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千萬富翁們突發奇想、想要擁有自己的出版公司的時候，文學便面臨著最可怕的境遇。這是一出耀武揚威的過場，他們當中有哪個真的關心文學？而且他們會立即強迫出版工作變得跟其他工業分支一樣。這些出版大鱷都沒有掙到很多錢，所以我們也許可以寄望於這些大亨很快會失去興趣，而且運氣好的話——我是不是只是在做夢？——這些不自然的出版集團會四分五裂。在出版領域，小的確是最美的。也許我們可以重新回到這樣的狀態：出版社關心書的製作質量，甚至關心一本書的文字校對做得好不好。讀者應該已經覺察到，現在的書跟以前不一樣了：書裡面有很多錯誤。這是因為按照會計師的命令，為了節約成本，出版社經常不僱傭文字編輯，除非作者明確堅持需要文字編輯。
書裡面充滿了錯別字，紙張和裝幀都是最廉價的，而出版社對此根本不在乎——瞭解到這一點當然讓作者感到很氣餒，覺得自尊心受到傷害。
但這並不僅僅是錢的問題。這裡有一種黑暗的、可疑的東西；一種沒有公開承認的需要獲得了滿足。再沒有比這更大的羞辱了：作家被派到遙遠的外地的一家書店，比方說在曼徹斯特（或者底特律），坐在一堆書前面，結果沒有一個人來買，更別說請求簽名了。我在年輕作家身上見到過這種悲慘遭遇。
要麼就來個書展。每家出版社都擺出一排作家等著簽售。知名作家面前會排起長隊；不那麼有名的作家（他們也許跟知名作家同樣優秀）卻干坐在那裡，一小時、兩小時過去了，沒有人走近他們。這究竟是為了什麼？不是為了賣書，是嗎？沒錯。這只是出版社在向其他出版社炫耀自己旗下的作家：看看我的馬廄裡都是誰。
我在多倫多港畔文學節上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我在接待區見到邁克爾·霍爾羅伊德，他是我們時代最好的文學傳記作家之一，他面色蒼白，筋疲力盡，一臉茫然。他的出版商已經派他飛了三次，從多倫多飛往美國三個不同的城市，「推銷」他寫的跟蕭伯納有關的書。在其中一個城市，原定的電視訪談已經取消了，但他到了演播室才知道。在另一個城市，採訪他的人想瞭解一下琳恩·裡德·班克斯的情況，然而他碰巧娶的不是班克斯，而是瑪格麗特·德拉布爾。第三個城市，採訪他的人不知道他寫了什麼。那場訪談連一般的「弱智」都不如。對作者的這種剝削——還有羞辱——已經被視為理所應當。
就在上周，有報道稱，有人說「他們應該在泥溝裡摸爬滾打」，說的是作者推銷自己的書的事。現在一切都昭然若揭。作者身上的那種寫出好作品的才能是無法被控制的，出版商，即便是最好的出版商，有時都會為此而氣急敗壞，甚至覺得不可忍受。每樣東西都可以控制，惟獨這樣東西不行。但總有一些對四處簽售、做白癡訪談樂此不疲的作者，你可以把他們派出去。你可以讓他們去跳圈，而且把這些也寫進合同裡面。出版商經常想遣散所有的作家。他們做出了一些方案：根據套路，把情節送進計算機，小說就炮製出來了。然而很奇怪，這樣的小說缺少那種汁液和精髓，那是他們的所有出版物的基礎。這讓出版商難以接受。作家自己也經常為此而氣惱：最好的作品總是在躲著他們。但這個事實並不讓出版商感到安慰。
有這麼一個場景：一群很有勢力的紐約出版商在一家時髦的餐廳裡圍坐一桌。他們忘了在場的還有一位可憐的小作家（不是我）。他們吹噓自己的力量。「我們造就他們，我們摧毀他們。」也許他們並沒有忘記那位作家：他們需要觀眾觀賞他們的表演。
一位最著名的紐約出版商一直抱著這樣的幻想：把「他的」作家們都牢牢地監禁在一排小農舍裡，就像養馬一樣。我們會被關上一整天，一直工作，傍晚獲准三、四個小時的外出時間，去過我們的無關緊要的小日子，到了十二點再關起來。玩笑而已！
然而仍然沒人能捕捉那些螢火一樣奇異飄忽的創造性的傑作。電影業想花錢買它。自從有了電影，這個過程就一直在進行。一部創造性的小說誕生了，製片人把它買下來。如果作者經驗老道，也許就會微微一笑。製片人對作者竭盡溢美之詞：這本無與倫比的震撼人心的原創作品……相信我們就好，你會看到。作者繼續面帶微笑，保留自己的想法。作者通讀劇本初稿。她（或他）會就事論事地說：但這部劇本跟我的小說沒有多大關係，是不是？這時候，製片人開始念叨「妥協」。「完整性」這個詞出現了：「這個故事最關鍵的完整性在於……」如果作者比較天真，她（或他）會問——她真的很不解——「如果你根本不用它，或者只是在扭曲它，為什麼要買我的書？為什麼不自己寫個劇本，完完全全從頭開始寫？」但電影製片人和整個電影業是文學魔法的真正信徒——這就是關鍵，儘管他們自己不知道。小說具有某種特別的東西——是什麼呢？——它帶著一種氣息，它讓人著迷，他們買下這本書就是為了染指它。他們認為，即便他們篡改裡面的情節或思想，讓它幾乎面目全非，那種魅力或力量的一部分仍然保留在裡面。有時候他們是對的。
他們真的理解其中的奧妙嗎？也許不理解。這些擅長套路的強勢人物對自己佔有的東西非常無知。他們不理解一件事情：電影行業的動力來自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強大的情感能量。每一個從文學的清醒世界來到電影圈中的人都會被這裡的危機、淚水、威脅、歇斯底里、凌晨三點的電話鈴和伴隨著電影製作而來的脫離現實的情節劇弄得暈頭轉向、目瞪口呆。大家到底在幹嘛？他們在製造自己的燃料，這就是答案。他們也不明白他們在多麼浪費地使用這些燃料。
作者可能會（而且是經常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從傳真機上收到幾米長的傳真，或者從快遞員手裡接過幾米長的打印紙（標著「非常緊急，馬上遞送」），上面寫著：「我剛剛讀了你寫的精彩絕倫、引人入勝的小說。我通宵在讀……」接下來幾百字都是類似的話。但激動的情感都注入了這封信中，消耗殆盡。一周後，寫信的人會揀起這本小說，翻過去：「我已經不感興趣了。真滑稽。」
鮑勃·戈特利佈告誡我（當時我還是個年輕作者）：「我給任何作家的建議只有一條：拿了錢就跑。」我覺得這種說法太憤世嫉俗了。但他是對的，除非你很想到那個一切都是海市蜃樓的幻景世界周遊一番。
有人也許認為我講了太多跟出版和出版社有關的東西。但要寫作家的生活，怎麼可能不提到出版和出版社？寫這本書有兩個很大的難題。一方面很難再現當時的冷戰氛圍，它像毒汁一樣滲透到每一樣東西裡面，在今天看來就像神經病一樣；另一方面，向讀者描述我開始寫作時的出版界的氛圍跟今天的差異也是很難的。如果我說，「那時候，對真正的文學的尊重統治著出版界」，年輕作家（或讀者）根本不知道我在說什麼。「你說的是什麼意思？」我想像中的對話者反問我。他們確實不明白我的意思，因為沒有哪段經歷可以教導他們，他們當中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好書和壞書之間的區別。僅僅通過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事情的變化：《觀察家》這類期刊當時只刊登嚴肅書籍的書評，把版面給二流書對它們而言是一種恥辱。如果一個年輕人從來不知道報紙還可以不是這樣，當他在一份被稱為「有品質」的報紙上看到有好幾欄的版面在評論香艷歷史小說或者是充斥著性和暴力長篇故事，而只有一段文字在說一本經典——比方說福樓拜的《情感教育》——再版了，他/她就該知道事情是怎樣的。
我要重申一個（惟一一個）本質的事實：有些書是只為少數人而存在的，無論怎樣吹捧、推銷都改變不了這種狀況；但這些書是最好的書，它們隱秘地、安靜地、不被人察覺地成為最有影響的書，為整個時代設定標準和基調。
我已經上了蘇聯大使館的宴會邀請名單。每逢十月革命紀念日、紅軍建軍節等節日，那裡就會召開大型招待會。我參加過五六次。我並不喜歡去，可我為什麼還是去了？革命義務可以是父輩和祖輩對教堂的義務的延續。現在我能聽到父親的聲音：「主啊，我一定要去教堂嗎？」當母親想去班凱特的教堂做禮拜時，他就會這樣講。一位同志的聲音響起：「你會去蘇聯大使館的，是嗎多蘿西？」
「我想是的。」
大批蘇聯官員在一個奢華的房間裡等候我們。被欺凌與被侮辱的人的代表為什麼必須住在金碧輝煌、光彩奪目的房子裡？這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那些官員幾乎全是間諜，但我們當時並不知情。在場的還有英國共產黨黨員和黨的同路人，其中不乏聲名顯赫的人，比如科學家D.J.伯納爾。他在結晶學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激勵了一代學生，這些學生無論是否共產主義者，都尊他為永遠的導師。早在1930年代後期，他就勸說英國共產黨人去理解：藝術與科學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混淆兩者將帶來毀滅性的破壞。這曾是共產主義領域的主要論題。當時有很多辯論、講座和學習小組。我記得我自己也曾在南羅得西亞索爾茲伯裡的小組裡做過關於這個主題的發言。後來C.P.斯諾吸取了伯納爾的觀點，把它變成了自己的。
這一進程吸引了更多人的興趣。這種情況反覆發生：原本僅限於少數人的觀點，特別是那些受到攻擊和聲討的觀點，展翅起飛，擴散到整個文化。不到十年時間，共產主義內部誕生的詞組變成了語言通貨的一部分：堅實的步伐（我們一定要邁著堅實的步伐）、固有的矛盾、表率、法西斯主義者，其他所有乾巴巴的套話都可以在《泰晤士報》的編者按中看到。
J.B.S.霍爾丹是內奧米·米基森的哥哥，他為《工人日報》撰稿，向人們解釋科學領域的新發現。正是他曾經用這句話鼓舞了我們所有的人：「宇宙不僅比我們一般設想的離奇，它比我們所能夠想像的還要更加離奇。」我認識一些人，他們專門為看他的文章而買《工人日報》，其他內容一概不看。他後來去了印度，在那裡教育了一代印度科學家。這樣的人都很有獨創精神，但他們也像他們的同類一樣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當談論蘇聯時，他們說的每個字都是胡言亂語。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是不是有些人為了在其他方向上取得大發展，需要跟遭到痛恨的少數派認同？這些多姿多彩的人當中有像紅色主教休利特·約翰遜這樣的人，他寫了一本華而不實的書，叫做《世界共產黨人六世》，他是共產黨的帽子上那根最亮麗的羽毛，因為他身居宗教當權者的核心。
沒有誰會說這些客人是一群索然無味的人，但我覺得氣氛非常壓抑。我厭惡那種處在這樣的立場上沾沾自喜的姿態：我們，這群聰明的少數派，在支持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捍衛者，它正在遭受誹謗和不公正的攻擊。然後發生了一件事情，讓我決定再也不參加這樣的活動了。兩個穿軍裝的人在過來，說要把我介紹給一位來自莫斯科的非常重要的客人。他們站在我的兩邊，帶著我，走到一位將軍面前，我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他身邊站著幾位助手，我以為是軍人，但現在想想，他們當然是克格勃。
他身寬體闊，非常結實，眼睛彷彿寒冰，滿嘴都是共產主義的套話：「工人階級……法西斯帝國主義……和平陣線……受剝削的大眾……推動共產主義事業。」我沒有真的在聽。我怎麼了？我要暈倒了嗎？我渾身發冷，掌心出汗。我的脖子後面泛起一陣從未有過的怪異感覺：那裡的短髮豎了起來。我給嚇壞了，滿懷恐懼。他讓我怕得要死。從那以後也從未發生過這種情況。我認為，這是我離蘇聯的殺戮恐怖靠得最近的一次：觸手可及。我沒跟任何人討論過這件事情。它太「主觀」了，任何不能直接解釋的東西，他們都會這樣評價。很遺憾，有些最為重要的、讓你發生改變的遭遇有時看起來非常不起眼，幾乎不值一提。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去參加蘇聯大使館舉辦的大型招待會。
我還跟傑克去過一次捷克大使館。跟往常一樣，我覺得很枯燥。一個不討人喜歡的年輕人纏著我們不放，不斷地為我們端來酒水。當我們說要離開，要去叫出租車時，他堅持要開車送我們回丘奇街。我們沒有邀請他，但他還是堅持著跟我們一起上了樓。在我們的房間裡，他向我們吹噓他的有錢有勢的朋友們，邀請我們參加各種各樣的派對，想方設法讓我們答應會跟他再次見面。他離開後，我們開他的玩笑：他腦子裡面裝著的那些人，不管是有錢有勢的，還是沒錢沒勢的，沒有一個會願意跟這個喜歡攀權附貴的人呆上半小時。他的名字叫斯蒂芬·沃德。後來我們發現，他不僅僅是有錢有勢的人的皮條客，還捲入了間諜行為。他是克裡斯汀·基勒的朋友或情人。當他遇上了大麻煩，那些利用過他的人都棄他而去，他自殺了。同樣，你也會遇到一些在晚宴派對上見過魅力四射的克裡斯汀·基勒的人——「她真了不起……她很機智……她很聰明。」然而當她需要幫助時，她的傾慕者們沒有一個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