·巴頓》是風靡一時的廣播連續劇。廣播界、音樂界和剛剛誕生的電視界的人在那裡濟濟一堂，當然還有帶著小孩的女人們。那裡的人大部分都是共產主義者，但十年後，大家都不是了，除了艾利克斯。另外還有尤恩·麥寇爾，共產主義吟遊歌手和詩人。
我覺得這些活動讓人提不起興致，這些人全都在跳蘇格蘭民族舞，經常冒著寒冷的濛濛細雨。
每到蓋伊·福克斯之夜[蓋伊·福克斯之夜：每年的11月5日，又稱「篝火之夜」。1605年蓋伊·福克斯攜帶火藥潛入倫敦議會大廈下面的房間裡，企圖炸毀議會。陰謀被粉碎後，英國從此有了慶祝「篝火之夜」的傳統。]或者其他節慶，人們一有借口就會在轟炸區點上篝火，家長們帶著孩子從周圍的街上走來，聚到篝火邊。我會把這裡的業餘愛好者的溫馨氣氛跟我在漢堡轟炸區看到的五朔節之夜的熊熊篝火做一番比較。
我多次領教了英國的凜冽天氣的艱難。巴茲爾·戴維森[巴茲爾·戴維森（BasilDavidson）後來以非洲問題和非洲歷史專家而聞名——原注。]邀請彼得和我去他在埃塞克斯的農舍做客。那裡住著他和妻子瑪麗恩，還有他們的三個孩子。農舍裡有個電暖氣，只有一片，而且大部分時間是關著的。他們覺得當時是夏天，因此不需要額外供暖。我卻覺得要凍僵了。我們都套著層層針織衫，只有我又裹了一床毯子。他們說，我們需要新鮮空氣。我們鑽進汽車，開到一面山坡，風哀鳴著呼嘯而過。我們必須找個避風的地方，他們喊。找到了，一個凹進去一點地方，風在那裡一點也沒減弱，還夾帶著鋒利刺人的雨點。我們蜷縮在一起，吃三文治，從保溫瓶裡倒茶喝。「瘋了，」我對自己說，「這些人瘋了。」但現在我不這麼想了，冷雨不會成為阻礙我散步的理由，我已經跟他們一樣瘋了。
黨經常組織週末遊行，抗議這個、抗議那個，路線通常是從海德公園到特拉法加廣場。彼得喜歡遊行，大多數小孩都喜歡。遊行就像野餐，就像家庭活動。大家互相打電話，約好碰頭，遊行之前或之後去酒吧，或者在遊行途中討論共產黨的事務。我私下裡覺得這種遊行跟教會野餐一脈相承。無論規模大小，這些遊行或「示威」確認了我們的團結，我們站在正義一邊，對抗整個世界。在冷戰的日子裡，人們會衝著我們高聲謾罵，甚至向我們扔東西，這些是對我們的殉道意志的肯定。每一次，組織者都會聲稱參加者有幾百、幾千或幾萬，而新聞上會說只有一半那麼多，或者更少。真實人數居於兩者之間。有次我們遊行抗議削減教育基金，即「巴特勒削減決議」，孩子們興高采烈地跟著我們，嘴裡唱著「打倒金銀花」[金銀花（buttercup）和「巴特勒削減決議（ButlerCuts）」在英語中發音近似。]。遊行、示威和抗議是一件讓人非常愉快的事情，對於有些人，甚至騷亂和跟警察對抗也是很愉快的，人們很少承認這個事實。對很多人而言，這些「示威」就是他們的社會生活。
事實上，我出於革命義務而參加的活動不多。一部分原因是我帶著年幼的孩子，能做的事情有限，還有一部分原因是黨沒打算對我有太多的要求：每時每刻都有「知識分子」在退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