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茉艾迪看到了我因為母親即將到來而陷入了某種狀態。她說我應該去找她的一個朋友，薩斯曼太太——《金色筆記》裡的糖媽媽的原型。她說，沒有別人的幫助，我會熬不過去的。她是對的。現在大家都去看心理醫生，或者自己就是心理醫生，但在當時卻沒人這樣做。英國沒有，只有美國才有，但即便在美國，這種現象也還處在萌芽狀態。共產主義者尤其不會去做「心理分析」，因為心理分析按照定義就是「反動的」，或者不需要看定義它就是反動的。但當時我已經無路可走，於是就去了。每週兩三次，大概持續了三年。我覺得心理治療救了我。整個過程充滿了最瘋狂的反常和諷刺，用共產主義者常用的「矛盾」這個詞來描述都過於溫和了。首先，薩斯曼太太既是羅馬天主教徒，又是榮格派心理醫生。和很多藝術家一樣，我喜歡榮格，但沒有理由喜歡羅馬天主教。薩斯曼太太是猶太人，她丈夫很和藹，長得像倫勃朗，是個猶太學者。她皈依了羅馬天主教。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但她說，我想討論這個問題只是表明我想迴避自己真正的問題。她說，羅馬天主教蘊涵著對事物更深、更高的理解，跟女修道院的膚淺有天壤之別。猶太教也沒能達到那種更廣更高的境界嗎？但她不打算和我談這些。「我們剛才在討論你父親，是不是，親愛的？我們繼續吧。」薩斯曼太太的專長在於幫助創作受阻的藝術家消除障礙。他們有的不能繼續寫作，有的無法繼續畫畫或作曲。她認為這是她的使命，但我並沒有「受阻」之苦。她想討論我的工作，但我不想，因為我認為沒有必要。這使她一直覺得很受挫。當我迴避她時，她就會提起這個話題。薩斯曼太太接受過很好教育，是一位有教養的睿智的老婦人。她給予我支持，而這正是我需要的。她支持我抵制我母親。壓力降臨時，我感到難以承受，因為我母親是如此可憐，如此孤獨。她不斷地對我進行感情勒索，但她完全是無意識的。她的狀態讓我變得虛弱——薩斯曼太太只是說：「如果你現在不堅決，你就完了，彼得也完了。」
我母親是……我忘了我母親是哪種原型，只記得她是某一種原型。薩斯曼太太經常用「她（他）是這樣一種原型……」或者「這回是這種原型」來為我們的討論收尾。例如，在不同的情況下，我可能是愛烈屈拉，可能是安提格涅，也可能是美狄亞。問題是，一方面我本能地喜歡「原型」這個概念，喜歡輝煌而永恆的人物，他們從文學和神話中升起，就像大自然從岩石和大山中創造出千姿百態的石頭一樣；但另一方面，我憎惡標籤，不喜歡共產主義，不喜歡它的腔調，因為它總是試圖用惡意而機械的陳詞濫調為每樣東西貼上標籤。然而薩斯曼太太這裡的標籤卻更多，無論你是否把它們浪漫地稱作「原型」，它們總歸是標籤。我不明白，既然她喜歡我「帶給」她的夢，那她為什麼還要在乎我的批評。醫生和護士對待病人就像對待小孩，他們總是說「給我吃藥」、「給我把舌頭伸出來」。
心理治療師也是如此。當我們做夢時，我們是在「給」治療師做夢。順利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心理治療之後，我發誓要做讓她高興的夢。不過在最初的階段，是她要求我做夢，而且最好是連續的夢。她很喜歡我做的遠古時代的「爬行動物」的夢，也很喜歡跟我父親有關的夢——他在森林裡埋得太淺，會從墳墓裡鑽出來，或者會把山上的狼群引下來，把他刨出來。「這些是典型的榮格夢。」她溫柔地說，臉色因為興奮而泛紅。「有時要花幾年的時間，才能讓一個人在這個層次上做夢。」從我有記憶開始，「榮格夢」一直是我的夜間風景，但我沒有做過「弗洛伊德夢」。她說，在適當的時候，她也會運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按照我的理解，她說的「適當的時候」是指當病人處在個體化進程的很低水平的時候，她是想讓我知道我還處於那個階段。[「弗洛伊德夢」總體而言更為個人化，更瑣碎。——原注]
「榮格夢」——太好了，遠古的共同經驗的層面。然而，只要我聽到母親要來的消息就會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頭，做「榮格夢」又有什麼用呢？以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薩斯曼太太，怎麼看我都行，看在上帝的份上，請治好我。
另外一些事也讓我渴望得到支持。
其中之一是我的情人。有天晚上我和茉艾迪·約克爾一起去參加一個派對，我在那裡遇到了一個男人。我當時覺得這就是我命中注定要一起生活的男人，命中注定我要擁有他，依偎他，跟他快樂地在一起。
是的，他有名字，但和其他人一樣，我要考慮到他的孩子和孫子。《皮膚之下》發表後，我遇到了很多老朋友的孩子和孫子。我懂得了，同時代的人對彼此的看法未必和他們的孩子一樣。一個人可能對自己的父母一無所知，更不用說祖父母。難道不是嗎？孩子並不擁有父母的生活，儘管孩子們（也包括我）心懷嫉妒地審視著父母，彷彿父母掌握著自己的命運。
我想起了一個可愛的年輕人。他跟我一起吃午飯，討論他父親。我對他說：「詹姆斯在蘭德的礦上工作的時候——」
「噢，我敢肯定他從來沒在那裡工作過。」他自信地回答。
我對另一個年輕人說：「你不知道你父親很喜歡女人？」我得到的回答是一絲淡淡的嘲諷的微笑，好像在說：什麼？那個老傢伙？你最好閉嘴，畢竟，這跟他兒子沒關係。
我叫他傑克。他是捷克人，戰爭期間一直跟著我們的軍隊當軍醫。他還是——還會是什麼？——共產主義者。
他愛上了我，愛得嫉妒、如饑似渴，甚至滿腔怒火，那是矛盾中的男人特有的怒火。我沒有立刻愛上他。一開始，我喜歡的是他對我的熾烈的愛，我覺得那是繼戈特弗裡德之後一個不錯的機會。對於這件事情，我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迎接合適的男人了。我的「錯誤」已經結束，我在自己最想住的倫敦安頓下來了。我經歷過的一切已經讓我變得適合家庭生活。我現在可以很確信地對自己說，我從來沒有「真正」嫁給弗蘭克·威茲德姆，但我們在一起度過了四年的傳統婚姻。我和戈特弗裡德也不合適，但我們也過得相當傳統。按照法律和社會的眼光，我是結過兩次婚、離過兩次婚的女人。但我覺得這兩次婚姻都不算數。
我那時太年輕，太不成熟了。我跟弗蘭克的那種歡快、親切、近乎草率的關係算不上特別，尤其是在戰爭年代，人們往往輕易就會結婚。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不渴望更好的婚姻。我跟戈特弗裡德的婚姻是出於政治目的，如果他沒有進拘留營的危險，我是不會跟他結婚的。當時，很多人結婚是為了給某人提供一個姓氏、一份護照、一個住的地方。倫敦有些組織專門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他們把那些身處險境的人救出歐洲。在今天這個稍稍幸運的時代，人們或許已經忘了那樣的婚姻在當時其實是司空見慣的。不，我真正的感情生活還在前面，而我已經具備了使關係親密所需的一切才能。我天生可以跟合適的男人融洽，並充滿激情地生活在一起。現在這個人出現了。
傑克來自捷克斯洛伐克一個非常貧困的家庭，是家裡十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他每天要走幾英里的路去學校，就像現在很多非洲人。他們吃不飽，穿不暖。這在當時的歐洲很常見，英國的某些地區也是如此，只是現在的人們不願去回憶英國二三十年代的可怕的貧困。傑克十歲出頭就成了一名共產主義者，跟他的同學們一樣。他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對他而言，黨就是家和未來，就是他最內在、最健全的自己。他跟我完全不一樣。我是有選擇的。我遇到他時，捷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層在全世界的注視下被宣判為共產主義的叛徒，然後十一個人被絞死。那些都是他年輕時代的朋友，是他最親密的朋友，而這一切的幕後導演就是斯大林。對傑克來說，整個世界崩潰了。這些老朋友怎麼可能是叛徒？他不相信。但是黨不可能犯錯誤。他做惡夢，在睡夢中抽泣，就像戈特弗裡德·萊辛。我再次跟一個會從惡夢中驚醒的男人睡在一張床上。
這是他生命中第二次滅頂之災。第一次是他全家——父母和所有的兄弟姐妹，除了一個逃到美國的姐姐——都死在毒氣室。
即便在當時，這也算是一個悲慘的故事，但在那個時代背景下，仍然有很多比這更悲慘的故事。我在1950年遇到的人，要麼參加過緬甸、歐洲、意大利、南斯拉夫的戰役，要麼到過集中營解放現場，要麼參加過西班牙戰爭，要麼就是經歷了各種恐怖倖存下來的難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壕溝和血污滲透了我的童年。傑克的故事讓我覺得像是某種延續：唉，你還能指望什麼？
我們能很好地理解對方。我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現在判斷兩個人的方式會讓那時的我覺得「冷漠」。我現在看著一對情侶，心裡會想：他們在情感上、身體上、心理上都合適嗎？我和傑克在這個三方面都合適，而最合適的也許是情感。我們有一種共同的自然傾向，即傾向於對生活和事件做出黯淡的理解，這種理解較為溫柔的表現形式叫做「諷刺」。使我們不和諧的是我們的處境，而不是我們的天性。我打算跟這個男人永遠地安定下來，而他剛從戰場上回來，要去找他那個多年前結婚的陌生妻子，以及他幾乎不曾會面的孩子。
心理醫生對這種情況習以為常。年輕女人會強迫性地買衣服，如果她們曾瀕臨死亡，或者曾多次割腕自殺，或者曾被父母威脅的。她們格外迷戀著裝，很注重外表的齊整。她們揮霍無度，讓旁觀者困惑不已，其實只是為了使生活齊整，以免崩潰。
一個多年來跟死神賽跑，每次都只領先一小步的男人——如果傑克留在捷克，即便沒有死在毒氣室裡，也可能會跟他的好友一起被當成叛徒處以絞刑——他定會受到各種強烈需要的驅使，而去跟女人睡覺，去佔有女人，以此來確認生命，維持生命，繼續向前。
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我都沒有理由責怪傑克讓我失望，因為他從未允諾過什麼。何況，雖然他沒有親口說「我跟其他女人睡過覺」「我沒打算跟你結婚」之類的話，但他已經以開玩笑的方式把這個意思講得很明白了，只是我不肯聽。直覺告訴我，只要我們在各方面都相處得無比愜意，他就沒有理由離開我。當時的感情太強大了，以至於我根本沒有力量去思考。這或許是所有女人的共性。「真的，這個男人在說胡話，他不知道什麼最適合他。況且，他的婚姻根本算不上婚姻。當然算不上，因為他大多數晚上都在我這裡。」現在我頭腦很清醒，但在當時實在難以做到。
起先我只是因為反對母親而需要支持，而沒過多久，傑克也成了我渴望支持的理由。他是毛德斯萊醫院的精神病醫生。他曾經想當神經科醫生，但當時在英國，神經科太吃香，一位來自「我們一無所知的遙遠國家的醫生」根本無法跟那些英國醫生競爭，於是他進了當時不熱門的精神病科。但沒過多久，精神病醫生就變得很搶手了，甚至比神經科醫生還時髦。他是一個具有批判精神的行醫者。他對弗洛伊德不以為然，並不是因為他曾是共產主義者，而是因為他注定會蔑視弗洛伊德。他說弗洛伊德是不科學的，這在當時相當於攻擊斯大林，或者說攻擊神。我最深刻的記憶之一，是他帶我去牛津聽漢斯·艾森克的講座的情景。當時的聽眾幾乎都是毛德斯萊醫院的醫生，都是弗洛伊德主義者，而講座的主題卻是心理分析的不科學性。那個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年輕人站在講台上，操著濃重的德國口音，告訴一屋子憤怒的人，他們的偶像有缺點。那些聽眾是我見過的最憤怒的人群，而漢斯·艾森克至今仍沒有喪失讓人憤怒的能力。
1994年，我跟幾個年輕的精神病醫生講起這次講座，本以為他們會覺得有趣，結果他們冷冰冰地回答：「他總是胡言亂語。」但是傑克很欽佩他。傑克認為精神分析的基礎是泥做的，這種懷疑把薩斯曼太太也囊括在內——如果連弗洛伊德都不科學，那他又能傳授多少科學的東西給榮格呢？但是我說，我去找薩斯曼太太不是為了尋求完整的思想體系，而且她也會根據實際情況把弗洛伊德、榮格、克萊恩，以及其他合適的理論混合起來運用。傑克覺得我的理由沒有說服力。他說所有的藝術家都喜歡榮格，但這仍然跟科學沒關係，不然為什麼不乾脆去聽關於古希臘神話的講座？效果將完全一樣。他對我的「榮格夢」不以為意，而當我開始做「弗洛伊德夢」了，他就更不上心了。只是我自己覺得不自在。我在按照要求做夢。對一個困惑驚恐、乞求明路的人而言，心理醫生的影響極大，這一點我深有體會。病人渴望取悅導師，因為對她來說，那位導師一半是母親、一半是父親，擁有一切知識，威嚴地座在椅子上。「好了，今天你有什麼要告訴我的？」